抗战时期西北驿运事业研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伊始,国民政府为满足战时运输需要,解决海口封锁、铁路沦陷造成的运力不足,大后方交通运输落后于战争需要的矛盾,将1913年废止的传统驿站运输制度再次恢复,在全国范围内组设驿运机构,组织管理民间运力,发展军需民用物资运输。因着战时西北地区的重要性,该地的驿运事业亦被提上议事日程。西北驿运充分利用各地城乡、民间人力和畜力运输,以运输汽油、桐油、黄油、柴油、羊驼毛、军品及国防器材、钨砂、食盐、邮件、军用被服、药材、水烟等物为主,为抗战运载了大量军需民用物资,为战胜敌国和满足民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西北驿道的开发和管理也对后续发展西北交通运输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反孔”与“拥孔”之争——以1929年《子见南子》案为中心

民国以降,以山东省立二师为中心的曲阜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以孔府为代表的孔氏家族则日趋式微。1929年戏谑孔子的话剧《子见南子》在"圣府"门前的公演,是孔府权威和反孔势力此消彼长的表征。孔氏族人不甘心"宗祖受污",遂在宗族政治要人孔祥熙和国内"拥孔"派的鼎力协助下,越级控告二师师生。二师师生则在力主倒孔的官员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奋起抗争。两派博弈较量的结果是——孔氏族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但二师校长宋还吾并未被查办,只是调离原职而已。此等结果进一步彰显了孔府借助政治势力延缓家族衰落的艰难处境和社会层面反孔趋新的力量之强大。

近二十年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研究述评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①该研究大体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比较直接和全面的研究很少。②进入90年代中期才开始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日本占领期间太原市民的日常经济生活

日本占领期间,太原市民生活负担沉重,生活成本主要包含捐税和不断攀升的物价压力。其中,捐税税目繁多,包括常规性捐税和临时性摊派;物价则随物资紧缺和日伪实施的货币政策飞涨,至1941年通货膨胀率已达101.4%,此后每年持续走高。鉴于太原市民参与社会工作人数比例较高,工资收入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1941年之前工资收入较稳定,恩格尔系数虽显示居民生活水平为贫困,但尚可勉强维生;1941年之后伪市政公署开始实行'劳动者统制',收入不仅没有随物价涨幅提高,甚至部分行业已无法按时发放工资。综合捐税、物价、工资等多方面因素,沦陷时期太原市民生活状况整体较差,贫富差距不大,1942年前尚可基本满足生活需求,1942年后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生存已无所保障。

蒋介石对日战略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曾迁都洛阳，此非临时起意的应急之举，而与蒋介石的对日战略密切相关。“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多次表达与日决战的决心，基于对日长期作战之考量，提出迁都洛阳之设想；“一·二八”事变发生之初，蒋介石一度认为中日决战已到最后关头，为避免政府受日军暴力胁迫，因而将迁都洛阳仓促实施；西迁洛阳之后，蒋介石实施“以战求和”战略，解除了南京的武力威胁，由于洛阳物质条件落后，因而还都南京；此后，蒋介石开始实施对日备战计划，洛阳被定为行都而得以展开各项建设，因此成为北方的战略要地。迁都洛阳乃蒋介石对日战略的组成部分，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少年中国学会与1920年北京大学学生游日团

1920年北京大学学生游日团访日,被誉为五四运动之后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步。游日活动主要由东京帝国大学的吉野作造和新人会、北京大学的李大钊和少年中国学会联合组织,经费来自北大几位教授的热心捐助,成员则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为主,并以该学会名义在日本进行接洽与宣传。少年中国学会因此与新人会联成友会,还与其他新文化团体交换出版物,从而扩大了其在日本新文化界的影响,也实际了解了日本的社会改造情形。北大学生游日团实际上为少年中国学会提供了赴日宣传和考察的平台。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及其特点

近代以后西南地区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等多种原因,城市发展滞后于东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造成东中部地区城市发展断裂的同时,也造就了西南大后方城市整体性跨越发展态势,这一状况可以概括为近代中国城市空间布局的一次重大调整与结构性变轨。由于东中部的各种资源向西部迁移,西南大后方城市在战时国家战略的导向下获得了从政策到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各方面的支持,从而使得这一区域形成了新的城市体系。城市布局和城市类型也得到了较大改变,城市发展出现新的特点。抗战时期西南城市的发展不仅对支撑全面抗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20世纪下半叶西南地区城市发展奠定基础。

战时私立大学与国民政府教育部

1946年,冯友兰在为西南联大迁校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中称：＂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领海划界与捍卫海疆主权——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三海里令”成因论析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领海划界问题上取得了明显进展。1931年,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三海里令,标志着中华民国领海制度的正式建立。此次领海法令的颁布与三种因素密切相关。1930年,第一次国际法编纂会议召开,推动了国民政府对领海问题的关注;南京国民政府关税自主后,为实施新税制,需要建立缉私制度,这需要明确缉私界线,而缉私界线显然与领海界线密切相关;此时日本对华侵渔猖獗,为制止日轮侵渔,国民政府决定制定领海法令。此次三海里令的颁布,在中国领海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亦有其局限。

五十年来徐永昌研究综述

徐永昌(1887~1959),字次宸,山西崞县(今原平市)沿沟村人,曾任国民军第三军军长,中原大战晋绥军总指挥,绥远、河北、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被誉为"受降将军"。抗战胜利后,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等诸多要职。至台湾后,曾任当局"总统府"资政,其后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民国时期中华书局民族品牌形塑探微

与中华民国一起诞生的中华书局,无论是其商标设计,还是其经营理念,均具有鲜明的民族内涵与时代特色。该局以推动教育进步、复兴民族文化为职志,将品牌塑造与启迪民智融会在一起,较好地诠释了"中华"精神,从而实现了企业利润与社会效应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

关于近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性质的再认识——基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材料的讨论

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曾是民国时期挽救中国农村经济危机的重要探索。学术界虽然从不同角度对近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了研究,但在其性质的判定上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本文试图在爬梳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农贷业务合作的农村信用社档案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金融中介理论,对近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及判断标准进行讨论。本文认为,从基本职能、组织机构及经营目标三个方面来看,尽管受近代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及一些政治因素所限,近代农村信用合作社最终表现出来的未必是单一的经济行为,但其金融中介的性质则是非常明确的。

民国教授的三大荣誉——部聘教授、最优秀教授党员、院士

1942年8月,全国大学共有30位教授被遴选为第一批部聘教授。次年12月16日,又有15人当选为第二批部聘教授。1945年5月5日,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了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他们几乎都是校长、院长或著名教授。1948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公布了81人的院士名单,其中既有部聘教授,也有'最优秀教授党员'。民国教授的这三大荣誉,体现了这一时期学术与政治交叉互动的复杂情形。

《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的学术价值

《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收录的所有照片均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其中绝大部分照片来自美军第164照相兵连在中缅印战区拍摄的照片，其余照片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收录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记者所拍摄的新闻照片。

政治符号与社会动员:“二七”纪念与近代中国革命

经过国共两党的不断阐释和塑造，“二七”纪念成为蕴含着“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等多重意义的政治象征符号。“二七”纪念不仅是国共关系的睛雨表，也是近代中国革命中一个有力的社会动员工具。纵观整个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纪念的占有和阐释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国共两党共同拥有，到两党互相争夺，再到中共独自掌握了“二七”纪念的话语权。中共对“二七”符号的拥有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中共的政治动员技术和话语操控能力渐趋成熟，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共这支革命力量的渐趋壮大。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宣传策略探析——以《支那事变画报》为例

《支那事变画报》既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的主要舆论宣传工具之一,也是记录日本侵华罪行的直观铁证。炫耀武力进而鼓舞、提升日本官兵侵华的战斗意志是《画报》最为重要的宣传使命。《画报》极尽炫耀之能事,详细记录了日军侵华的一系列罪恶行径。由于《画报》以美化日本侵略为职责,因此对日本占领区＂解放＂＂复兴＂之类照片的编排也是煞费苦心,在宣传和树立日本＂道义＂形象方面更是绞尽脑汁。本文对之进行系统梳理进而揭示其为配合日军军事进攻所采取的宣传策略,将有助于深化抗日战争史、民国史乃至报刊史的研究。

1927～1932年间的陕西旱灾

陕西从1927年夏开始爆发旱灾,到1928年出现大范围的以旱灾为主的各种灾害,一直持续到1932年夏为止。此乃该省历史上影响最大、破坏力最强的一次毁灭性灾害,其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受灾人口多,对整个陕西社会经济乃至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次旱灾主要由天灾引发人祸,人祸加剧天灾,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使灾情愈益严重,并由此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农业生产力大幅衰减以及人口买卖、食人惨剧等不良社会现象发生。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武装护渔政策初探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日本对华侵渔活动猖獗。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颇为积极的应对政策,制定了一系列制止日人侵渔的措施,武装护渔就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南京国民政府的武装护渔政策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入侵渔轮有一定威慑效果。但是,单纯的武装护渔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人侵渔问题。总体而言,由于多种原因的存在,武装护渔成效有限,日本渔轮仍不断在中国沿海侵渔,有时甚至非常猖獗。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武装护渔政策的失败说明,渔权的维护需要强大的海军,缺乏这一条件的近代中国难以有效保护本国渔业。

三十年来民国保甲制度研究综述

自清末新政以来，从西方舶来的地方自治开始取代传统的保甲制度并成为国人热衷的对象，但地方自治在中国的实践却难以如人所愿，基于诸多考虑，20世纪30年代初，初掌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将保甲制度推到了历史的前沿。然而，此时的中国社会已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发生了质的变化，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思想文化开始将这个古老而文明的封建帝国推向了近代化的漩涡。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

民国时期婚姻自主权怎样发生变迁——以代际冲突为焦点的考察

从清末到五四时期，在国家政策、法律乃至一般社会舆论层面，关于尊长主婚的规则保持了一定延续性。不过，随着新思想的传播，由择配问题引发的代际冲突波澜初起，但尚属个别现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式知识分子争取婚姻自主权的呼声渐成潮流，对青年从抽象的思想激励进入具体的方法指导。关于择配问题的代际冲突，成为一种流行并引人关注的现象。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政策及法律对婚姻自主权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社会环境总体上呈现出对青年越来越有利的局面，但当时政策、法律实施的效果使代际冲突的内涵更为丰富。年青一代争取婚姻自主权的历史过程，是中国近代婚姻文化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深刻反映了婚姻文化变迁的精神内涵，也彰显出它与整个近代社会变迁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