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智能家居,再到今天我们要探讨的AI文学、AI绘画和AI设计。这些领域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更为我们的学术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AI艺术的发展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艺术解释需求。AI艺术具有更强的算法性、自动化和可重复性,这使得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生成大量的作品。

人工智能潮下AI设计的应用与挑战

作为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探路者”,人工智能设计主要是在海量的数据基础之上通过一连串严谨的算法来进行一系列便捷化、高效率生产的一个过程。目前,人工智能在平面设计、服装设计、建筑设计、音乐设计等方面皆有较为出色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手工设计行业带来了某些冲击和挑战。未来,传统手工设计领域将会以何种姿态迎接人工智能设计带来的行业竞争压力,以及在AI设计席卷全球的大环境下传统设计如何保持自身优势不落下风,是一个需要被重视的问题。

存在与显影:当代科幻电影中“仿生人”形象的焦虑情感研究

当代科幻电影中的“仿生人”形象趋向现实,在不同的未来想象中呈现出了不同的人类特质。“仿生人”的真实性与智能性让其与人类的区分逐渐模糊,科幻电影中创作出的“仿生人”不仅拥有心智,而且拥有情感,其表现出的一种重要情绪状态就是焦虑。焦虑在“仿生人”这里,成为一种影像中的现实可能。这既是对人类情感的模仿,但又显现出与人类不同的焦虑核心。“仿生人”焦虑的源头、焦虑的要素、焦虑的影响都在科幻电影中折射出来,其焦虑既是智能技术愈发成熟的必然存在,也是人类社会焦虑的必然显影。在这种存在与显影的交织状态中,“仿生人”的焦虑逐渐清晰。

新见关于胡适的两则史料——胡适在东南大学演讲的时间与版本考辨

胡适曾经多次在南京东南大学演讲,其中《再谈谈整理国故》和《书院制的史略》的演讲日期几乎从未被质疑,《胡适文集》《胡适全集》的出版更使其成为定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胡适1923年的演讲还有不同的记录版本。根据民国《时事新报》《教育汇刊》上的两则新史料即华甡笔记的《胡适之在宁讲演——题为再谈谈整理国故》和方明荣、陈家栋笔记的《书院制的史略》,可对这两次演讲的时间进行勘正。此外,版本校雠的结果也显示,清代朴学家阮元主编的《经籍籑诂》和兴办的杭州诂经精舍,直接影响了胡适演讲的言外之意。

介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论析“百花文学”对“解冻文学”的接受与变异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开启“苏联化”进程。苏联的内部改革及“解冻”思潮也波及中国思想界,1956年至1957年短暂出现的“百花文学”在思想与文学创作上都深受“解冻文学”影响。“百花文学”作家群体在回应时代要求的同时,选择性地接受与阐释苏联经验,从而对社会主义建设路径与知识分子主体重构等问题做出颇为独特的回答。那么,以苏联“解冻文学”为参照系,重新阅读“百花文学”相关小说文本,能够进一步探析“百花文学”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对“解冻文学”的接受与变异,及其介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位置的缘由。

《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

文学会议既是当代文学的鲜活内容,也是当代文坛极富“中国特色”的文学制度,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斯炎伟著《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首次对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作了全局性与系统化的专门研究。“上编”主要回答中国当代文学会议“是什么”以及“如何影响文学的生成”这两个问题,涉及当代文学会议的身份、性质、功能、组件、衍变、运作等多个元素。

华锺彦先生文学视角的《诗经》研究

华锺彦先生十分强调文字学、训诂学在《诗经》释读中的作用,重视时代背景,善于知人论世。他注重文学的评赏与感悟,最重真情,若以虚假或矫情为诗者,词虽美亦不足取。《诗经》“美刺”之外,拈出“悯”一类诗,将美、刺、悯三者并列,是华先生的独创,可视为对《诗大序》的发展。诗人感情的表达是和思想紧密联系着的,二者常常难以分开。在讲解某些篇章时,华先生常常会不自觉地联系社会人生,生发感慨,这当与他本人学者兼诗人的特点有关。在叙事兼抒情诗中,他认为“省略”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这是诗歌尚简约的特点决定的。华先生还特别重视《诗经》的“乐歌”问题,即从音乐性的角度来论诗,指出一些诗章,尤其是劳动时的歌唱,只要积极、愉快、有美感,便是好诗。

青年与“国故”:北大“新潮”师生的学术活动与志业选择

1917年,蔡元培入掌北京大学,继而引发一系列人事变动,“学问”在其中风气渐移、面貌益新。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旨趣相近且趋新的师生们得以相知聚集,由此发生密切的学术互动,相互塑造,共同建构,陆续突破旧日森严的家法门户,也由此形成了自身的学术形象。在师长一辈如胡适、钱玄同,学生如傅斯年、俞平伯、顾颉刚等人的共同探索下,现代学术事业上承民初以章氏学脉为代表的考据之风,与西学合铸出一套为人信服的“科学方法”,并以“整理国故”作为任务和目标,最终实现了学术方法的继承、学术对象的延伸及学术风气的迁移。

赵清阁主编的两份刊物与新见笔名考

《河南民报·女子文艺》不仅是赵清阁主编的第一份期刊,而且可能是河南省乃至中原地区最早宣传妇女解放的专门刊物,在现代女性报刊史上值得记上一笔。综合性刊物《中央日报·教育与文化》的影响力虽然不及《弹花》,但主编赵清阁仍然希望能够突破官方刊物的制衡,及时介绍文化动态,为抗战文教事业保留一份史料,同时以敏锐的批评关注社会事件,追踪新书新作,因敢于发“一点牢骚”、说真话,不到半年即无疾而终。在清阁、赵天、青谷、清谷、人一、骚人、铁公七个笔名之外,赵清阁还至少使用过涤凡、涕克、凡、清、菁蒂、若菁、天我、中明八个笔名发表过文章。

AI绘画的发展与现状及其对人类主体性的确证

随着数据、算力与算法的全面提升与更新,AI绘画已经从最初的概念、实验,加速发展为大众化的现实,并落地于各类应用场景。关于AI绘画的诸多争议也从曾经的理论假想变成了现实困境。无论是AI绘画在艺术行业生态中引起的巨震,还是随其而来的真实性危机以及文化工业问题的加剧等问题,似乎都指向AI对人类主体性的挑战,引发了AI取代人类艺术创作的担忧。本文认为AI不仅不会超越、取代人类艺术创作,反而能够敦促人类进一步自我认识,是对人类主体性的确证。

《维罗纳二绅士》:“原型故事”与“意大利式喜剧”

莎士比亚早期喜剧《维罗纳二绅士》(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约创作于1589-1593年间,描述意大利维罗纳城两位绅士求爱的故事,洋溢着对美好爱情的歌颂、对背叛友谊的批判,充满幽默、欢乐的谐趣。该剧主要情节参考借鉴了葡萄牙作家豪尔赫·德·蒙特马约尔、英国学者托马斯·埃利奥特、剧作家约翰·利利、剧作家罗伯特·格林等人的作品。另外,曾被视为莎翁原创的角色朗斯和他的狗克莱伯,灵感亦归功于他人。作为最早的莎剧之一,该剧结构薄弱,主题单一,手笔略显稚嫩,但仍为莎士比亚喜剧艺术奠定了基础。

薛纽伯与陈独秀早期思想

法国历史学家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在陈独秀早期思想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经由文本对勘可以发现,陈独秀对《现代文明史》第三章的翻译凸显了历史进步和现代文明诞生的方向感,接受并加强了法国大革命的单一起源叙事。这与陈独秀的反传统主张、对法国思想的重视等侧面构成了隐约的呼应。而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陈独秀改译《现代文明史》原文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并沿用薛纽伯的“民主/平等”框架展开现代文明观的论述,将社会主义视作现代文明内部不稳定的、自我否定的契机。这一高度敞开的现代文明视野,不仅支撑着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发言姿态,或许还为他日后的正式“左转”埋下了伏笔。

AI文学的跨媒介起源与数据化反思

AI文学的本质从艺术起源来看,可以理解为“规则化”和“数据化”两个特点与趋势的统一。通过考察20世纪中叶与AI文学相近的不同艺术门类实践,可以发现“规则化”和“数据化”是一个具有跨媒介性的整体艺术现象,体现了20世纪中叶的技术现代性变化,以及由其所塑造的对于主体认知能力与计算机之间的功能性类比。当今,AI文学的生产过程还深度介入了数字资本主义体系,因此有必要从一般数据、数字劳动等维度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

阮籍《咏怀》使事用典的类型特征与文学史意义

前代注家对阮籍《咏怀》诗中典故的理解,可以分为结合历史索隐本事和结合文本粗明大义两种方法,这种阐释方法的差异包含着对《咏怀》用典修辞特征的不同认识。事实上,阮籍所用典故并不必然是对魏晋易代的比附,也不是在诗歌中简单复现前代典籍的故事、传说等内容。《咏怀》通过演绎、绾合等手法,将来源广泛、主题多样的典故在一首诗中有机融合,形成新的主旨表达。《咏怀》将典故与诗歌修辞艺术和内心情志抒发相统一,不仅扩大了诗歌用典的取材范围,也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用典修辞艺术的进一步成熟。《咏怀》借典故表达情志思想的作法,既是汉魏诗歌自然抒发的表现,也体现出阮籍逐渐脱离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创作思想,在五言诗中探索文人化的表达方式,是魏晋之际五言诗文人化程度加深的重要标志。

清末白话报刊与新文学读者的产生

清末白话报刊对文学革命及新文学的影响,除了作家和作品之外,对新式读者的培养是非常重要而往往被忽略的一个方面。清末白话报刊的读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粗通文字、散落在各行业与阶层的普通读者,他们成为新兴媒介的最大支持者;二是大中小学校的学生、政府衙门中的公务人员、新军中的军人等社会团体的读者;三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正是清末白话报刊培养的这批新型读者,才使新文学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

罗家伦的广播演讲与“讨汪扩大”宣传运动的展开

1940年2月6日,罗家伦作广播演讲《新“田中奏折”与门户的关闭》,“讨汪扩大”宣传运动也渐次展开。从五四时期的学生宣言,到东南大学时期的学术演讲课程,再到中央大学时期的演讲周,“演说”遂成为观照政学双栖的罗家伦的一大线索,在声响势能的释放中包纳了知识传递与情感动员的多重功效。而对读档案中罗家伦的广播演讲原稿与文集定本,失落于历史现场的演说语式、语势、史述及相随的“情动”效能,也能在跨媒介的“广播”助力下得到一定程度的显现。在此后“讨汪扩大”宣传的实践中,“史地”课程、广播演讲与大众文艺的推展成为其中最核心的三个面向。

作为喻象的贝亚德——埃里希·奥尔巴赫的喻象现实观与但丁研究

奥尔巴赫思想的一大关键是喻象现实观,他提倡“客观化的主体”,即主体通过感性领会事件并做出行动而合于历史真理。喻象的构成与诠释都有赖这一意识,而最能体现奥尔巴赫喻象现实观的,是他的但丁研究。与弗里切罗认为奥尔巴赫观点不适用于《神曲·天国篇》相反,奥尔巴赫对贝亚德的诠释表明,《天国篇》中的感性与真理通过贝亚德的喻象交融。没有尘世经历的贝亚德,反而引起但丁对她的尘世感性记忆,使尘世情爱贯穿但丁求索真理的旅途,并成为后者领悟的契机。通过贝亚德喻象,文学人物但丁、作者但丁与《神曲》读者共同得到成全,而奥尔巴赫的喻象现实观也淋漓尽致地呈现在其中。

符号·图像·文学母题:周文王“非熊梦”源流考

“非熊梦”是一个常见的文学母题。汉简《六韬》与唐代的《史记》文本中已出现周文王获“非熊”的卜辞,与唐代避“虎”讳无关,“非熊”在唐代就已成为吕尚的代指。《左传》与《周志》及《离骚》王逸注文中的“梦黄熊”与“梦得圣人”之事,是“非熊梦”的两种叙事蓝本。唐代李商隐运用高超的使事、用典技巧,将“非熊”与“梦得圣人”进行联结,形成“非熊(罴)梦”的文学符号,这在宋代得到广泛继承。元代建本《武王伐纣平话》不仅对文学母题“非熊梦”加以详细叙写,更将之刻为插图。明代《列国志传》与《封神演义》对于“非熊梦”的改写呈现出“羽翼信史”和“谬悠荒唐”的不同题材特征。建本《平话》、建本《志传》与吴本《志传》中的“非熊梦”插图相异,而吴本《演义》的文、图则更多受到建本《志传》的影响。

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社会,更不能忘记人——《社会·历史·文学》编后记

一《社会·历史·文学》论文集,是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以下简称“读书会”)核心骨干成员的第一部自选文集,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的阶段性成果。为了避免和“读书会”其他出版成果重复。

要重视和加强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性——在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5届(开封)年会上的发言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中国新文学学会第35届年会,我发言的题目是《要重视和加强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性》,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文学研究为什么要跨学科?首先,因为文学是一个多学科知识的有机综合体。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性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