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竞生走向共生:六堡茶传承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互嵌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实践系列之四

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和结晶。六堡茶是岭南地区的特色茶,体现了瑶族与汉族饮食文化的共生之美。在六堡茶文化的变迁过程中,通过“舜帝南巡”“茶箩娘”等民间叙事,岭南先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得到延承;通过制茶技艺从瑶族内部家族传承到各民族间师徒传承方式的转变,区域社会中的族际关系从竞生最终走向共生。同时,当前六堡茶从“侨销茶”向“畅销茶”的发展转向有助于多民族互嵌式的产业共同体建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六堡茶已成为一种富有情感共鸣和精神认同的文化符号。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贯穿人民生产生活行动,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区域整体保护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逻辑。各族人民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体系和价值理念。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表现出各民族共同生活之上兼收并蓄的特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丰沛资源。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就是以各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的活化实践来提升各族人民生活质量的过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纽带将各族人民凝聚起来,在于强调共同性,在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而发挥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劲动力。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的组态路径研究——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例

美丽乡村建设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衔接点,乡村旅游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本文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实证靶向,深入剖析乡村旅游的核心作用与溢出效用,基于复杂性理论,综合运用熵权法、NCA和fsQCA等方法,探究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的组态路径。结果表明:一是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背景下,单一变量不构成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性因素,这给予了“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各乡村地区发展乡村旅游是否存在不可或缺的发展条件”问题的否定回答;二是通过NCA瓶颈水平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强调向更高水平的乡村旅游发展阶段迈进则需要前因变量相对齐全且配合得当;三是探究出“田园综合体型”“生态氛围突出型”“‘产业+环境’双轮驱动型”三条乡村旅游发展的组态路径,为“何为决定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条件”提供了科学回答。据此提出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建议,以助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先秦时期生态文化述论

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在中华大地上筚路蓝缕、开疆扩土、探索生态环境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早期阶段。在该阶段,中华大地优越的生境保证了先民的稳态延续,而先民在与纷繁的自然环境互动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生态文化。如钻木取火和刀耕火种提高了生计水平,治水保卫了生境安全,历法和节气提高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掌握,生态保护律法减小了对环境的破坏力度,专门的生态论著则使生态保护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等。而其中蕴含的敬畏自然、艰苦探索、遵德循礼、居安思危的生态理念维护了先秦时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些生态文化尽管历史久远,但是仍对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赋予了诸多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习近平“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重要论述的学理阐释

习近平同志关于“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的重要论述,既是对民族平等宪法原则和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申,又是对我国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并在战略层面上,将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纳入“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工程体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中居于枢纽地位。其标志着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由政策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变,由线性思维向系统思维转变,由工具思维向价值思维转变。法治思维之要义在于确立“法治”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世界观地位;系统思维之要义在于确立“统筹兼顾”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方法论地位;价值思维之要义在于“民族团结”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价值论地位。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与影响(1918—1937)——以北上广三地报刊为中心

学术报刊作为知识生产、传承、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及学科的早期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报刊间是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的共生共存关系。在学术报刊的中心表达与边缘互动的作用机制下,学术共同体得以初步建构起来。中心表达主要包括:学术思潮的引领、学术研究的示范、学术交流的推动、学术人才的聚合等;边缘互动涉及报刊互动、学人互动、学科互动与地域互动。而早期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具有的扩散效应与集聚效应对民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下民俗学的学科危机应对与“三大体系”建设都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内涵

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要内涵、形成逻辑与重要意义,需要将其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语境之中,也即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人类文明新形态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就与理论升华,其产生的标志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相应地“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成为其核心以及主要表现形式。而新发展理念则从方法论与世界观的维度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并指引着其发展。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不仅构成其根脉和魂脉,而且为其发展成熟提供精神指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更高阶段,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实现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彰显其先进特质并推动其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也就借助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文明”、新发展理念、“两个结合”与共同富裕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出来,显示出其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比较的创新性、发展性、世界性及其使命追求。由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发展与成熟既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熟同步,也是一个与之相比更长的发展过程,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也给人类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方案与方向。

生活者视角下村民参与生态治理多维机制构建——基于内蒙古B嘎查草原生态补偿实践

目前在北方草原牧区广泛推行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仍延续以往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在此政策驱动下,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参与性和积极性缺乏有效发挥渠道,客观上影响了基层农牧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本研究首先立足位于科尔沁沙地西北边缘的西辽河流域环境实践,运用生活环境主义理论,较为全面地剖析生态补偿政策所面临的难题及其社会根源;其次较为深刻地探讨在实现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双重目标下,通过激活重塑,创建现代共治共享多民族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性;最后力求深入探索政府主导、社区主位、村民主体的参与式多维机制构建的内在逻辑及技术路径。

手工艺如何重返日常生活——以苏绣产业化为例

当下手工艺有艺术化发展的趋向,偏离了大众日常生活。与此同时,手工艺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供需不匹配的矛盾,产品的风格过时和价格高昂与消费者的预期错位。苏绣作为我国四大名绣之首,其产业化的发展经验与困境可以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通过前人的实践经验发现,运用省工和半机械化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契合市场需要的“物美价适”的现代日用品,能够使大多数手艺人仍然可以以技养身,从而将技艺传承下去。因此,恰当引导手工艺的产业化之路,不失为推动技艺传承的良策。

共享式发展: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四维统筹制度设计与实施路径

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实质是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共享式发展,其实现依赖于完善的制度设计。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具有“规则体系社会嵌入”“向下因果关系重构”和“集体稳定性获益”的制度需求。从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产教融合、区域发展四个方面,统筹设计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制度体系,包括“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的衔接制度、“职普互通—协调发展”的等值转换制度、“畅通互嵌—长效协同”的自组织制度体系以及“城市群—乡村振兴”融合对接的战略格局。推进职业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的制度实施,亟待优化职业教育供给结构,探索职普协调育人模式;发挥企业双重主体作用,创新产教融合合作机制;以“双高”院校辐射涉农职校,协同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从乡土中国向和美中国之变

党的二十大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实践总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炼出五个重要特征,并将其提升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高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说到底就是推动乡土中国向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转型。乡土文化中的“和谐共生”思想,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存智慧的体现,当代的科技革新和数字技术,也必将为中国的现代化注入生机活力。本文回顾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以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的社区发展和基层治理为例,探讨从乡土中国向城乡融合的和美中国之变,尝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弥合之处,总结当今中国社会及文化结构的深刻变化。

乡村旅游视域下传统村落的主体性消解与重构

高强度的社会流动加剧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乡村旅游在助力乡村发展的同时,也为传统村落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场域。本文依据“主体性意识”和“主体行动能力”两个维度,重新对传统村落进行类型学划分,并进一步解读乡村旅游发展何以消解与重构传统村落的主体性。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发展塑造了差异化的村落主体性景观,具体表现为主体性意识与主体行动能力的双重消解、主体性意识与主体行动能力的双重重构、主体性意识的消解与主体行动能力重构、主体性意识重构与主体行动能力消解四种类型;“有主体意识—有行动能力”是乡村旅游驱动传统村落转型的理想状态。其中,主体性意识得以重构的关键在于社区精英或外来精英有意识的引导和干预;主体行动能力得以重构的关键在于确保多元主体均能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得参与机会和参与空间,尤其注重对村民参与能力的培育和建设。

比较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惠及全体民众、谋求共同富裕、追求全面协调、实现生态美好、倡导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新模式,以“人民至上”为价值遵循、以全面协调为发展逻辑、以和平发展为基本原则,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开创政党中心主义新范式、秉持独立自主基本原则、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突破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重塑了现代化新路径;创造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物质文明、以交流互鉴为基点的精神文明、以公平正义为归宿的社会文明、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内在要求的生态文明,为人类文明注入了新活力。

算法推荐技术赋能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逻辑理路、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算法推荐技术是引领新时代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高质量开展的新兴力量。算法推荐技术与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条件、过程、结果上的关联耦合,为充分发挥算法推荐技术的积极功能,提升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提供了适切性与可行性。通过精准传递、精准生产、精准过滤等优势赋能,算法推荐技术可以助力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现对象大众化、内容智慧化和方式生活化。深化算法推荐理念认识、加强算法推荐素养教育、健全算法推荐技术规范,可以促进算法推荐技术势能充分释放,使之成为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现代化的强大技术支撑。

多民族小区域社会共同性的形成——以贵州榕江县“宰牙四寨”为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实践中去认知和理解共同拥有的文化认同基础,进而才能引导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的具体实践。本文聚焦于贵州榕江县郎洞镇的宰牙四寨小区域社会,梳理自清代雍正年间国家“开辟”建制治理下,重构了村寨人群地理空间,使之步入苗、侗、汉等多民族共居互动的社会结构过程。在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一方面是各民族面临相同的自然与社会生境,形成了共同的社会诉求和生活方式,一些被认为对共同生活与社会秩序稳定有保障的族性社会文化规则,被接纳重构为地缘性规则;另一方面是国家制度、文化理念、通用文字及现代民族平等政策等先后植入,与地方社会文化传统互动,生成新的整合机制,进一步强化了超越单一民族的小区域共同体凝聚。该个案的意义在于透析出具有共同性的“文化中国”是由若干类似超越族性的小区域共同体及其文化共遵共享连缀而成的。

历史记忆、仪式实践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滇西地区邓子龙信仰研究

历史记忆与仪式实践是联结区域社会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明朝中后期,中缅边境地区的各民族共同参与了抵抗缅甸入侵的战争,而奉命出征的邓子龙及其“平定边乱,保卫边民”的靖边史也成为滇西各民族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当地傣族、布朗族和汉族分别将邓子龙传说嫁接到各自的文化图式中,集体围绕邓子龙信仰举行“拜大关”“祭神刀”等仪式活动。从历时性的视角看,明代以来形成的邓子龙信仰为滇西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纽带;从共时性的视角看,滇西地区各族人民通过邓子龙信仰以及共建文化景观、共祀靖边英雄、共享庙会节庆,促进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了边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牧村景观及其再造——新疆伊犁河流域琼库什台村的个案

新疆伊犁河流域的琼库什台村是一个传统牧村,也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该牧村的传统景观由聚落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构成并以牧道空间连接为一体,彰显了“人·畜·草”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近年来,旅游发展深刻改变了牧村的聚落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创造了新的文化空间,传统生态智慧被创造性转化后融入旅游新业态之中,进而从整体上再造了牧村景观。生态人类学要积极介入景观研究,利用传统景观分析识别和把握地方人群的“生态智慧”,通过景观再造考察理解并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集市助推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山东阳信集的考察

中国式现代化的宗旨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基本路径之一是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位于鲁西北地区的阳信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推动当地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阳信集的案例,借助社会空间视角,从过程性、关系性、要素性三方面分析集市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是一种新的探索。从过程性的维度来看,集市是实现城乡空间结构重组与整合、控制与赋权的关键场域;从关系性的维度来看,集市是城乡居民进行社会互动与交往的公共生活空间;从要素性的维度来看,集市是推动劳动力、资本、信息等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交换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集市已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论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理论的结构性特征与内涵

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理论是新时代做好民族社区建设的指导性方针。通过对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理论的多维度分析和深入研究,不难发现,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理论的内涵蕴含了鲜明的结构性特征,本质上要求构建民族社区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互嵌式结构。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理论的结构性要素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五大方面,五大结构性要素的发展要义分别是“增长、互惠—共同富裕”“民主集中、共识—认同”“安定、和谐—团结”“繁荣、交融—共享”“平衡、健康—宜居”,结构性要素间的发展关系是一种能量控制和能量支撑的辩证统一关系,民族互嵌社区建设中要正确认识并规避结构性发展中的不准确、不充分、不协调的风险。同时,基于结构性视角,对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还需在结构性框架、现状调查、评价指标构建与评估、资政服务等方面不断深化。

数字赋能乡村多元共治的理路、现实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数字技术的嵌入为乡村治理格局重塑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数字赋能不仅有效提升了各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还促成了各主体间的双向联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治理从单一治理主体到多元主体共治的机制转型。然而,当前仍存在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治理主体对数字技术的排斥与异化使用、治理数据的安全隐患、“碎片化”导致的联动效应阻滞、“行政化”造成的主体地位不平等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降低了数字赋能各主体的效能,阻碍了乡村多元共治局面的形成。为此,需要通过党的领导把方向、政策技术守底线、宣传培训提素养、市场主体促基建等手段来提升数字赋能绩效,稳固多元共治格局,实现乡村有效治理,进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