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稿启事

《法制与经济》于1992年创刊,国内外公开发行,2020年11月起由广西大学主管主办。2022年,出版周期变更为双月。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5-0183,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5-1188/D。本刊已经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期刊,被评为广西高校优秀期刊。

征稿启事

《法制与经济》于1992年创刊,国内外公开发行,2020年11月起由广西大学主管主办。2022年,出版周期变更为双月。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5-0183,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5-1188/D。本刊已经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期刊,被评为广西高校优秀期刊。《法制与经济》以刊发有理论深度的法学类文章为主,以法治建设中出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研究特色。主要栏目有: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名家特稿、刑事法研究、民商法研究、经济法研究、东盟法学、学术争鸣、实践观察等。我们诚挚欢迎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也重视并支持青年学者的研究。本刊不收取版面费,来稿一律付酬。来稿应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较强的创新性,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应用和指导价值;在表述上应做到论点明确、论据可靠、结构合理、层次清晰、语句通顺、文字简练,字数以12000—20000字为宜,优秀论文可以放宽至50000字。论文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200—500字)和关键词(3—5个)、正文、脚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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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与经济》于1992年创刊,国内外公开发行,2020年11月起由广西大学主管主办。2022年,出版周期变更为双月。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5-0183,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5-1188/D。本刊已经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期刊,被评为广西高校优秀期刊。《法制与经济》以刊发有理论深度的法学类文章为主,以法治建设中出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研究特色。主要栏目有: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名家特稿、刑事法研究、民商法研究、经济法研究、东盟法学、学术争鸣、实践观察等。我们诚挚欢迎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也重视并支持青年学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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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与经济》于1992年创刊,国内外公开发行,2020年11月起由广西大学主管主办。2022年,出版周期变更为双月。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5-0183,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5-1188/D。本刊已经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期刊,被评为广西高校优秀期刊。

《社区矫正法》实施三年来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正确贯彻和落实《社区矫正法》的基本精神,准确适用社区矫正法律规范已经成为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研究课题。落实《社区矫正法》需要重视下列问题并落实相关措施:1.全面梳理社区矫正执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问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齐心协力共同推进社区矫正执法工作的法治化;2.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构建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工作体系;3.深刻理解个别化矫正的基本内涵,构建个别化矫正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及机制;4.重视未成年人犯罪及其社区矫正问题,充分利用科技赋能实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科学化;5.研究社区矫正与监禁执行变更制度的程序与机制问题,鼓励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创新性探索,凝练具有可复制性的地方经验;6.研发RNR系统赋能中国式社区矫正与监督,提升社区矫正的信息化水平。总之,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部门应找准《社区矫正法》实施与制度发展的关键、模式与技术等重点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社区矫正法律实施体系以及未来建立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的国际变革与启示

学术期刊的公共性与独特激励机制是其开放获取的内在动因,利益分化下的出版商版权垄断则是开放获取的直接诱因。大量研究机构发布开放获取政策转向替代性的知识获取模式,以应对学术期刊定价持续上涨的困境。然而,开放获取的推进存在内外阻力,不仅具体的开放获取模式存在实施困境,而且出版商也对开放获取进行抵制。经过长期发展,具体的开放获取模式逐步完善,出版商与公共利益的矛盾也趋于缓和。汲取学术期刊开放获取的国际经验,我国应注重学术期刊治理的利益疏导,推动学术期刊获取途径向多元化发展。

人工智能医疗影像生成内容二元分类保护模式研究

根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阶段,结合人工智能医疗影像技术生成内容的技术机理与独创性特征对其进行版权与数据权益分类定位与区别保护,有利于实现人工智能医疗影像生成内容的权利保护与公益保护的利益平衡。结合人工智能医疗影像生成内容的参与主体、参与程度、技术原理、工作机理及生成内容的独创性等因素,从创作主体、创作过程、创作结果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等方面对人工智能医疗影像生成内容进行版权与数据分类保护,有利于促进人工智能医疗影像技术与产业的有序发展,进而增进民生福祉。

民事诉讼中本证与反证的相对性及证明效力

本证与反证是一组基于相对性的证据理论分类,二者对案件待证事实起到截然相反的证明作用。通过对应与关联的内涵界定及对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学理剖析,揭示本证与反证在认定待证事实程序中因相对性本质而造就其在双方当事人间的流转现象,显现出内在的证明责任分配类型化原理与外化效力的证明标准及证明路径。结合司法实践的裁判统计数据及典型案例分析,揭示本证与反证源于相对性在证明作用上产生相反效果的证明活动规律。以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对本证与反证在司法实践中有无证明效力加以衡量,进而结合当事人的诉讼目的对本证与反证的证明效力强弱进行分析,指导当事人担负应然证明责任的同时也为法官在涉及本证与反证的案件中提供裁判思路。

矫正目标导向下罪犯劳动制度的完善

依据我国《监狱法》的规定,罪犯劳动的根本目的是矫正,惩罚和效益不宜作为罪犯劳动的目的,罪犯劳动遵循个别化原则更有利于实现矫正目的。坚持罪犯劳动的矫正目的,应落实罪犯取得报酬的权利,合理设定劳动报酬标准并合理分配罪犯劳动报酬。劳动是罪犯的义务也是权利,当前罪犯劳动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需要建立罪犯平权劳动保障机制。

民航飞行员离职后档案材料移转争议的司法认定

在航空行业劳动争议中,对飞行员离职后档案材料移转的司法认定争议较大,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飞行员档案材料的范围和作用认识不清,二是对民航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劳动合同争议中的司法适用理解有误。飞行员的现实表现材料(安保评价)、飞行技术档案(飞行记录簿)、飞行执照关系、空勤登机证、体检鉴定档案(健康记录本)和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等,都属于飞行员的档案范畴。《劳动合同法》中的“人事档案”应作扩张解释,方符合档案的法定内涵和范围。有关飞行员档案管理的民航行政规范文件可直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不应作为不予受理的依据。

腐败治理视角下国家监察与国家审计协同运作路径研究

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监察与国家审计在腐败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协同理论、嵌入理论为国家监察与国家审计协同运作奠定了基础,而法定权责为二者协同治理腐败提供了可行依据。当然,二者在实践中仍然存在权责相互交叉、交流沟通不畅、优势未形成互补等不足,需要在管理和操作等层面构建协同运作的耦合路径,以期为二者协同治理腐败提供指导。

数字司法中的类案监督

解决我国数字检察类案监督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数字赋能类案监督方式创新形成理论机制激励,引导海量数据资源优化管理。我国关于数字检察监督的构建还没有相对独立且未形成体系化制度机制,这需要检察机关积极采用人机结合的大数据算法计算方式、调动上下检察机关充分挖掘监督机制,并结合分类分层等多元理论体系进一步探索构建数字检察体系。应在全面总结已有数字检察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检察院数字监察的司法实践和各试点地区的经验总结,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及法律制度。数字检察监督机制应当重点定位于判决、裁定在法律统一适用方面存在矛盾、争议的类型化案例,促进检察机关与其他机关从对抗监督走向合作监督。

双轨制立法视角下的预防刑法

现代风险难以预测,后果难以把控。以自由刑法应对传统风险、以预防刑法应对现代风险的双轨制刑法立法符合我国两种风险并存的实际,在为自由刑法减负的同时有助于对预防刑法的过度扩张进行限缩。预防刑法不应过度侵入行政规范的领域,行政刑法中兼有的预防刑法与自由刑法的相关条款不能充分应对两种风险并存的现状。自由刑法与预防刑法并行的双轨制在逻辑上可以明确自洽。预防刑法条款在设置上可配置相关行政性处罚条款,让“预防刑法”条款在压缩行政违法的同时又可为其留有适用空间。

从检法主导到检法协同: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有四年,其在改革初期形成了“检察主导模式”,主要应用于可以通过不起诉解决的轻罪案件。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开展,重罪案件进入改革视野,法院介入改革,“检察主导模式”陷入“激励效果存疑”和“合规考察期不足”的实践困境。“法院主导模式”作为非典型性的探索模式,在制度层面上是否合法存疑。检法独立主导模式将涉案企业合规制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割裂开来,制度的权威性和运行的顺畅性受到影响。“检法协同模式”既能够克服检察主导模式在操作层面的难题,同时又能弥补法院主导模式在制度层面上的缺陷,将制度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有望成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未来路向。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存在的问题与优化路径

随着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走向深入,第三方监管制度基本确立。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制度符合合规监管独立性和专业性要求,契合企业合规基本理念。我国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对第三方组织性质与功能定位、监管对象、监管保障措施等作出了积极回应,但仍需在遵循企业合规基本逻辑、立足本土实践、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完善,解决第三方机制中组织成员范围和职能过窄、适用对象过宽、监督评估有效性标准和费用负担规则阙如等问题。

双层股权结构分析:以科创板表决权差异安排优化为视角

股东异质化研究为差异化表决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我国对双层股权结构的允许,在满足创始股东对公司融资和控制需求的同时,丰富了公司股权结构。但通过对科创板上市规则中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具体检视发现,在规则设定上没有期限型“日落条款”等有利于中小股东的预防性保护措施,而个别条款的规定也不利于创始股东对公司控制权的维持。为了发挥双层股权结构制度优势,也为合理平衡不同表决权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对表决权差异安排相关条款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议增设期限型“日落条款”,给予股东继续实施表决权差异安排选择权并对相关条款进行具体的修改、增删。

论“可以量刑情节”的适用困境及其出路

对具有“可以量刑情节”的犯罪分子能否从宽处罚,取决于三个因素,即“犯罪竞合”“逆向量刑情节”“盈余的社会危害性”。当犯罪分子所实施的犯罪不属于“性质严重的犯罪”,且案件中所存在的“同向量刑情节”能够使得司法机关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时,司法机关应当对犯罪分子予以减轻处罚。对犯罪分子能否“免除处罚”,最为关键的是判断案件本身是否符合我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影响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调节比例大小的因素应包括量刑情节本身和“犯罪的性质”。据此,对若干典型“可以量刑情节”的具体适用应当重新解读。

生态修复责任实现的路径选择

生态修复责任体现的是一种生态本位观,是保护生态利益和减少生态环境损害的一种责任承担。生态修复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新形式,具有一定的惩罚功能和消除损害功能,这些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态环境恢复工作的有序开展,有效预防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发生,维护生态环境秩序。从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来看,生态修复责任已成为环境司法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生态修复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生态修复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适用具有正当性。因此,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需要化解现有难题,通过完善相关立法、明确生态修复责任的具体标准等路径,指导生态修复责任的落实。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在长治久安愿景下,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情况关乎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面临着复杂的国内环境、严峻的国际形势,因此以法治化路径建构基层治理体系愈发重要。鉴于此,须从法治的价值导向出发,保障以人民为中心、公平正义、和谐有序、改革创新的理念在边疆民族地区进一步迸发和贯彻。对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有了正确认知后,要进一步消解与规整。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发展的实践路径可能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落实执行权责,加强司法联动,创新文化普法,以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之治”。

“人工智能+法学”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与探索问题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下,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法律行业产生诸多影响,也对法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如何依托“新财经”加强法学人才的创新培养成为“四新”建设的关键。在依法治国和“人工智能时代”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加强人工智能法治研究,构建人工智能法治体系,打造人工智能法治生态,将人工智能发展纳入法治轨道,培养能以技术思维理解法律现象、解决法律问题的新法科人才,是人工智能时代法学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所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