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1207条“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评注

《民法典》第1207条以产品“存在缺陷”为要件,法院可以在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之外对产品的安全性做实质性判断,并进而决定是否适用该条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而《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第1句是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为要件,法院在食品安全标准之外对食品是否安全做实质判断,对于该规定的适用并无实质意义。《民法典》第1207条将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规定为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就是明确了明知产品存在缺陷的购买者不享有该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该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应当按照计算基数乘以惩罚倍数计算,而不应当由法院任意酌定。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难以准确确定不应成为任意酌定惩罚性赔偿的理由。死亡和健康损害本身不能以金钱衡量,不适合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但针对死亡和健康损害的赔偿金额却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该条“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一表述中,“相应的”这一限定语主要是针对弹性赔偿倍数,而不是针对计算基数。

农民权视域下的我国生物安全立法

农民权与生物安全本处于不同话语体系,但可通过种质资源安全发现两者可能联系。各国、各地区创设、推动及实施以调整和规范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第一代生物安全法具有以风险预防为原则、关注行政权力配置和注重程序正义等特征。它们虽然形塑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形态、推动全球生物安全法律管制趋势,但也存在忽略农民特殊群体权利关照、忽视多元共治治理格局等缺陷。借由印度和委内瑞拉等国生物安全反向立法实证分析,我国第二代生物安全法应突出种质资源安全功能作用,实现人本主义理念回归并坚持全过程多元治理模式。未来应在凸显种质资源安全前提下,考虑创设农民及群体选择或拒绝选育、繁殖、生产、销售生物技术种质资源及产品权利;农民及群体参与生物技术及产品听证、决策权利;农民及群体选育、繁殖、生产、使用含生物技术种质资源及产品损害救济权利,并适当补强配套法律规范以实现我国生物安全法代际更替。

我国《民法典》自甘风险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的自甘风险规范是一项独立的法定免责事由,在其规则范围内,并无受害人同意、过失相抵以及公平责任适用空间。文体活动主要指的是体育活动,也包括杂技、团体操等具有一定风险的文娱活动。“一定风险”应理解为超出日常的特殊风险;“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包含知道风险的认识要素和自愿承担风险的同意要素。运动员(包括替补队员)、教练员,以及裁判人员均属于“参加者”。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需要根据是否违反规则,文体活动对违反规则的行为的容忍程度,行为人对造成损害后果是否可以预见等因素综合判断。

卷首语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国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已经被纳入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法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顶层设计下,生态环境法治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最前沿的一部分而展开。尤其是近几年,生态环境法治的实践与理论密切互动,试图回应人们的诉求与时代的追问。在这个过程中,浮现出诸多重要的命题,催生出更多可能的答案。为此,《清华法律评论》第十一卷第一辑特设“生态环境法治的新发展”专题,并结合备受学界关注的其他重要理论问题,共精心甄选了10篇佳作刊发,以期对中国法学繁荣发展有所助益。

行政知识嵌入行政法学的路径选择——以2005~2021年CLSCI文献引用数据引入

面对行政法学日益孤立封闭的发展困境,行政法学界主动尝试引入行政知识来改良行政法学知识体系。然而,行政学的基础性功能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却一直未能得到厘清和证实。鉴于文献引用具有作为考察学科间关系的重要指标价值,本文以CLSCI中的15种期刊为样本,统计2005~2021年行政法学文章中的行政学文献引用情况,发现并证实行政学对于行政法学的三重功能:背景上的描述解释功能、概念上的前置整合功能以及研究视角上的平衡功能。在澄清法教义学与学科属性差异非嵌入困境之主因的基础上,反思行政过程论和政府规制论的局限性。相较而言,政策导向之行政法学由于具有整体嵌套性的优势,能够调和与法教义学的矛盾,实现行政知识的体系化嵌入,因此成为行政知识嵌入行政法学的最佳路径。

论担保制度现代化下《民法典》流担保规范的矛盾属性

《民法典》流担保规范在其立法理念与具体内容方面存在矛盾。一方面,在理念层面超越了违反即为无效抑或有效的传统争论,怀着实用主义的初心表达出政策式规制流担保的务实用意,为具体内容的建构提供了更多可能。无论现今对流担保规范的适用,还是未来对其进行修订,占据主导地位的理念应是政策,此渊源于罗马法史、内在的经济形态以及我国的现实国情。另一方面,现有条文在具体内容方面较为保守,立法者强调债务履行期流担保交易的重要性,将其作为衡量当事人利益是否失衡的唯一工具,这导致规范意旨的落空,应采取针对性的漏洞填补措施。又在优先受偿这一法律效果的设置方面错失良机,具体表现在未明确标的指向、未留有转换余地、未尝试革新“担保物权=优先受偿”的传统概念。理念更新与具体内容守旧的矛盾属性,使得现行流担保规范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未臻完善,这与我国处在创新与稳定协调并行的经济社会转型期有关,但亦不妨将其作为我国担保制度现代化下的最新尝试。

环境刑事判决已确认事实在生态损害民事诉讼中的效力规则

刑事判决已确认事实在民事诉讼中的效力是刑民交叉诉讼中最为典型的程序性难题之一。对于刑事判决已确认事实在民事诉讼中效力的法律属性,我国学界有特殊既判力、预决力、免证效力、争点排除、证明效力等多种学说。既有学说对效力的范围、对象和强度的理解虽有不同,但均强调立法者需要在考虑多种因素基础上平衡个案正义与司法效率。生态环境案件的复杂性和科学性特征,使得环境刑事判决已确认事实在牵连性生态损害民事诉讼中的效力问题更为复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8条沿袭了我国立法上的“免证效力”规则,其内容过于粗糙,易导致实践困境。基于生态损害民事诉讼的特殊性,环境刑事判决已确认事实在生态损害民事诉讼中的效力规则建构应当趋向体系化和精细化。

轻罪时代下免予刑事处罚制度的重构

我国刑法的轻罪时代已经到来,对轻罪刑罚应当轻缓化。《刑法》第37条规定的免予刑事处罚制度与时代需求契合,应对其进行新解释以充分发挥作用。综合看轻罪时代带来的挑战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功能定位,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对缓解轻罪大量入刑难题具有重大作用。通过对我国免予刑事处罚现有判决的实证分析发现,免予刑事处罚和免除处罚混用、免予刑事处罚制度的适用判断标准混乱。重构免予刑事处罚制度的理论实质、明晰适用判断标准是该制度活化的关键。免予刑事处罚的实质是行为缺乏刑罚必要性。刑法免予刑事处罚条款具有独立地位。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应是一个逐层过滤过程,“犯罪情节轻微”和“不需要判处刑罚”分别被用来衡量责任刑情节和预防刑情节,在适用上应严格遵循先后顺序。

长三角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法律形塑——以太浦河为例

太浦河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跨界河流,对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意义重大。生态补偿法律调控,可有效保障太浦河流域环境正义的合理配置、稀缺利益的公平分配以及激励功能的有效实现。长三角地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散见于宪法、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中,生态补偿标准、补偿方式、法律责任承担等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长三角地区的生态补偿实践主要有水质交易、异地开发和水权交易等,但也面临诸多法律困境。因此,以太浦河为例,长三角地区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调控,应从明确生态补偿的权利义务主体、生态补偿法律标准、生态补偿法定方式、生态补偿管理机构、生态补偿产权法定以及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着手。

美国长臂管辖对中国涉外企业的影响与应对研究——以TikTok为例

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长臂管辖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法律实践的发展,长臂管辖的研究范畴已经从法学扩展至国际政治领域,更有与经济、金融等学科交叉的趋势。法学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为长臂管辖提供了不同的路径,这在影响与应对研究中是相辅相成的,但仍有进一步融合的空间。在TikTok案例中,禁止令存在违反美国法的问题,长臂法规的合法性也不能完全保证。这一案例显示出长臂管辖聚焦负面认知、指向性明显和政治化加剧的特征,其影响涉及企业、国家等多个层面。在长臂管辖的应对上,当前的应对措施已经涵盖了不同主体,但目前的应对策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据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提高各方对长臂管辖问题的认识和应对能力、强化各主体之间应对长臂管辖问题的合作机制的多层次、多主体、多角度的立体解决途径的初步方案。

动态IP“秒拨”服务提供行为性质之法教义学分析

实践中将动态IP“秒拨”服务提供行为认定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非法经营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的处理模式存在严重缺陷,不可取;共犯处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动态IP“秒拨”服务提供行为,其本质上是对被提供者信息网络违法犯罪预备行为的帮助,其通过信息网络发布服务信息可以评价为“为他人实施信息网络违法犯罪预备活动”而发布技术支持信息的行为,符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行为类型,也契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微罪”属性和“预备行为正犯化”特征,原则上成立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当例外同时符合以上其他罪名的构成要件时,根据想象竞合的处断原则,成立相应的罪名。

危险犯初探

一、危险犯的概念一般认为,危险犯是与侵害犯(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以对法益的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①,称为侵害犯;以对法益发生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便是危险犯。②或者说,构成要件以侵害法益为内容的犯罪,属于侵害犯;构成要件以侵害法益的危险为内容的犯罪,属于危险犯。

价值判断与刑法解释:对陆勇案的刑法困境与出路的思考

陆勇案的出现是现有制度性语境的产物,它在刑法上的处理困境揭示的是法律的形式逻辑与实质的价值判断之间的冲突。对于陆勇案或类似案件而言,在现行刑法体系中,至少存在六种可能的去罪化路径。通过适当的法解释,此类案件完全可以得到妥当的解决。对陆勇案刑法困境及其出路的探讨,给予人们四点启示:一是体系化的思考有助于提高刑法适用的质量;二是刑法解释中不可固守先前理解;三是刑法解释不应回避实质的价值判断;四是有必要通过灵活运用解释技术来拉近刑法解释中的应然与实然。

对我国农地承包权物权化的反思

本文基于田野调查和实证材料的分析,揭示出农地承包权物权化所引发和潜藏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相关法律政策加强物权保障的初衷,由于缺乏国情意识和村庄视野,局限于对农地生产性功能的经济学思维,和国家治理的权力逻辑,最终导致规避法律却能减少纠纷,严格执行法律反而加剧村庄纠纷发生的非意图后果。农地的物权化逻辑,基于狭隘的经济学思维,不但达不到经济学上所设想的目的,反而搅乱破坏了村庄伦理,进一步弱化了村庄的功能。

欧盟新公司法指令规范下的反收购措施——以“建立公平竞争市场”原则为中心

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最终通过了《关于收购要约的第2004/25/EC号指令》,该指令旨在建立统一化的欧盟资本市场,保障在欧盟成员国境内发生的要约能有效有序地进行,确保跨境要约收购具有确定性,以及为与要约相关的股东(特别是少数股东)提供最低限度的平等保护。在收购指令的制定过程中,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在反收购措施的立法对策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为了在欧盟境内建立“公平竞争市场”,提供咨询意见的公司法专家高层小组提出了“股东决策”和“风险承担与控制相称”两大原则。根据上述原则,目标公司的董事会在收购过程中应当保持中立,由股东大会同意方可采取反收购措施;并且,任何违反“风险承担与控制相称”原则的机制,即目标公司预先设定的限制股份交易或者限制表决权行使等反收购机制,在要约期间或者在目标公司股东大会决定是否实施反收购措施时,都将暂时或永久性地丧失效力。同时,为了促成收购指令的通过,该指令同时规定了“选择性安排”条款,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是否要求其境内注册的公司必须遵守上述两条规则。此外,为了维护收购指令管辖范围内的公司在证券交易或者表决权行使方面的自由,达成公司所设计的收购防御机制的透明化,收购指令还规定了相应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公司在其年报中披露具体的公司股权、控制状况以及可能构成反收购措施的机制安排。本文将介绍收购指令中“公平竞争市场”原则的由来,详细论述“目标公司董事会的中立义务”“突破”条款、“选择性安排”条款、“信息披露义务”等的具体内容。

中国历史上的典权

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典权制度赋予出典人有利的回赎条件,起到了照顾农村处于患难中的弱势群体的作用。本文从简述清代成文法和民间习俗中的典开始,通过考查与典卖交易有关的法庭案件,展现了此制度中的前商业逻辑和市场经济逻辑,以及它们所引发的问题。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典制度中长期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找贴、期限、典权买卖以及与抵押的异同。

我国控烟立法的困境及其消解

我国控烟立法历经八年努力仍以失败告终,表现为国际公约义务履行不到位、国内立法状况落后、烟草体制改革进程缓慢。而纵观各国控烟的历程及其手段,都表现出措施有效性打折、推行成本巨大、争议频发等特点。本文试图在控烟过程中引入行为主义视角,打造"四两拨千斤"的控烟思路,以期缓解控烟过程的诸多压力,最终保障民众健康权的实现。

德国的新行政法学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行政法学研究在内容与方法上出现一股新趋势。联邦宪法法院现任院长、弗莱堡大学法学院教授福斯库(Andreas Voβkule)是这一新路向的开启者与倡导者之一。他与另外两位行政法学名家里姆(Wolfgang Hofmann-Riem)教授;和阿斯曼(Eberhard Schmidt-Aβmann)教授;于1991年至2003年间连续主办十场专题研讨,讨论这一新趋势的核心命题和方法论基础。讨论的成果已经结集出版,书名为《行政法基础》;,全书共3册,达到4700多页的篇幅,包括了五十多位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基本反映了近二十多年来德国行政法学的新动向。

从第一次堕胎判决中透视德国宪法教义学

一、引言或许基于"二战"严重践踏人权的历史,在"二战"结束后的十余年,德国宪法学界研究的重点始终在基本权利领域,而关于国家制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此后,德国宪法学界开始逐渐关注国家制度的研究。当前,对基本权利和国家制度的研究可谓并驾齐驱。尽管德国宪法学界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但与刑法学、民法学等部门法学类似,宪法学始终以法教义学为主要研究方法。

三权分置与土地使用权权能的完满

本文从"三权分置"这一政策的解释出发,认为其内容并非将承包经营权或分为承包权与经营权,而是完满其处分尤其是抵押的权能。基于这一认识,统一考虑农村土地状况,认为应将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合为一种土地使用权,在国家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确立分割所有权模式,法定国家所有权内容,最后根据占有存续保护优先的思路确定权利归属。对于社会保障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可以通过公法规则予以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