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自律性自由与慈善:洞悉自由主义的高次元精神

新古典自由主义根基于原子化的个体主义,同时又与启蒙运动所发展的工具理性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任何个体都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中,人类理性也体现在对社会长远利益的认识和实现上;相应地,理性的个体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进而也就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种嵌入了社会义务的自由就是人类不断追求的自律性自由,它根植于亲社会性之中,并孕育出互惠合作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进而激发出广泛的利他行为和慈善活动。由此,我们就不仅洞悉了自由和自由主义的高次元精神,而且理解了真正的自由主义内生出利他行为和慈善事业的机制和逻辑,进而就可以批判性地审视具象性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对社会实践的误导。

技术创新演化理论大师纳尔逊的学术思想及图谱探析

纳尔逊教授是技术创新演化理论的旗手,他与温特教授共同撰写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于2022年迎来出版40周年。为纪念这本演化经济学领域的经典作品,本文对纳尔逊教授的思想体系与学术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以科学计量学的方法为基础,通过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对纳尔逊教授的学术思想与研究贡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纳尔逊教授秉承熊彼特的创新研究传统,创造性地借鉴与运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本思想,结合赫伯特·西蒙关于组织行为的有限理性学说,与温特教授等学者形成旗帜鲜明的“新熊彼特学派”。纳尔逊教授的学术研究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构建了企业进化论的基本框架;第二,主导了产业组织理论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的变革;第三,推动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发展;第四,探讨了技术与制度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纳尔逊教授与温特教授共同推动了演化经济学进入新时代,为后辈学者提供了深入理解经济现实的有效途径。他与弗里曼教授有密切的学术联系,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纳尔逊教授的技术创新演化理论的思想对于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政府投资基金能否赋能初创企业发展——基于交叠DID与因果中介检验的分析

政府投资基金能以市场化方式提升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效能,但短期内投资规模的快速扩张导致了重复投资与长尾效应不足等问题。因此,为了分析政府投资基金如何进行整合升级,本文使用多期PSM(propensityscorematching,倾向得分匹配)-交叠DID(differences-in-differences,双重差分)的方法分析了政府投资基金的进入与退出对初创企业总资产增长率的影响,并使用因果中介分析法研究政府投资基金能否缓解初创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从地区、行业、所有制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从而探索政府投资基金对企业总资产增长率的可能影响路径。分析发现,政府投资基金能显著提升所投资初创企业的总资产增长率,并且在基金投资过程中能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于新创企业,极大地缓解了初创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使社会资本与国家发展战略有效融合。但从分组检验结果来看,中部地区、服务业与公有制初创企业并未从中受益,因此,地区政府投资基金应继续重组整合地市投资平台、深入下沉县域,进一步巩固产业根基、孵化产业链,从而打通全周期投资路径,推动企业资本化进程。

民主转型中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创新系统:一个空间生产系统论的研究视角

从空间生产视角来看,创新系统是指向于知识与技术扩散的空间生产网络。20世纪末21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步入民主转型发展阶段。通过对民主转型中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创新系统进行空间生产系统分析可以发现:政治权力作为系统动力,遵循压力—回应的系统逻辑,总体呈现层次性、整体性、不对称性、分散性的系统特征,以及中心—离散型的系统结构。印度尼西亚国家创新系统的空间生产研究揭示了该国科技创新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要素之间的耦合性关联。

全球价值链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大变局的内在逻辑与新型全球化

全球价值链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构成单位,为探究当今世界大变局有关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本文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揭示了全球价值链的本质,进而对世界体系大变局的根源和发展趋势做出解释。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际延伸,真实而深刻地体现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不论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均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长期积累,不断加剧全球性危机和挑战,成为引发世界大变局的内在根源。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逆全球化”并未触及这一病根,因而注定失败。“一带一路”建设是化解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困境和危机的一剂良药,为推动新型全球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贾根良:一个中国新时代的(演化)经济学家?

贾根良是过去十年中国最重要的(演化)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新李斯特经济学”理论框架为理解中国当前的发展挑战以及全球经济结构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尤其是他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不仅呼应了中国目前的政策方向,而且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全面而连贯的政策蓝图。贾根良是一个现实主义思想家,他的理论框架和政策议程建立在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必要调整和经济体系重构之上。贾根良在许多研究中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政策议程,其中不仅包括大多数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领域,更重要的是寻求将其纳入一个全面发展战略,即对全球经济中高端附加值部门及其潜在核心技术的控制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这种政策战略为从注重出口转向国内市场——从国际大循环转向国内大循环提供了总体发展方向。贾根良的经济框架和政策议程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家之一。

从经济引擎到全球变革者:创业的历史演进与崛起

本文对创业在国际发展话语中的崛起与转变进行了宏观演化分析,基于1950~2021年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世界银行发布的5000多份文档资料,探讨了国际发展话语中关于创业的应用、目的及在此过程中创业观念随时间嬗变的历史轨迹。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国际发展话语中关于创业的观念经历了显著变迁,随着时代演进,创业主体和目的日益多样,创业逐渐被视为应对全球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挑战的重要手段。在全球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创业成为富有决心、热情和有远见群体的首选。步入21世纪,创业者的形象已不再局限于追求经济利益;相反,现代的理想创业者更多地受到推动全球更好发展和进步的愿景的激励。

摘要

《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conomics of Innovation)由陈劲教授与王焕祥博士于2008年共同创办,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份聚焦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跨学科学术期刊,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办、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协办,由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科学出版社出版。

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型城市建设的成功之道——基于深圳的行业市场化与创业视角

深圳被认为是国内建设创业最为成功的城市之一,探索其成功之道对于其他城市创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文构建了行业市场化指数,并以深圳国民经济行业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研究了行业市场化进程对创业的影响。研究表明,行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创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且该种影响在2006~2015年更为显著;知识产权保护在行业市场化进程对创业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变量的作用。然而,研发投入水平提高并没有引起行业市场化进程对创业产生显著影响;同一时间段内,行业市场化的五方面对创业的影响存在差异,而通过不同时段的比较发现,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对创业的影响都发生了变化。

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数据,构建“高校科技创新”综合指标体系,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对高校科技创新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进行探索,然后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高校科技创新和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高校科技创新和高校科技创新空间分异特征明显;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空间相关且集聚现象显著;高校科技创新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效应。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高校创新空间溢出效应显现。文章结合高校科技创新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进规律及现实情况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MIT奇迹的管理解释及其创新创业启示

近些年,国内大学正在踊跃投身“世界双一流”建设。一般来讲,各大学依然积极努力在论文发表、项目申请、经费增长、人才引进方面展开激烈争夺,然而除这些现存已有各项指标或抓手外,还有无其他方面的可能战略选择或思虑考量?基于此,国外的一些世界一流大学有哪些良好经验,对我们来说有哪些可资探讨乃至可能的借鉴之处?更进一步,要激活一个基于科学的地区发展潜力,自生演化的创新创业精神亟待进入大学。如果这种情况不曾发生,大学所创造的知识就很难有效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成长中。近些年来,很多美国大学一直在致力于将其学生培养成为未来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再者,从管理学6W2H的角度,尽管国内对于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些学术探讨,但是主要还显得零散琐碎不够丰满完善。从其研究表现来看,它们多集中于在“what”“when”“where”方面给予一定的揭示和突出,对于“why”“who”“which”“how to do”“how much”层面的深度解释尚显不足,尤其欠缺系统化或周密性。为此,正如奥肯所言,“一个好的例子抵得上一千个方程”,这里不妨尽量详细地以MIT的创新创业最佳实践案例来探讨该议题。

辨识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非历史性——以《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为例的解析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所犯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将经济增长与包容性的政治经济制度这单一要素相挂钩,由此来为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提供支持和辩护。这种错误根基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抽象化思维,而这种抽象化思维又为新古典自由主义所主导。但实际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清楚地表明,那些取得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且通常还存在相当的偶然性,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实现普遍富庶的国家通常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通过国强来实现民富是历史的常态。这反映出,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维和认知具有显著的非历史性,尤其是将现代西方社会的相对富裕与其所推行的市场经济相挂钩,并由此来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否定有为政府的经济政策,更是犯有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治理工具与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域多案例文本分析

农村创业创新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其成效会随治理工具的组合形式而发生变化。从治理工具维度,对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100个示范县的案例文本作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治理工具运用结构失衡与工具内部要素失配并存。其中,前者表现为在强制型治理工具和引导型治理工具使用比例适中的同时,建设型治理工具使用比例偏高而激励型治理工具使用比例过低;后者表现为强制型治理工具忽视质量规范标准建设,引导型治理工具缺少对创业创新氛围宣传,建设型治理工具缺少对市场开拓的关注,激励型治理工具忽略减税降费的运用。基于此,建议优化治理工具结构体系,平衡治理工具内部要素配置,提高激励型治理工具应用比例。

自立自强型工业创新:大连光洋发展高档数控机床的演化研究

后发展大国出于战略,需要追求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这使得自立自强型工业创新成为演化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大连光洋发展高档数控机床是一个典型的自立自强型工业创新案例。大连光洋是中国机床行业的新进入者,但迅速构筑了从数控系统到机床整机的全产业链模式,这种模式是由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结构共同塑造的演化路径,在知识流动受限的情境下成为一种自立自强型工业创新。大连光洋的创业型企业家以其偏好塑造了企业的技术文化,提升了企业的创造力,这种技术文化是一种可培育的工业文化。在国家重大专项牵线下,大连光洋和关键用户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用户反馈的知识促进了其工业创新。大连光洋的案例表明,自立自强型工业创新是技术转移受限国家满足战略需求的最优策略,工业文化及生产商与用户的协同演化均能促进这种创新,并使企业层面的创新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国家高质量合作创新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

促进国家间的高质量论文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12~2021年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高被引论文数据,探究“一带一路”沿线65个共建国家高被引论文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这些国家之间的科研合作,65个国家高被引论文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呈现出显著的稠密化、复杂化与多线程态势,网络核心成员驱动发展的特征明显,中国、印度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以及俄罗斯、匈牙利和捷克等欧洲国家在合作网络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区域大国在跨国科研合作与知识交流中的渠道作用凸显。科技创新水平、信息化水平及地理距离成为“一带一路”国家高被引论文合作网络的三大主要影响因素。

新熊彼特长波视域下的基本创新与大国兴替: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熊彼特和继承熊彼特衣钵的新熊彼特主义学者通过对历次长波的梳理,认为创新是经济长周期的主要解释因子,并进一步提出基本创新是驱动经济长波的主要动力。本文将历史上五次长波的考察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研究发现:每次长波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化(基本创新和主导产业演化)与全球主导国家的兴替有着密切联系。通过经济史和经济政策史的视角审视世界现代化进程,不难发现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产业层面,基本创新似乎是大国兴替的内在动力。最后,基于对第六次长波所处阶段的判断,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从“合作”、“协同”到“共同富裕”:基于科学计量学的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演进路径研究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同富裕”在这个时期被提升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创新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将创新主体、创新要素等有机结合,实现协同创新,并形成创新生态系统,是国际竞争取得先机的重要保障。本文以科学计量学为基础,通过CiteSpace分析软件,从“合作”、“协同”到“共同富裕”三个阶段对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演进路径进行可视化分析。最后,重点探讨“共同富裕”场景下创新生态系统如何在兼顾公平、缩小差异的同时实现更好更优社会服务方面的研究现状和理论演进趋势,从而为后期进行相应的实证研究,构建“共同富裕”场景下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模式提供理论基础。

“市场重于技术”: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市场观阐述

技术与市场的关系充满着思辨性。一段时期以来,关于两者关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技术和市场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经济发展的两轮,如何辩证地认识两者的动态关系并协调其关系是事关高质量发展和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市场观阐述“市场重于技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方面可以突破创新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对于助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绿色转型的演化经济学分析:基本框架与政策思路

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观和生态经济学的稳态发展观,演化分析学提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唯一路径是绿色转型。演化经济学将绿色转型看作绿色产业不断兴起,对灰色产业不断替代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认为绿色产业面临灰色产业碳锁定的阻碍。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分析与管理绿色转型过程的理论框架,认为推动绿色转型的政策核心在于打破碳锁定,设立生态位,加快培育绿色新兴产业。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对于我国理解和推动双碳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启示。

慈善捐赠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慈善捐赠作为企业自主选择的战略行为,会给企业带来社会性资本,也会占用企业自有资本,进而影响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在这个影响过程中,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会产生门槛效应。本文以2014~2020年我国594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门槛模型划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研究不同内部控制质量下慈善捐赠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慈善捐赠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企业内部控制的双重门槛效应;(2)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慈善捐赠与绿色技术创新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