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如何激励管理层主动履行ESG责任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对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如下:管理层股权激励正向影响企业ESG表现;作用机制检验显示,管理层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和降低代理成本两方面促进企业ESG责任履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信息透明度越高、融资约束越低的企业中,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ESG表现的正向影响程度越大。

乡村振兴背景下建立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的挑战与智慧化进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宜业宜居乡村更具现实紧迫性,对未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成效、治理能力以及持续性管护提出了新要求。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治理体系、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使长效管护工作执行便捷化,利于多方管护主体协同共治,创新了长效管护监督新格局。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初步探索之期,面临农村地区人居环境基础条件不健全、管护资源匮乏、农民群众参与度较低、管护主体联动困难、人居环境监督不到位等障碍与挑战。针对此种状况,应将数字治理方式引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的智慧化设计,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工作的推动作用,实现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生态宜居和美持续化、长效化,进而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自贸区设立何以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贸易、投资与创新的视角

自贸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其带来的制度创新与全方位改革对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借助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情景,系统考察自贸区设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从作用机制来看,自贸区设立通过贸易效应、投资效应及创新效应三条内在路径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自贸区建设引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在不同设立批次、区位特征省份间存在异质性,且对设立批次早、内陆地区省份产生明显偏好。拓展性分析发现,自贸区建设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探索提供了全新视角,实践上为自贸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证据。

“一带一路”核心区十余年与未来发展研究——兼论统筹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高质量建设

“一带一路”核心区高质量建设走过了取得丰硕成果的十余年。新疆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锚定在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定位,努力践行丝路精神,深化“五通”、优化经贸合作,高位强劲推动“一带一路”核心区高质量建设。坚持夯基垒台,立柱架梁,持续深化“一带一路”核心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深化政策沟通,国际共识不断拓展加深;增进民心相通,多元项目合作,交往交流不断深入。坚持守正创新、行稳致远,核心区建设坚定站稳人民立场,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聚合作发展共识,务实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高质量建设走深走实。昂扬奋进下一个金色十年,应牢牢把握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坚持全面深入落实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精神,统筹目标导向与行动导向,积极对接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持续推进核心区高质量建设蹄疾步稳再出发,坚持以“八项行动”凝聚“一带一路”核心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以更加宏阔的视野和魄力深化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构建起“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发展新格局;更加科学地统筹协调,从战略上省视和聚焦“八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深度谋划“八项行动”的法治部署,为落实新的目标任务注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新质动力。

中国省级包容性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现有关于“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研究虽强调“国际可比、对标世行、中国特色”,但往往忽视“中国特色”或对“中国特色”的理解不到位,选取指标时或对照世行已有标准削足适履,或过分强调中国政府的作用。本文通过把握分析其中“中国特色”的内涵——“包容性”,提出包容性营商环境,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31个省份、七大地区的包容性营商环境及子环境水平进行实证测度、评价与分析。研究发现:各省份包容性营商环境分处7个等级,上海和北京分别处于等级A和A-,浙江、广东、江苏处于等级B+,海南依靠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优势,排在等级B;全国各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呈三级阶梯式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部和西南次之,而西北和东北较差;华东各子环境发展水平均较高,华中最为均衡,西北和东北均较差,而华南更注重人文和生态。

农村教育中选择性放弃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W中学的田野调查

将农村教育中教师依据成绩好坏而采取对学生差别对待的行为概括为选择性放弃行为。通过实地研究分析了选择性放弃行为的行为表现、发生机制以及其合理化逻辑。研究得出:选择性放弃行为的产生是农村教育中基于利益最大化取向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农村学校在“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和绩效主义式选拔机制的共同影响下,将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提高社会地位和获取教育资源的砝码;选择性放弃行为是面临着文化和制度双重困境下的农村教师与文化资本匮乏的农村家长以及学校精英文化排斥下的学生共谋的行为。

中国式产能过剩:历史考察及对新发展阶段治理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四轮较为明显的产能过剩: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品过剩阶段、2003—2007年的部分工业品过剩阶段、2011—2015年的产能过剩全面加剧阶段、2016—2020年的重点行业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阶段,各阶段产能过剩的背景、表现、治理措施及效果不尽相同。历史考察发现,中国式产能过剩具有以下特征:产能过剩跟经济波动密切关联、产能过剩问题反复出现、产能过剩与落后产能问题并存、产能过剩形成机制深刻复杂。在新发展阶段,治理产能过剩问题既要推动存量过剩产能退出,更要从根本上构建预防过剩产能反复的长效机制,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工作:完善市场化法治化机制,构建过剩产能高效退出机制;推动政府治理机制改革,探索政府与市场结合新模式;加快科技自主创新,推动供需结构匹配;加快构建“管资本”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重点推动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

村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逻辑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将村民委员会列入行政诉讼被告范围,然而司法解释内容的含糊以及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合法性,使得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存在争议,以致受案范围局促。《宪法》第111条和《宪法》第三章将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置于国家机构的范围,明确了村委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宪法基础。从1982年开始的中央一号文件到《村委会组织法》,从《行政诉讼法》修订到最高院司法解释,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规范越来越清晰。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64份有关村委会做被告的判决或裁定,尽管存在着认可或不认可,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实践已经客观存在着。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村委会作为自治与法治的“双重身份”已然越来越突出。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有助于更好地协调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纠纷,从而推动法治中国下和谐乡村的建设。

论行政区划变更的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包括避免偏私规则和公平听证规则,目前其适用的范围不断拓宽,广泛适用于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参与的强度不断提升。作为最起码的程序要求,正当程序既适用于英美法系,也为大陆法系所认可,并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行政区划法律规范中正当程序存在缺失或者不足,从而导致行政区划调整或者变更存在违法运行、国家机关功能紊乱、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不利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问题。为此,我们应当确立行政区划多重价值统一的理念,通过宪法确定、法律设定正当程序,通过行政区划主体完善、在具体程序中运用正当程序,通过建立行政区划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和行政区划程序责任等措施落实我国行政区划变更中的正当程序。

当代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基于词汇联想法的概念表征研究及其教育启示

以往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知的研究大都是将之视为一个整体,然后从整体出发再基于问卷进行主观报道,然而这种研究既难以回避社会赞许效应也无法深入剖析关键部分。实际上,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深度和广度可由其心理词典中与其存在密切联系的概念表征来表示。以词汇联想法对1631名大学生进行测试,根据词频和共现网络分析的结果来看,大学生对“政治”“文化”“民生”的认知具有一定的丰富性和普遍性,但在“经济”“教育”等概念表征上却具有较为严重的片面化、浅表化问题,这表明当前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仍然是不明确的。另外,当代大学生“心中”存有意识形态领域的“热词”。提示当前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一方面要注意把握整体和突出重点的统一,加强认知的全面性;另一方面要注意理论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加强认知的深刻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地方立法中的适用探索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新时代的表达方式,是中国法治建设中必须贯彻落实的重要理念。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地方立法中的适用,从民主的角度为地方立法的完善提供实现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坚持党领导立法,并在地方立法理念、立法内容、立法程序等各方面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且通过扩大立法参与的主体范围、拓展民意反馈方式、满足人民群众的立法需求、开展公众参与立法后评估等具体路径,在地方立法中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

后结构主义视角下影响社会工作实践的三种话语——以澳大利亚社工发展史为例

在后结构主义学者看来,话语体现了不同情境中权力与知识的互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被视为“真理”和“知识”。在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中,生物医学话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及法律话语共同构成了健康与福利领域内社会工作的实践,影响到社会工作的现实发展。结合澳大利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研究发现,上述三种话语不仅深刻影响到健康与福利机构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扮演,同时还影响到对于案主需求的满足方式与服务供给方式等。借助后结构主义理论视角,本文对上述三种话语进行了阐述和批判。这不仅有助于研究者跳出既定的场域,进而反思社会工作发展的走向,而且还能够让社会工作从业者获得对于实践的反思性认识。借助上述反思,我国的社会工作可以逐渐摆脱来自上述三种话语的影响,进而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

引领与协作:党领共治下的基层社区治理——基于内蒙古八里罕村乡村振兴的实践分析

党领共治下的治理是一种新的动力形态和有效范式。通过对内蒙古八里罕村村庄治理的有效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党领共治下的治理是党引领基层党组织、企业、乡村精英形成的协同利益共同体,能够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整合村内外力量,从而实现乡村振兴。党领共治的治理共同体构建是党把多元利益主体凝聚起来,形成治理复合协同动力,从而实现乡村振兴。

论儒家教化思想的人性论根基

儒家教化思想的框架可概括为“本性立教”,即强调将教化理论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施教者根据人人固有的天命之性,确立与开展教化工作。人性在儒家教化思想中,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其一,人性蕴含着来自天命的人生目的,即为了成就孝悌美德;其二,人性在经验层面的形态会随着教化的推进,日渐彰显与实现;其三,人性在任何时刻都具有一个朝向至善目的的趋势,因而教化的实质是因性利导。由于儒家并不是将父子之道建立在私情或血缘的基础上,而是视为具有超越与普遍意义的人性,所以儒家教化能够以父子之道作为基础,将孝德推向他人乃至天下万物。其原理是父子之道与天人之道相结合,一切伦理关系都需要置于天人关系的视野下才能得到理解。总之,人性是教化的根基,教化是人性的实现,二者之间相互成就。

民营经济人士共同富裕认同的机制与路径

共同富裕认同本质上是在共同富裕问题上对“我是谁”的反思性、建构性理解,人们首先将自己认同为自由的能动者,进而才是共同富裕共同体中的一员,因而共同富裕认同是社会大众基于对共同富裕的认知和判断而信任并归属共同富裕共同体,并不断试图付诸实践的蓄势待发的心理状态,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心理前提和实践基础。民营经济人士共同富裕认同是共同富裕认同的重要内容,其认同机制包括心理机制、利益机制、践行机制和保障机制,其路径设计应围绕共同富裕进程中与民营经济密切相关的利益问题,以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民生和法治建设为切入口,增进民营经济人士的现实利益,打造强有力的宣教机制,将共同富裕渗透到民营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制度保障上实现体现共同富裕理念的制度设计和得到制度保障的共同富裕行动的统一,最终形成顶层设计、各方联动、民营经济深度参与的共同富裕认同路径体系。

农业碳排放效率测度及空间收敛性研究——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动态分析

在“双碳”目标导向下,研究省域农业碳排放效率对利用农村减碳空间,促进低碳农业转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利用非期望产出SBM-GML模型测算除港澳台、西藏之外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2010—2022年农业碳排放量和农业碳吸收量,进而测算各省市农业碳排放效率,分析其静态和动态演变特征,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其空间收敛性。研究表明,我国农业碳排放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北部沿海地区农业碳排放效率最高,长江中游地区农业碳排放效率最低,各省存在较大差异,大部分省份效率仍处于中下水平,存在较大减碳潜力;技术进步有助于农业碳排放效率提高,而农业技术效率限制动态农业碳排放效率进一步上升;各省农业碳排放效率存在空间收敛特征,低效率省市向高效率省市“追赶”,农业机械总动力、产业结构对其收敛性存在显著影响。基于此,各省应该实施差异化农业碳减排策略,加大农业技术进步,调整产业结构,从而推进低碳农业转型,加快农业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缘由、趋势和实现路径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中国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出现减退,向低成长、高价值和高成长、高价值轮动转型出现放缓迹象。但中国上市公司转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数字化转型就是亮点聚焦之处。本文使用2019—2022年上市公司年报公开数据和网络爬虫方法分析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趋势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并没有因内外部环境变化而产生逆转,这一变化有利于从需求系统和生产系统两端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更新、重造,对其柔性、韧性、弹性、塑性的增长路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促进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不断提升。并且,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还能够为投资者带来切切实实的利益,资本市场表现进一步佐证了数字化转型的必然性和不可逆转性。最后,本文提出了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

党的干部考察选拔制度的历史演进、运行机理与现实价值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探索逐步建成以考察为核心的干部选拔制度。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全过程领导把关下,经过民主推荐或考试择优等方式进行初选,然后进行考察审定,再由党委(党组)讨论决定选拔人选的体制机制。它实现了党管干部原则,通过严把选人政治关,坚持正确选人方向,做到最深入地考察了解干部,最精准地选拔干部,为人事相宜,用人所长,人尽其才奠定基础。这种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式”人事选拔任用制度,也不同于中国古代官吏“荐举”制度,具有鲜明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同时也为世界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

西南山区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模式比较与政策启示——以4个典型村落为例

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有效模式对推进乡村建设,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西南山区4个典型村落人居环境治理的实地调研,依据农户行为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按照治理主体力量的不同,将其划分为村民自主治理、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多中心治理4种主要模式,并深入比较4种治理模式的实践机制。研究发现:4种模式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各有利弊,且适用环境不尽相同。距县城、中心镇较远,宗亲关系密切和农户较为分散的村落适宜推行村民自主治理模式;人口较为集聚且政府治理能力强的村落适宜推行政府治理模式;资源禀赋强、人文历史和交通条件好的村落适宜推行市场治理模式;村落发展较好且利益联动机制较为完善的村落,适宜推行多中心治理模式。西南山区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总体较低,后续治理任务依然艰巨,针对政府治理成本大、市场进出机制不完善和村民参与不积极等问题,从政府、市场和村民等视角提出了相应建议。

共享单车停放乱象的空间性质、原因及治理

以绿色环保便利为理念的共享单车停放乱象相当严重。提出了消费的“公共空间权益”概念,以消费的空间理论为分析基础,指出共享单车停放乱象是公共空间使用乱象,酿成公共空间悲剧,导致大众的公共空间权益损害。停放乱象是骑行消费者和共享单车平台公司贪婪逐利的产物,治理共享单车的空间使用乱象,需要完善治理主体体系、丰富治理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