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价值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以人的进步和发展为前提的,没有人的进步和发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艺术的教育和普及来完成的,这是我们阐释艺术当代价值的目的所在。艺术的当代价值除了传统上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和审美价值外,还表现为艺术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容引领文化发展的文化价值;艺术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新兴产业的经济价值;“艺术城建”和“艺术乡建”如火如荼展开的社会价值等。因此,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艺术工作,惟其如此,推进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新文科建设与中国美术史书写的“破”与“立”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美术史书写维度,应该是在充分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生成的语境下,通过学科交叉和跨界融通,在原有学科体系基础上不断升华与拓展,从学科交叉的边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与新的知识领域,以包容的姿态和学科新理念,进一步激活中国美术历史写作范式的多种可能和可行性,构筑更加完备的美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新文科建设所倡导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如其他人文学科研究一样,在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的同时,强化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提升新文科教育以文化人等方面的新动能,进而对塑造新时代人的精神品格、美育素养和价值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探析

“温暖现实主义”是新时代文艺创作观念的新风尚与新思潮。作为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念,“温暖现实主义”是对已经生发文艺创作景观中创作观念的提炼概括,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现实主义创作必然产生的结果。从哲学层面上看,“温暖”与现实主义本来“冷峻”的特征是对立统一的,它从生理与心理两个层面调和了现实主义文艺审美过程中产生的“痛感”与“快感”,并能够拉开彼此间的审美距离。同时,“温暖现实主义”在社会层面上也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温暖”是“现实主义”独特的创作观念内涵,“温暖”首先就是一种现实主义全面客观的正面视角,其蕴含的悲悯情怀,归根结底是文艺工作者良知与人文情怀的展现,而且“温暖”能够在作品中营造充满“希望”的氛围。

交集与汇通:电影工业美学的“工作伦理”兼与其他学派关系的思考

电影工业美学主张电影从业者秉持踏实勤恳、理性自制的职业精神,在电影制作的复杂流程中,各司其职、尽职尽责、高效配合,使电影实现品质和效益的最大化。这种“工作伦理”精神体现在电影的内部/外部层面。在内部层面主张制作表达大同性、常人化伦理观的电影作品,并与电影伦理学共同关注中国电影对伦理底线的恪守;但电影工业美学倡导对伦理表达方式的宽容。在外部层面,电影工业美学主张电影的大众文化品性,即对新老受众群体——“常人”所赏之美给予尊重。其“工作伦理”精神则与电影共同体美学在电影系统的和谐高效方面追求一致,但主张避免过度注重整体共情,造成电影审美上的单一。电影工业美学的“工作伦理”旨在通过维护电影制作过程的伦理和谐,提升电影的品质,促进电影传递正向伦理,丰富其伦理品格。电影工业美学与电影伦理学和电影共同体美学交集汇通、“互文”互见,既提升了中国电影的伦理品格和人学高度,也是对“中国电影学派”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建构务实的有效实践。

戏曲、曲艺学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的现状调查与建设方略

面对当前戏曲与曲艺学学科体系建设存在的理论研究与当下的舞台实践脱节现象较为严重、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动手能力的教师紧缺、教材没有构成体系且高质量的教材较少等问题,其未来学科体系建设方略为:要明确构建戏曲与曲艺学学科体系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承发展戏曲、曲艺;对戏曲、曲艺学学科进行科学的二级分类;培养出一批知识与技能相结合、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创新能力的教学、科研人员;顶层设计、集中统一、有计划地进行教材建设。目前戏曲学界在戏曲文献整理、戏曲文物研究、概念与体系研究、古代戏曲研究、现当代戏曲研究、戏曲海外传播研究、木偶戏和皮影戏研究等领域的许多成果超越了前人,但是戏曲的学术体系构建还远没有达到完成的地步,其提升的空间依然很大。曲艺的学术研究在近十多年来发展较快、取得的成就也较大,然而其学术体系的建设才刚刚起步。戏曲、曲艺学学术体系的建设要坚持理论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思想——引导学界研究戏曲、曲艺在保护、传承、发展上亟须解决的问题;研究应面向所有的戏曲剧种与曲种,对它们的历史、现状、特征、发展的规律做深入的探索;以国家级、省部级的科研项目对戏曲学术体系内容进行拾遗补阙,并着力促进曲艺学术体系的构建;营造以追求高质量成果为学术研究目标的良好风气。既然戏曲与曲艺已被列在一个学科之内,又有着许多共同点,戏曲学就应该携带着曲艺学一道前进。

中国电影文化的伦理建构

在全球化时代,视觉文化转向、价值观多元化等趋势将中国电影文化不断推向未知与尴尬的境地。因此,中国电影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伦理的引导与规训。在“三大体系”建设的时代呼声中,中国电影文化应以传统伦理为基底,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价值观念,沿着电影文化的生成肌理,通过思想文化层面的共同体美学价值理念传续、叙事文化层面“手段善”与“目的善”的统一、镜头文化层面的诗性镜头建构,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中国电影文化伦理价值体系的建构,助力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的生产。

“全球视野”下的民族舞蹈和世界舞蹈——兼谈中国舞蹈艺术的审美文化观

20世纪以来,以舞台演绎形态出现的中国各类舞蹈和舞剧都呈现出“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混融,所不同在于主体文化和他者文化的不同强调。从“渊源差异”角度,中国舞蹈可分为民族舞蹈与世界性舞蹈。从“时代性质”角度,当代中国应跳脱“现代即西方,传统即中国”的思维模式。两者的关系既体现为差异性,也可以有相融、互通、互补的因素。在自觉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舞蹈文化的过程中,既需要回望并重新发现“传统”,也需要在“全球视野”下“讲好中国故事”。

构建艺术管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现实思考

构建艺术管理学“三大体系”,已成为推进该学科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要坚守中国特色原则、科学发展原则、跨学科建构原则、实践性原则。艺术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可从多个维度来审视:一是纵向结构研究,二是横向结构研究,三是艺术活动部类的管理,四是艺术活动运行的管理;其学术体系的构成要素,一是基础理论研究,二是应用理论研究,三是应用研究;其话语体系的基本形态包括:以中国风格和语境为主体的话语构成,艺术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语境相融合的话语构成,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相结合的话语构成,学术性与实证性相结合的话语构成,艺术语言、理性语言与科技语言相结合的话语构成,各艺术门类交织与融会的话语构成,等等。构建艺术管理学“三大体系”应采取多种策略,包括准确把握艺术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与社会属性,强化艺术管理学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相互支撑,促进艺术管理学学科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的同步演进,科学把控艺术管理学学科研究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的分类培养等。

祛魅与存真——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存在方式探析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艺术的存在方式也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存在方式,其最核心的内容依然是亘古常新的艺术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19世纪以来摄影与录像、扫描与复制等技术的不断进步,已经促使人们对传统艺术的存在方式产生了越来越深的怀疑;那么20世纪中后期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以及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技术,则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传统艺术存在方式的认知。伴随着技术性因素的不断发展,艺术的本质属性也在“祛魅”与“存真”的变迁与坚持中愈发清晰。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否具备艺术创意的能力,已经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艺术之为艺术,归根结底并不取决于技术性因素的变迁。

中国画的触觉价值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艺术史家如伯纳德·贝伦森和沃尔夫林等人已发现了绘画并非只具有视觉价值,还有其触觉价值。比较而言,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中,不仅古玩、玉器、奇石等物具有触觉价值,中国画也有一种独特的触觉价值。中国画的触觉价值源于中国书画的亲缘性。中国历来有“书画同源”“书画用笔同法”之说,而书法用笔形成特殊的“笔触”,书法审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笔触审美。中国画的触觉价值有深浅两个层次。浅层次是笔触,深层次是笔墨。在中国绘画史上,触觉价值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相较而言,元代以前的中国画,其触觉价值偏于笔触;元代以后的中国画,其触觉价值偏于笔墨。

慢电影语境下华语艺术电影的凝滞气质

慢电影作为一种新颖的电影理论概念或方法,正在被各国艺术电影研究所接受、运用和扩展。在慢电影的语境下,对华语艺术电影,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作品,进行美学和语言表现的深入剖析,并在与西方慢电影的比对中,可以概括性地归纳出华语艺术电影的主要特征:即通过固定的或缓慢移动的摄影长镜头、静观默念的非人格视点、非戏剧长镜头抒情性缝合、非线性的松散时空结构等方式,展现出东方诗意美学的凝滞特质。华语艺术电影虽受欧洲慢电影的影响,但固有的东方时间观及中国传统的生命意识使得其叙事手法、视听语言编码、空间构成等体现出自己的风格化倾向,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家庭观及抒情性的文艺观高度契合,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

数字时代传统文化经典再IP化的趋势特征与多元动力

传统文化经典在数字时代的传承与创新,呈现出再IP化的趋势。传统文化经典再IP化,是传统经典依托数字技术的再创造,它以知识产权为核心支撑,并且在介质、感知、功能和运营等维度呈现出跨界融合的趋势特性。传统文化经典再IP化受到多重力量的共同驱动,具体体现为宏观层面的文化安全、文化本体层面的传承需求、科技创新层面的“双向赋能”,以及受众群体层面的代际转换等。但是,传统文化经典再IP化不是简单地将经典的场景予以数字化呈现,而具有一套以观念旨向、业态创新和场景饱和为要素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体系。

从街头到礼堂:云南校园话剧运动三十年(1920—1950年)

云南校园话剧活动并不全然是由当时内迁云南的外来院校所引领的,它有其内生性的自发驱动力,影响力辐射延伸至校园之外,还引起过社会层面的讨论。基于抗战时期戏剧出版物的传播背景,在举国一致的抗战意志的作用下,云南师生群体有着强烈地将文字出版物转化为行动表现力的能力与集体意愿,于是,成为云南街头剧运动的主体,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参与了抗战时期的舞台语讨论运动。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街头的云南校园话剧演出活动,在40年代走入了礼堂,表现出规模化、庙堂化和复杂化的整体特点。云南校园话剧运动三十年提供的启示是:校园话剧应是社会演剧的主潮,庙堂化的范式转向未必完全是正向诱导因素,应重视校园话剧的原创性内容。

慢熟的土地:清末到民国的云南话剧文学(1913—1949年)

云南话剧文学的发展起步很早,经历了从萌芽到潮起、寂寞呐喊和学步模仿再到激情怒火中的爆发几个阶段,有学生的集体创作,也有个人的苦闷绝叫,还有时代催生的民族激情,更有民主大潮中的社会呐喊。云南话剧文学创作演出的构成分为本土剧作家的本土创作演出和外来剧作家在云南的“在地”创作演出。在这一时期里,云南现代话剧文学创作蹒跚地走向初步成型,耕耘中,远远守望着姗姗来迟的成熟。

说“扭”:中华民族舞蹈原始发生蠡测续说(一)

“扭”,作为秧歌舞蹈中最显著的动态特征及其律动根源,是中华民族舞蹈原始发生值得关注并应当探求的一种文化现象。从陕北秧歌的“扭摆走”到东北秧歌的“稳中浪”,从胶州秧歌的“翠花扭三步”到安徽花鼓灯的兰花“三掉腰”等,不同地域的秧歌、花鼓灯舞蹈,由于不同动态的参与,“扭”得异彩纷呈。然而各地秧歌中“扭”的成因却不尽相同:“兰花”舞蹈之“扭”的直接成因是“女子缠足”习俗,东北秧歌的“浪”是高跷舞蹈对“扭”的极大夸饰,冀东地秧歌“拉骨抻筋”呈现出“扭”的复杂形态,山东鼓子秧歌“花子”的舞式之“扭”强化了舞动之“扭”。在“视觉格式塔”视域中的秧歌舞蹈“绕菠花”“扭场子”,是“扭秧歌”的最高境界,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没有持举龙形道具的“龙舞”。目前的秧歌舞蹈主要存在于北方“旱作文化”之中,走出“水田”去探求“秧歌”与“稷神”的关系,会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艺术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现代化历史语境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赋予”的辩证关系,因而,脱离现代化历史语境,就无法辩证地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难以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或“现代性转换”。从文化哲学视域看,“创新自觉”需要“文化自觉”和“哲学自觉”,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与中国生命哲学智慧的会通融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高度契合的哲学基础与阐释视域。从现代性理论视域看,在20世纪现代性反思中,以儒道两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成为补救西方现代性缺欠的重要思想资源,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为现代视域,重新阐释儒道美学的精神实质、生存智慧与审美境界,才可能赋予传统以现代意义,真正实现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现代性转换。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在中国艺术管理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实践中,初创期的“拿来主义”“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知识生产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事业发展的需求。因此,必须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特有的话语体系。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梳理民族文化发展中源远流长的文治传统,并对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独特的文化治理经验进行挖掘、凝练。其次,还要依托“人民至上”的“文化代理”原则与方法,总结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经验,提炼基于国家文化治理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的知识谱系。最后,更要结合当下的重大实践命题,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管理的实践逻辑,以期通过文化政策和艺术管理的升级迭代助力进行艺术的“中国之治”。

基于数据分析的中国舞蹈学“三大体系”建设现状及对策建议

对中国舞蹈学“三大体系”进行系统建构,明确“三大体系”的建设对象乃是当务之急。中国舞蹈学“三大体系”的系统建构密切关联着舞蹈的教材、期刊论文、博士论文以及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为引领的各类基金的资助项目。尽管中国舞蹈学发展的数十年来,事关“三大体系”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旧存在诸多问题,诸如史与论发展不均衡,理论成果具有碎片化、个人化标识,学术研究“亲缘性”结构意识淡薄以及缺乏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对话意识等问题。建构中国舞蹈学“三大体系”要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开掘舞蹈史研究深度、明确精准向度,创新本土话语理论的研究范式;二是梳理学科内部系统关系,加强学科内在凝聚力;三是打破学科壁垒,建立融合跨学科、多学科的系统思维;四是借助“三大体系”研究,深入探讨舞蹈原理创新问题。

云南当代话剧的演出“空间”与“物造型”发展研究

云南当代话剧的演出“空间”与“物造型”,自有其发展状貌。随着演出“空间”的变化,创作者从一开始受演出场所的限制,只能靠“写意性”的点染和“象征性”的表现产生舞台上的“写实”效果,到走出剧场空间的“限制”和物质条件的“将就”,运用高科技的舞台技术手段表现戏剧情境流变中任何需要的时空环境和诗意幻境。云南戏剧人对都市戏剧演出空间的开发,是云南话剧演出新空间里出现的新动态,是充满了探索能力和发展活力的新动向。

内嵌式介入:工匠主体性视域下设计介入传统手工艺的另一种可能

作为关键变量,工匠的主体性关乎传统手工艺设计实践中守正和创新的关系调适,深刻影响着设计介入方式的变迁轨迹。内嵌式介入正是为更加释放工匠设计活力而提出的新介入方式。既有介入方式呈现为外源性的介入特征,以设计师为介入载体,依托设计师与工匠的关系调适来促进工匠的设计参与,但其效果因二者间的权力关系而存在不确定性。以工匠为设计介入载体的多维艺术实践表明,内嵌式介入以具有现代设计知识的工匠为驱动中枢,以他们内在的知识交融转化为核心动力,以“单核驱动,多主体协同”为关系网络特征,能够有效规避工匠在设计介入过程中的边缘化风险。这既为协调传统手工艺设计实践中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提供了自决性方案,更为传统手工艺走向自主创新设计提供了契机。同时,规模有限、关系网络构建不够成熟、内嵌式与OEM及协同设计模式的关系问题仍需要在政策、实践和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解决,以推动内嵌式介入成为传统手工艺创新设计的成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