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學者藏書家傅增湘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紀念展”開幕式上的致辭

今天是先祖藏園先生逝世六十周年,北京大學圖書館舉辦了紀念展覽,我非常感動,衷心感謝。先祖與北京大學的淵源前面幾位已經講過了,我可以補充兩件具體的事情。一件是館藏的李木齋藏書是由先祖和徐森玉先生共同評估推薦後入藏的。先祖藏書數十年,先後看到很多著名藏書家的藏品不能世守,流入市場後分散,有時會遭到損失。又看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後北京圖書館。

藏園落英在北大

著名學者藏書家傅增湘先生與北京大學有歷史之緣。早在五四運動中,傅增湘先生即因抵制北京政府罷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而辭去教育總長職,從此退出政界。1937年傅增湘先生在李盛鐸先生逝世後,對木樨軒藏書做了全面鑒定,撰寫了推薦購藏的說帖,促進了這批珍貴藏書歸人北京大學。今天,北京大學有幸收藏傅增湘先生親筆題跋和收藏過的大量珍貴古籍中的一小部分。憾於當年編目未盡詳細,尚不能作出全面的統計。

《禮記正義》校讀記

本文是筆者在研讀《禮記正義》過程中所做的札記,以校勘爲主,所涉及的内容包括經、注、疏和《經典釋文》。本文所據《禮記正義》無特殊説明的均引自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影印日本足利學校舊藏南宋紹熙三年(1192)兩浙東路茶鹽司刊本(簡稱'足利本').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著録而《四庫全書總目》未收提要考

四庫館臣撰寫的提要稿,由於各種原因,並没有被全部收進《四庫全書總目》。未被《總目》收録的提要,已難以準確統計。沈津先生在《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一輯《校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殘稿的一點新發現》一文所附《被燬殘存及未收書目提要》中,根據上海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原稿殘本,整理出不見《總目》的未收提要六十六篇。臺灣大學夏長樸教授在《(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的新資料》一文中~①。

王重民巴黎往事追記(1934—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王重民(1903—1975)編寫了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於1910年帶回,並一直保存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寫本部的三大重要中文典藏目録。筆者試圖搜集一些資料,以彰顯巴黎中文典藏史的這一重要時期,並公正評價王重民在此所做的傑出工作。~①在法國國圖寫本部漢文典籍編目史上,這是第二次由中國人負責目録的編寫.

試論古籍版式中的魚尾及其在版本鑒定中的功能

古籍版式是古籍樣式中最爲直觀的表徵,可以用作鑒定的依據,魚尾即其中細微的一點。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四庫館臣曾提到墨蓋與魚尾的問題,並以此作爲版本鑒定的一個小細節:大德本(宋唐慎微《證類本草三十卷》)于朱書、墨蓋(案:原本每條稱墨蓋以下爲愼微所續,其式如今刻工所稱之魚尾)較爲分明。泰和本則多與條例不相應,然刊刻清整,首末序跋完具~①。在四庫館臣看來'墨蓋'即'魚尾'。此四庫館臣之按語至少可以説明:

《三省山内道路考》的發現及其價值——並論嚴如熤之入仕與相關著述產生的因緣

陝西、四川、湖北三省相互交界的區域,山高林密,迄至清代中期以前,一直人煙稀少,其中山勢最爲高峻、也是林木最爲茂密的區域,是大巴山東南端現在稱作'神農架'的這一地區,往往蒙蔽不見天日,故'自漢迄明,爲群盜逋逃藪,天下有事常先叛後服'~①。這裹所要論述的人物嚴如熤,對此寫道:川北、川東,風土與漢南相近,自明以來,荆襄流民即聚此數郡之間。明末遭張獻中(忠)殺戮之慘,遺民所存無幾。~②入清以後,其地更不止一次地釀成'戎疾烈假'般的重大患難,直接威脅朝廷的安穩。

古籍版本鑒定必須加强對目驗法的研究和總結——以活字印本鑒定方法爲例

一、古籍版本鑒定法和活字印本鑒定方法的聯繫和區别(一)古籍版本鑒定法是一種實用技術,是目驗和考訂兩部分並重的技術我國古籍數量浩如煙海,内容博大精深。繼承傳統文化必須研究古籍,研究古籍必須講究版本優劣,講究版本必須厘清版本源流,鑒定版本必須掌握方法。就古籍版本鑒定的方法而言,它是目録學、版本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的一種實用技術。版本鑒定也是古籍整理、編目工作的基礎技術和重要環節。

論覆刻本

一、覆刻本的概念近些年來,我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古籍編目工作中,越來越多地發現一種奇怪的現象,就是同一種書的兩個、甚至幾個看似幾乎完全相同的刻本,其實並不是同一個版本,而是底本與翻刻本的關係。但是,過去的编目記錄很少發現它們之間的差別,而是將其大多著錄為同一版本的不同復本。

《杭州西湖昭慶寺結蓮社集》版本之我見——兼談宋版鑒定研究

《杭州西湖昭慶寺結蓮社集》之文獻價值,中外學者已有所研究,或許之前中國學者未見原書,對其版本未能把握。今天我們有幸看到原書,就該版本展開哪怕屬試探性質的討論鑒定,對於該書的全面深入研究,乃至涉及有關版本學問題的提出,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南朝紀傳體官修史中的編年體痕跡——從《廿二史劄記》“宋齊書帶叙法”條說起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史部'出現並基本定型的時期。《隋書·經籍志》的史部中,可以算作較嚴格意義的史書的,是前面的'正史''古史''雜史''偽史'四類,而又以前兩類最爲重要,也就是我們通常理解的紀傳體史書與編年體史書。

汲古閣原藏宋五十卷本《杜工部草堂詩箋》離散考

在北京大學圖書馆古籍庫的李氏藏書中,有一部珍貴的宋槧五十卷《杜工部草堂詩箋》殘本,乃毛氏汲古閣故物,僅存後半部的二十三至五十卷。筆者近年因撰寫有關說明文字的需要,從《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查得四川成都杜甫草堂紀念館也藏有一部宋槧五十卷《杜工部草堂詩箋》殘本,也係汲古閣之故物,恰為前半部的一至二十二卷。

消逝的細節:嘉靖刻本《大明集禮》著者與版本考略

書寫的歷史即歷史的書寫与再書寫,而政治權力渗透其中。故書籍史研究需關注書寫與再書寫細節,特别是對作者、讀者和流布等諸多環節的考察。同時,對於版本的細緻考查意味着關注歷史境遇,考訂一部書的作者和版本,并從中發現消逝在歷史洪流中的細節。

俞曲園致繆筱珊手札六通考實

江陰繆荃孫(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或作小山),晚號藝風老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散館授編修。至光緒二十年(1894)辭官返鄉,歷主江陰南菁書院、濼源書院、南京鐘山書院、常州龍城書院等講席。光緒二十七年(1901)任江楚編譯局總纂。次年,以籌辦新式學堂,赴東洋考察學務。

王欣夫先生編年事輯稿

王欣夫(1901—1966),名大隆,字欣夫,號補安、補庵,後以字行。齋名學禮齋、抱蜀廬、蛾術軒。早年從金松岑、曹元弼、胡玉縉諸先生游,曾歷任蘇州女子中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教職,1952年因院系調整,轉入復旦大學中文系,講授文獻學,著有《文獻學講義》、《補三國兵志》、《蛾術軒箧存善本書録》、《黄蕘圃先生年譜補》、《鵑心詞》等,編印《黄顧遺書》。

存世毛氏汲古閣抄本知見録

明末清初虞山汲古閣主人毛晋(1599—1659),原名鳳苞,字子久(一作子九),後改名晋,字子晋,號潛在、隱湖,藏書逾八萬四千册,刻書六百多種,影響很大。其幼子毛康(1640—1713),字斧季,别號汲古後人,精於小學,耽於校雠,亦有名於時,能繼承父業,使汲古閣收藏、出版圖書更加豐富。毛氏父子在大量刻書的同時,好抄録家藏所闕及罕見秘笈,繕寫精良,後人稱之爲'毛抄',极受珍视。毛康晚年。

常熟周大輔鴿峰草堂鈔書藏書知見録

周大輔(1872—1932?),又名輔,字左季,號都廬,别署老左、烏目子民、虞山里民、句吴週四、鴿峰居士、鴒峰外史、鴿峰樵子、鴿峰草堂主人、鴿峰墓祠守者、小螺旅人等,江蘇常熟縣人。周大輔為清末民國年間著名文獻大家,却迄未見其相關傳記資料。關於其生年,有'壬申行年'朱方~①及'我生之年歲在玄黓涒灘月在終辜辛亥朔丁酉時'朱方兩枚印章~②,可以勾稽出即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壬申臘月初一日酉時。其卒年則不詳。我讀見其於民國廿一年壬申冬所撰跋~③,知其周甲之歲尚存於世。

日本的漢文大藏經收藏及其特色——以刊本大藏經為中心

序言佛教起源於印度,隨後向周邊地區傳播,也傳入了中國。自公元二世紀後半,在中國開始進行佛典(佛經)的大規模翻譯。那時有不少印度和西域諸國的高僧來到中國,根據他們的記憶,或是記在貝葉上的梵本佛典,佛教經典被大量翻譯為漢語。與此同時,也有中國僧侶遠赴印度求法,帶回很多佛教經典。

聶崇義《三禮圖》版本印象——紀念多一種蒙古時期山西刻本的發現

傳世宋代版本,絶大多數是南宋江浙、福建刻本,又有少數蜀刻本,北方刻本較罕見。然北方刻本偶有與南方刻本迥異者,或出流傳北方的北宋刻本,價值不在南方刻本之下;即其與南方刻本大同小異者,亦可用來衡量南宋刻本文本的價值,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一種版本如果是孤本,我們只能如實接受這一版本,以爲是我們能够瞭解的現存最早面貌。如果有兩種以上的版本傳世,我們可以通過對比兩者,推測比這兩種版本更早時期的文本面貌。

關於清駐日公使館借抄日本足利學校藏《論語義疏》古鈔本的交涉

公元五世紀以來,通過外交使節、留學生、僧侶和商人等各種途徑,大量的中國典籍被帶到日本。在歷代積累並傳承下來的中國典籍中,有一些在中國反而已經亡佚。雖然清代以前並非沒有中國學者對流傳日本的古籍表示關注,但是真正開始系統收集則開始於清末以後。清末到民國時期對日本收藏的中國典籍的調查、搜集及覆刻影印等努力與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緊密相關,其成果給中國近現代的古典文獻研究帶來了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