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体熟人社会”中农民道德主体性重塑的自组织范式——以浙江省湖州市“道德评议会”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传统农村'空心化'的表征愈发明显,农村逐渐步入'无主体熟人社会'。面对'舆论失灵'呼唤道德舆论新生态,'‘面子’贬值'期待道德序参量,'社会资本流散'需要道德契约化的境遇诉求,需要'自组织'发挥趣缘性、自治性、扁平性、灵活性等优势进行'补位'。浙江省湖州市'道德评议会'的实践、探索,为'无主体熟人社会'中农民道德主体性的重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自组织'范式。

论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社会心态优化问题

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是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作为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浅层领域,社会心态优化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精神基础,因而显得尤为重要。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社会心态优化方面主要存在着多范畴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简单性管理存在不足、多元化社会中政府单向度话语权垄断功能在消减、文化的庸俗商品化进程中政府强力引导支配力弱化等'瓶颈'障碍。必须坚持实践性、时代性、科学系统性等原则,并采取种种方法与途径,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中社会心态优化。

浙商文化的历史轨迹及其传承发展

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商业竞争归根结底是商人的竞争,是商业文化的较量,是商业伦理价值观的博弈。新江商业文化是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有机组合,开放前沿赋予了浙江人经商贸易的天然土壤,重商崇儒、工商皆本的思想观念不断激活民间商业行为。在各种商贸实践中,浙江商人逐步由散而群,由竞而合,在历史上形成了若干区域性商业帮群,成为推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缔造了浙商创富传奇和浙江经济奇迹。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倒逼'考验,当前,浙江经济进入经济田径场上的'弯道'区间,迎来了转型升级的调整时期,网络经济和以文化附加值提升为目标的文创产业在浙江蓬勃发展,新经济特征显山露水,浙江商业文明在传承中有机发展。

性别平权发展与反家庭暴力政策框架变迁:联合国经验的启示

联合国反家庭暴力政策框架伴随着性别平权的发展而变迁。联合国界定了性别中立的人权概念及其原则,首次将个人权利与平等确立为国际准则,进而将个人暴力问题引入政治议程,提出保护个人不受暴力侵犯是国家的责任。但是,由于缺乏性别视野,此时的反暴力政策并没有意识到妇女更易受暴力侵害。随着《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一般性建议将暴力议题引入歧视范畴,正式明确提出对妇女的暴力就是人权和性别不平等,反家庭暴力成为反对性别暴力的一项任务进入联合国政策。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倡导性别主流化,促使性别平等与其他平等议题相融合,打破了不同性别与身份之间的隔离,使得反家暴政策的范围从仅仅保护妇女和家庭拓展为更具包容性的普惠政策。这一政策演变过程及其经验对我国反家庭暴力政策的发展与完善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思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源于中华民族的自主与自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需要在多元价值背景下进行对话与交流,在优秀传统上承继与创新,并从西方社会价值观的演进中获取有益启示。结合现实,众多'最美人物'汇聚成的'最美现象'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作为人才资源的聚集地和文化引领的前沿,高校则应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高地。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隐性逻辑及内在旨趣

超越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隐性逻辑和内在旨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继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哲学层面批判意识形态的唯心特性,以唯物史观的确立超越一般意识形态。在政治社会学层面,马克思在诸多文本中分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超越思想。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从生产方式演进和主体依赖关系发展两个层面论证意识形态被超越的历史必然性,标志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超越思想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伦理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30多年来,浙江伦理学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伦理学的发展基本上契合了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两个趋势,即伦理学研究向伦理学本身的回归与伦理学研究向现实生活的回归,学者们敏锐的问题意识与强烈的责任担当在伦理学研究中彰显无遗。但客观地看,30多年来浙江的伦理学研究尚存不足,这种不足不仅表现在专业团队建设与理论研究方面,也表现在学科研究与本省经济发展及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同步方面。展望浙江伦理学的未来发展,省伦理学会的平台作用、各学位点的团队建设需要重点考虑;同时,另外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则是:在研究中要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浙江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为导向,在发展、完善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参与现实反思与实践介入。

中国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的困境与突围

在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以经济为中心的辐射力量全面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重心倾向经济,价值标准和取向亦日趋多元化,知识分子遭遇到专业化、体制化、边缘化和官僚化的困境。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及功利主义的影响下,责任使命的背弃、批判精神的衰弱、道德人格的缺失等成为知识分子精神式微的主要表现。重建知识分子精神,寻求知识分子全面突围的路径,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两山”重要思想意义建构

习近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深刻阐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从而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两山'重要思想。'两山'重要思想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又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增添了新论断,创造了新理念,开辟了新境界。习近平的'两山'重要思想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并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路,这在浙江也有着生动体现。

马克思哲学批判的两大转向及其存在论筹划——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存在论解读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批判的两大转向:从对'彼岸世界'的批判转向对'此岸世界'的批判,从'批判的武器'转向'武器的批判'。依循存在论的路径,它预示着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存在论筹划:体现在哲学思维上,意味着从知识论的知性逻辑转向生存论的生活逻辑;在哲学批判旨归上,从压迫此在的非时间、非历史的知性关系转向追求此在的时间性、历史性的生存解放。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当代建构

知识分子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在一个社会里不可或缺,举足轻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及功利主义的影响,知识分子精神趋于缺失。'中国梦'的提出为知识分子精神的建构提供了契机和要求,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重建、独立人格的培育和道德人格的重塑成为知识分子精神建构的主要方面。践行知识分子精神的基本路径为批判社会弊端、维护公平正义、引领核心价值、坚守人文精神等。

论道德关系的新发展

当代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变化和发展导致了人们道德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从熟人道德关系为主向生人道德关系为主发展,从直接道德关系为主向间接道德关系为主发展,从固定道德关系为主向变动道德关系为主发展,虚拟道德从宗教的人—神关系为主向网络的人—人关系为主发展,这就是其中四个方面的新变化。把握这些变化发展,对于学科理论研究和人们社会实践都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解范式演变及其存在论革命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理解的深化与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生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生成经历了复杂的逻辑进路,可区分为意识形态襁褓束缚、意识形态决裂开端与隐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初步形成、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正式形成四个阶段。相应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解范式的核心范畴经历了从荒谬到颠倒、异化、存在的演变,最终实现了意识形态理解与批判的存在论革命。

论政权行使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基于王船山政治哲学的视域

政治权力行使的道德合理性的基础问题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王船山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船山认为政权行使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生民之生死高于一姓之兴亡'的人道主义原则;'可禅可继可革不可使异类间之'的民族主义原则;'公天下而私存,因天下用而用天下'的民主主义原则。三原则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其中最高最普遍的是人道主义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和民族主义原则二者存在着冲突和紧张,而民族主义原则和民主主义原则二者有着辩证的联结。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三大原则是王船山政治哲学具有近代性因素的重要体现。王船山对于政权行使的道德合理性基础问题的深刻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依然有着很好的启迪作用。

人的不朽渴望与生死安顿——唐君毅对不朽论的辨正及完善不朽论的设想

人对'不朽'的渴望,是生死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也就有了人类思想史上各种各样的'不朽论'。唐君毅将中西各种思想中出现的不朽论归纳为十种,并逐一进行了辨正。物质不朽论、生物不朽论、事业不朽论、社会不朽论、曾在不朽论、价值不朽论,基本上都是从人作为个体生命的物质存在、现实生活、事业创造等维度试图说明生命的不朽,以此解决生死问题,有其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上的缺陷;而智慧不朽论、伟大人格不朽论、大我精神不朽论、个体流转不朽论,则主要从个人的精神生命的存在延续角度来说生命的不朽,尽管也都各有理论上不完备的地方,但却给我们思考和解决生死及不朽问题提供了更多理论上的参照和借鉴。因此,人的不朽追问的可能方向,不在物质生活上而在精神生活和生命人格上,并应该以此建构真正完善的不朽论。

亚里士多德论想望与道德生活的可能性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将人类灵魂中的欲望部分区分为三个层次,并指出想望(boulesis)作为最接近理性的欲望部分,特别地以善的事物作为追求的目标。他对人类欲望做出的这种精细划分有助于我们超越理性与欲望的传统二分,重新对不能自制、人类幸福和道德基础等道德哲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做出思考与解释。然而,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研究中对想望的说明并不充分,对于想望的性质及其如何能够与理性获得一致也缺乏详尽的说明。本文试图结合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观点和《论灵魂》中的相关论述,说明想望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欲望是如何运作且自然地与行动者的理性判断相一致的,这种合乎理性的欲望可以为道德生活提供现实的基础,而一种充分意义上的特殊想望则直接指向作为最高善的人类幸福。

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领导干部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受到了整个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的研究主题是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研究假设是人口统计学变量、经济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和文化资本变量会影响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资本变量最能解释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其次是社会资本变量,第三位是人口统计学变量,文化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为了有效提升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必须坚持'分类指导、分别实施、分批推进'这个总体性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因人制宜。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与坚实根基,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源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

“受助逆袭”现象的伦理探析——兼议“扶不起的老人”现象

'受助逆袭'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与道德问题。虽然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舆评激烈,且各级政府不时出台各种方案,但'受助逆袭'现象仍频发。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中,人们大多首先把'受助逆袭'现象解读为一个道德问题,故对此问题的道德解读与解决至关重要。从伦理的角度看,'受助逆袭',特别是以'扶不起的老人'现象为代表的'老人受助逆袭'现象,折射了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社会道德失范的窘境;二是社会道德权威系统的解构及其影响。'老人受助逆袭'的最积极启示意义恰在于:重树道德权威是当代中国社会中社会道德建设的极必要且迫急的任务。这种道德权威区别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法理型权威',其核心要旨在于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体对道德价值的认知、认同与服膺。

论核心价值观的两重性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对唤起民众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具有强大的力量,尤其在一个民族的上升时期。但是核心价值观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当代媒介哲学也揭示出意识形态的内容方面和'象征化'形式方面的区分。这提示我们,在学习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要坚持其内容方面的本源性,而警惕将核心价值观'象征化'、教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