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伦理的创新性发展

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崛起将社会治理带入一个崭新的数字时代。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其关键环节不仅在于运用数字技术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传统社会治理中的伦理原则尚不能完全适用于数字治理实践的需要。因此,为促使数字治理最终迈向善治,数字治理伦理的创新性发展已势不可挡。在数字治理进程中,其伦理的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数字治理主体伦理由传统一元价值取向迈入现代多元价值共存;数字治理决策伦理由传统形式正义迈入现代实质正义;数字治理服务伦理由传统公仆意识淡薄迈入现代人民至上的全面强化;数字治理监督伦理由传统程序的非整全性迈入现代程序的公正性。

界定数字记者:以“新闻专长”为标尺

数字时代谁可被称作数字记者?现有研究对数字记者的界定有技术路径和网络化路径。前者将技术视作实践过程;后者关注数字环境下传播活动的多元参与主体,但研究尚无法明确数字记者的范畴。考察实践活动中对专长的运用可以进一步明晰数字记者的边界。数字时代的新闻专长包含技能、社会-文化和伦理三个维度,分别对应技能性专长、互动性专长和伦理性专长。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同时运用三类新闻专长,才可被视作数字记者,由此突破了职业视角。同时,这种界定方式可将技术物纳入数字记者的实践主体范畴,打破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惯常界定方法。

数字时代的老龄社会:特征、机遇与挑战

认识数字时代的老龄社会,是数字化与人口老龄化相交叠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共同要求。媒介的即时性、信息的广泛性、过程的互动性、参与的便捷性、行为的数据化是其中的重要特征。由此带来了数字技术提供科技支撑,社会参与更加便捷多元等新机遇和治理对象复杂多元,数据协同机制缺位等新挑战并存的新局面。为此,应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的治理理念,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将数字技术嵌入公共服务全过程,促进数字经济与银发经济融合发展,建设智慧、集约、协同的养老服务平台,以数字技术促进积极老龄化,整合、开放、开发老龄数据资源。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理论逻辑、现实要求与实践进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应有之义,二者相互促进、双向赋能。从理论上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源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关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立场观点。从新时代现实要求上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的现实需要。新时代应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目标、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锚点、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重点、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系统探索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路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逻辑、制度体系与发展向度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遵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理论内涵上,将过程与形式、结果与绩效等融合起来,将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相统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具体实践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具体制度安排,以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为基本要求,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在发展向度上,主要有四个着力点:一是加强民主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民主政治的成熟度和稳定性;二是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三是深化协商民主实践,进一步提高协商民主的广泛性和实效性;四是加强技术赋能创新,提升民主参与效能,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统一性和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

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的特性之中,“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团结一体的历史趋势;“突出的包容性”,涵养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它们共同决定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充分认识统一性和包容性在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将有助于我们挖掘、整理、宣传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家统一、民众创造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双驱动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做了高度概括,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使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深入学习和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本刊邀请方志远、郭培贵、彭勇、黄志繁诸教授从各个角度,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进行史学诠释。这组笔谈文章对于深入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三个历史维度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固本培元,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2023年6月2日,总书记以贯通古今的文化自觉,鲜明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2]。总书记对中华文明五个特性的概括,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指明了方向。从历史的维度看,正是中华文明的优秀特质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基层治理中的“干部干、群众看”

在近年的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实践中,“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源于我国“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服务理念正在被“为顾客服务”的市场服务理念所替代,从而使原本“官民共治”的基层公共服务模式转换成了市场化服务模式。在我国“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中,“人民”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个体,更不是顾客。“为人民服务”是为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市场上差异化的个体利益服务。因此,以顾客为导向的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中未必具有指导的适用性。立足于我国传统和现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从为人民服务、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话语和经验中对服务型政府进行本土化重构是可行之道。

互构·相融·共强: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的关联逻辑

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同特质共生成,探究两者的关联发现: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存在着互构、相融、共强的逻辑关系。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的力量之源,其理想信仰支撑形象之核、初心使命铸牢形象之基、伟大斗争彰显形象之美、不负人民哺育形象之根;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彰显了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标识,凝聚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思想力量,接续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引领目标,发扬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禀赋,坚定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价值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存在着相融共进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文化逻辑;新征程上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大党形象要同筑共强,必须要筑牢理想信念“总开关”以奠定基本前提,砥砺初心使命“传家宝”以坚定实干立场,点燃文化自信“新火种”以提供持久涵养,强化政治品格“力量源”以注入浩然正气。

中国现代旧体打油诗词的戏仿手法

在中国现代旧体诗词创作中,带有戏谑性的打油诗词十分引人注目。而在打油诗词中,戏仿手法的广泛使用又成了一个艺术焦点。从创作动因来看,新文学家群体创作戏仿诗词主要为了强化旧体诗词的社会介入性,现代通俗文学家群体创作戏仿诗词主要为了发挥旧体诗词的娱乐消遣性,底层作家或业余作者创作戏仿诗词主要利用其快速便捷性。而这三种情形的区分是相对的,三位一体是常态。在戏仿诗词创作过程中,作者主要通过对经典诗词作品的模仿、改造、颠覆三个步骤建构新的戏仿诗词文本,同时借助现代报刊传媒的广泛传播实现戏仿的意图和效果。从文学史的效应来看,戏仿是中国现代旧体诗词文体演变和文体革新的重要途径,它不仅改造了旧体诗词的文体形式,而且扩大和提升了旧体诗词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为旧体诗词重新赢得了广大受众的支持和喜爱,对中华传统诗词的现代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家庭母亲语言输入特征及其与儿童语言发展的关系

一直以来,亲子言语互动被认为是推动儿童早期语言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其语言输入质量也不同。从语言输入的交互性、语言性和概念性三个维度看,母亲语言输入的语言性和概念性预测了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因此,在家庭语言环境中,应建立交互性、语言性和概念性为一体的语言环境支持系统,且家庭语言教育要关注概念性语言的输入,家庭语言互动中应注重提升亲子言语互动质量。

弹性雇佣与柔性管理:多重制度逻辑下高校新型教师聘用制度运行机制研究

弹性雇佣与柔性管理是高校实施新型教师聘用制度时回应多重逻辑复杂性的前提与特征。新型教师聘用制度受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共同影响。高校采取国家逻辑融合市场逻辑、市场逻辑兼顾学术逻辑的策略回应教师聘用制度逻辑复杂性。国家逻辑融合市场逻辑需以弹性雇佣为前提,借助改革赋权加大市场化聘用正当性,利用专项经费降低市场化聘用成本以及使用事业编制的稳定与助推功能。市场逻辑兼容学术逻辑的特征是柔性管理,通过有限的象征性学术资源、明确的教师身份认同感、折中的职业流动与学术激励得以实现。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问题研究

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中,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方法论变革是一种重要的批评现象。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其形成是由多种力量推动的。其时,文学批评生态被改造,文学批评话语及话语体系有了新的建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变革在根本意义上是新时期之初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理念变化的基本体现,它实现了批评方法从一元到多元的深刻变革,彰显出一种时代性的、难能可贵的理论品格,其与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协和一致,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体性等现代性价值诉求。这一变革有力地冲击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批评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并为当下文学批评理论探索包括文学批评主体性建设、批评话语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及文学批评学科意识的持续增强等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

近十年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论文选题现状与发展前景(2013—2022)

近十年国内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论文成果丰硕。通过对2013—2022年全国八个中共党史博士点344篇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论文的选题类型进行分析,发现近年来国内党史学界潜心研究,党史博士论文研究范围宽广、主题丰富、热点鲜明,各学位点充分考虑自身学科专长和优势,培养出各具特色的党史学术人才。在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党史学科发展也面临着问题意识有待加强、论文标题冗长重复、史学色彩淡化、重大成果和特色成果缺失等现实问题。党史研究要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以政治史为中心,强化问题意识,以文论、文据、文采为抓手产出优秀研究成果,更好推动中共党史学科健康发展。

信息化赋能革命文化资源传播的价值分析

革命文化资源是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信息化赋能革命文化资源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意蕴。信息化虚仿矩阵的温度、数据场域的深度、平台聚合的效度及符号编码的力度拓展了革命文化资源传播的实践时空;信息化符号具象解码、复归记忆之场和两维体验场域增强了革命文化资源传播的政治认同;信息化赋能融情于艺、寄介于景和寓教于游的三重进路拓展了革命文化资源传播的方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人口:问题、挑战及应对——与城市、镇的比较分析

乡村人口问题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五大挑战: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可能造成乡村产业发展劳动力资源不足,教育水平与城市的差距扩大可能导致乡村高质量发展人才短缺,男性婚姻挤压日渐突出可能引发乡村婚姻与家庭建设问题,老龄化进程加快可能加剧乡村养老困境,文化建设人才不足可能影响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应对这些挑战,可从以下方面着手:有序引导外出农民工回流、稳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乡村人口教育水平、盘活用好现有人才,促进乡村性别平等、提升婚姻家庭幸福感,扩大乡村养老服务供给、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动员多方资源、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其政策启示是:中国式现代化任重道远,其短板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探索和创新乡村的省域实践,也需要关注镇这一区域层级。

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收藏、整理与研究

域外汉籍中存在着大量中国典籍的汉文写本。这些写本或为中国失传的文献,或与传世之本多有差异。域外汉文写本可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其中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在日本公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私文库、寺院以及个人手中皆有收藏。自江户时代开始,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这批文献的价值,《佚存丛书》《古逸丛书》《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旧钞本》等丛书中皆有收录。晚近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也进行了整理与研究,但仍有大量文献未进入研究视野。应尽快展开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全面的调查、编目与叙录,并从“东亚汉文写本学”与书籍史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研究,同时深入对五山时代中国文集汉文“抄物”写本的研究。

湛湛江水上有枫: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枫意象

枫意象的文学书写历程漫长而丰富,其各种基本的情感意蕴和表达方式,从战国后期开始逐渐发展,至唐代得到了定型,宋以后又有进一步扩充。枫意象具有强烈的情感寄寓与鲜明的审美特性,其所表达的往往是与还乡母题密切关联的悲感情绪,揭示了人生永在漂泊与求索的生存本质;枫叶具有霜后转丹的特点,在文学中往往被置于秋季萧索的背景下,或与其他素淡之物并置,呈现出素以为绚的审美特色。枫意象的书写主要采用了感物兴情而非托物寓情的方式,较鲜明地呈现出非道德化、非人格化的特点,体现了天人合一思维中的审美品质;枫意象具有泛化性的指向功能,既包括了各种槭树,也常作为枫香树的简称,还可指代所有秋季红叶树木甚至落叶树木。

从官府主导到官绅共治:清代江西书院文化权力格局的演变

江西自古文教兴盛,书院数量多、分布广、类型丰。清代江西官绅积极创办和修复各级书院,提供多种形式的经济援助。他们通过监管书院事务、担任书院山长等方式参与书院的日常管理,并兴办地方助学组织。其背后的儒家正统观、行善福报观和宗族孝道观,包含官绅对声名利益的渴望和关照社会公共事务的自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清代江西书院经历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即由官府主导向官绅共治的演变,一方面反映争夺地方文教资源、文化权力对于官绅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映清代地方士绅力量的发展,并力图掌握书院等地方公共资源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