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品格、实践展开和体系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一个提出、发展、强化的阶段过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需要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党和国家也充分认识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性。通过对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进行文本分析,有助于对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和任务、原则、实施手段等因素形成统一认识。我国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有植根于悠久传统战略文化的理论品格,并由于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优秀的理论品格,在实践展开中有效解决了威胁和损害我国国家利益的国家安全事件。因此,我国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建构可以在提高透明度、提升系统性、强化监督、重视文化安全、关注全球等方面予以完善。

使命感对民警任务绩效的影响机制

使命感对于坚守在公安战线上的广大民警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自我决定理论,通过对收集的406份相关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开展分析,探讨了使命感对民警任务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显示,使命感通过工作意义的中介作用对民警的任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而工作意义要通过组织认同和工作投入两条路径作用于民警的任务绩效。研究结果可以为改进公安管理工作、提高民警工作效能提供理论依据。

论新时代公安法治人才培养——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学教育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学教育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其中的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方向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目标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责任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法学教育体系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改革重点论,搭建起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的系统理论。公安院校是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应当以“五论”为根本引领,着力培育德法兼修、明法笃行的高素质公安法治人才。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基层情指警务机制改革问题探究

当前地方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大力推进情指中心建设,初步构建了“情指牵头、警种合成、纵向贯通、集群攻坚”的警务新模式。但在改革中存在着机制模式与职能定位不够匹配、信息管理与合成作战需要不够匹配、科技支撑与实战指挥不够匹配、民警专业化程度与实战任务不够匹配等问题。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需求,建议从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进情指中心的权威化、监测预警系统的信息化、指挥体系的扁平化和队伍建设的专业化等路径完善地方情指部门运行机制,创新警务模式。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公安院校文化育警的价值目标与实践路径

新时代公安院校青年学警在政治素质、警察意识、全面发展和创新精神等方面还存在提升和强化的空间,也是文化育警面对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引领公安院校文化育警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的文化育警应以锻铸政治忠诚、培养捍卫中国式现代化意识、促进全面发展、养成创新精神为价值目标。在实践路径上,通过对警务化管理制度、英模精神、思政课堂、校园文化、时代精神等载体的科学应用,培养出优秀的警务人才。

区块链技术嵌入“警务应急指挥”的价值逻辑与发展路径

情报是科学指挥的奠基石,是警务应急指挥最重要的环节。新国家安全背景下,完善与扩展警务应急指挥的数字化发展,有助于实现跨源多维数据情报的安全与共享。区块链技术的优势契合了警务应急指挥体系的运行机理,进而将其嵌入警务应急指挥系统的价值逻辑,以实现风险社会环境下警务应急指挥服务实战为目标,通过系统分析区块链技术在系统数据采集与分布式存储、信息访问与共享安全、公民隐私信息保护等方面的优势,赋能警务应急指挥作战快速、准确的应对能力,提升公安机关在各类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处置能力。

专门矫治教育适用条件的实践反思与立法完善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专门矫治教育属于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的重要保护处分措施,但并未明确其适用条件。在相关配套实施办法阙如的情况下,有地方尝试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区分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适用年龄、不当设置限制性入学条件、评估标准不明确、适用期限规定缺失等问题,导致实践中专门学校“招生难”和“入学难”现象并存。为此,有必要加快《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工作实施办法》立法进程,并在其中分别规定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适用条件,统一专门学校入学条件,明确“必要时”的评估标准以及设置统一的适用期限,切实保护好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大数据证据质证形式化的问题检视与制度矫正

随着大数据证据的司法运用逐渐增多,其质证阶段的证据偏在现象严重、质证流程不够规范、专业技术论证缺失等形式化问题凸显,原因在于控辩能力的差异性、质证规则的局限性及算法运行的黑箱性。基于此,应从强化控方义务、保障辩方权利、改善裁判规则等方面优化主体权责结构;从更新专家辅助人制度、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晰交叉询问规则等方面完善庭审质证规则;从推进算法有限公开、加强算法可理解性、增设数据访问权利等方面克服算法黑箱流弊,以矫正大数据证据质证制度。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发展、实践路径研究——以河南为考察对象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深入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政策走向和行为逻辑意义重大。河南通过高位驱动、党建引领、多方融合、立足基层,不断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也面临基层任务过重与制度保障不力,政府治理综合性与部门专业化、部门利益多元与共治理念不强、部门智治需求与科技应用不够、群众需求增多与政策满足滞后等矛盾和张力,需要通过转变观念、健全制度、党建引领、整合科技、服务群众,进一步树立治理理念、加强基层实力、打造共治格局、提升智治水平、提升治理效能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解释。

轻罪时代犯罪处遇模式的重构与完善

轻罪时代来临,对犯罪处遇的理念与模式都提出了新要求。因应时代变迁,须确立人本化、类型化、一体化、社会化的犯罪处遇理念。应以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程序简便化及执行宽和化为导向,完善轻罪处遇。轻罪时代不能忽视重罪治理,应在平衡刑事法的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双重机能前提下,优化重罪处遇。此外,还需进一步健全犯罪处遇的配套机制,包括犯罪人的人格调查制度、行刑衔接机制以及前科制度等。

论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的精准辩护

对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做精准辩护意义重大。精准辩护的原则包括利益最大化原则、专业化原则、手段多元化原则及多策略并用原则。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精准辩护的路径由案件事实确定、依据(政策、法律、立法/司法解释、类案、学术观点)确定、相关领域专家参与、最终辩护方向确定、与办案人员沟通、法庭辩护等阶段组成。在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辩护过程中,还需要从理念与措施两个层面进行尝试性探索,以此提升精准辩护的深度与广度。

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中的八大问题探析

国家安全学已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在学术界、中央政府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研究对象、学科来源、逻辑起点、研究方法、学科群落等方面还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厘清。国家安全学的逻辑起点是国家安全学的起源,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探寻国家安全学的逻辑起点;国家安全学是多学科来源,这也是国家安全学的交叉学科属性决定的;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路径融合了多主体和多阶段性;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存在“泛化”和“窄化”之争,在国家安全法律定义的前提下,可以尝试引入类型思维合理限缩国家安全的范围;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系统思维的要求,决定了系统方法是国家安全学的核心研究方法;总体国家安全观追求大安全格局的目标,要求国家安全学的学科群落划分要探寻兼顾学科特征和实践需要的最优解;国家安全教育要合理区分国家安全通识教育、培训教育和专业教育,充分重视教材建设;在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的背景下,构建“大安全学”是从根本上解决争议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语境之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前提和基础就是正确认识并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五个命题,即:党内法规异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融通国家法律,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先于国家法律。新时代新征程上,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充分释放党内法规在治国理政中的强大治理效能,切实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各自的功能优势,协同保障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一体建设、统筹推进,以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最终实现。

新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新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文化植根于新时代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标示着我们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新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表达:新文化形态是新的文化生命体;新文化形态体现文化发展的方向性;新文化形态体现文化发展的人民性;新文化形态体现文化发展的全面性。建设新文化在新时代的实践要求是: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发挥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功能和引领功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案外人参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审理:属性、模式与程序

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如何处置既是实体法问题,亦是程序法问题;不仅关涉案件事实准确认定,亦涉及诉讼参与人财产权利保护。传统诉讼模式下,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内容阙如。经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确立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审查程序,为案外人参与涉案财物审理提供程序空间。在此基础上需明确案外人参与审判诉讼地位,细化程序内容,构建具有诉讼化属性的涉案财物审理程序。

养老诈骗侦查信息挖掘与应用的脚本分析

以信息论科学为研究起点,可知侦查信息是反映“犯罪—侦查”系统的动态运行和静态结构状态的可识别性内容,其挖掘和运用是不断明确和修正侦查认识、作出侦查决策的基础,也是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前提,是侦查工作开展的起点。以养老诈骗犯罪为例,引入犯罪脚本分析的理论,研究养老诈骗的犯罪模式;“犯罪脚本”如何在老年人这一较为封闭的社会群体中进行传播和发展;老年人如何在特定的背景下产生错误认识进而上当受骗。为此类高发、社会影响恶劣的复杂案件侦查信息的获取和应用提供新的认识途径,有利于此类侦查信息挖掘和应用水平的提升。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实回应与理论省思——以20世纪30、40年代法律教育大讨论为视角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政学两界围绕法律教育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历史影响大的讨论。因当时法律教育存在“诸事苟且”与“低质量微”弊病,非议与取消法律教育言论渐起。为推进法律教育健康发展,大批学者积极阐述法律教育救国论,从师资、教法与教材三维度归纳提炼域外法律教育的成功经验,从学制、师资、课程设置方面反思梳理本土法律教育问题清单,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教育环境改善等方面积极探索优化提升方案等,他们的理论争鸣丰富了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理论的同时,也为中国法律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法指导。

污染环境犯罪的特征及侦查治理对策研究——以G省D市为研究样本

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但从环境治理现状看,环境污染问题仍十分严峻。当前污染环境犯罪发案特征是整体发案比率低,但呈递增趋势;证据特征是不易保存性、高度专业性、隐蔽性、复杂性;诉讼特征是已到案的嫌疑人最终受到刑事判罚的比例较低。由于侦查主体、侦查对象、侦查机制三个方面因素导致污染环境犯罪侦查面临很多困难。为提升污染环境犯罪的侦查治理效能,应通过建立环保警察队伍、加强专业知识培训、配备专业侦查监测设备和依托智慧新警务提升取证效率四方面来加强“队伍+专业+大数据”的警务运行模式建设;应通过建立“立体化防控体系”、优化联合执法机制、完善鉴定机制和加强检察监督四方面来完善污染环境犯罪侦查治理机制。

普通高校军事理论课与国家安全教育课融合发展研究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国家安全面临多维度挑战。高校作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基地,其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高校军事理论课程与国家安全教育课程存在着定位互通、培养目标一致、教学内容重复等多元重叠问题,推动两门课程融合发展已成为提升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构建全民国防观念的重要途径。通过梳理两门课程设置的历史沿革和教学困境,探讨高校军事理论课与国家安全教育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析其现实依据,能够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公安内部执法数智大监督体系的构建

随着数字政府的建设推进,以数智技术结合权力监督构建数智大监督体系成为数字时代权力监督转型的必由之路。当前公安监督部门虽在数智大监督体系建设上进行了初步探索,但仍面临主体、共治、全程、实践等多重制约。结合常熟、贵阳、内蒙古等不同层级公安机关应用数智技术与大监督体系相结合的实践经验,可以在保障监督独立、统筹监督资源、打通全程监督、数智赋能监督等方面,构建数智大监督体系的具体建设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