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与方法:王阳明龙场悟道探微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化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小学生,就像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在时间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实际上没有中断过。在空间上,这个文明从三代开始到了唐宋(包括佛教、儒教)以后形成东亚运动。什么叫东亚运动?其实当时很多周边的一些朝贡体系的国家,都派人到中国求学。

低调的美德和智慧——中国古代“忍耐”文化刍议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先生曾指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忍耐力的民族,其他国家可以忍耐几十年,他们则可以忍耐几百年。中国是不会被毁灭的,因此它经得起忍耐。＂揆诸史实,罗素先生所论洵然洞达。

王阳明经学思想散论

本文希望予阳明经学思想以全面的阐述。先依次论述这几个问题：孔子删述＂六经＂不曾增加一字、续经亦未可尽非、＂五经＂是糟粕、＂六经＂为记籍。然后就《五经臆说》十二条细致分析阳明儒家经典诠释的独到见解与诠释方法,提出阳明解经贵在坚持四条方法论原则——重动机之善、排斥文字训诂、直抒胸臆、尊重历史事实。

王阳明军事智慧与“心学”背景

王阳明(1472~1529),原名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因筑居于会稽阳明洞,别号阳明子,世称王阳明。他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是影响后世的"心学"集大成者。其思想对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有着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他不但精通儒释道诸家学说,而且善于用兵布阵并实施统战,是历史上罕见的文武全能的大儒。他一生立德、立言、立功,诠释了"三不朽"的文化内涵和人格理想。本文试就王阳明军事智慧与"心学"背景做些梳理与论述。

大学通识教育与阳明文化的传承发展——兼谈贵州大学近年来的探索

大学的性质和内涵决定了大学不仅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功能,同时也具有传承发展文化的功能和使命。大学传承发展优秀文化,一靠教书育人,二靠研究阐发,三靠传播推广,四靠文化交流互鉴。教书育人在大学传承发展优秀文化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大学通识教育的性质、目的和内容决定了它在教书育人、传承发展优秀文化中角色重要,作用重大。贵州大学推行通识教育2014年7月以前实行的是'全校通选课模式'。2014年7月采取新建阳明学院形式,采用新生学院模式,面向全校一年级学生集中开展本科通识教育。贵大阳明学院成立以来,认真学习和实践通识教育与阳明思想,稳步推进通识教育与阳明思想融合,在育人和传承发展阳明文化方面初见成效。

是非之心、良知与好恶

孟子虽然论及'是非之心'和'良知',但二者在其思想体系中并不重要。阳明首次赋予这两个概念举足轻重的意义。阳明以良知涵摄孟子四端,并把它归约为是非之心,然后又把是非(善恶)的根源追溯至好恶之情,认为只好恶便尽了是非。这种道德思考具有明显的情感主义特征。这其实也是源自孟子。孟子所谓羞恶即好恶之恶的一面,其所谓理义之悦我心即好恶之好的一面。当然,由好恶来界定是非善恶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好恶似乎总是带有个体性的一面而表现为私的特征。如何做到'公是非、同好恶',阳明早晚年分别提出'诚意'和'致良知'的工夫论,初时要着实用意好善恶恶,然着实用意好善恶恶又不是作好作恶。孟子和阳明的这些思考涉及道德起源、道德判断和道德动力等诸多道德哲学问题,值得仔细分疏和阐释。

王阳明与郑霞谷“良知”思想同异考

'良知'是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最高范畴。阳明学传播到朝鲜朝被霞谷郑齐斗等学者继承和发展。在对'良知'的认识上王阳明和郑齐斗基本相同。二者都把'良知'理解为'心之本体''行为之纲领''致明的对象'。但是二者所处的时代和政治环境不同,对'良知'的解释上存在一些差异。郑齐斗对'良知'的认识从王明明的'良知与宇宙'的高度,转为'良知与人'的层面,更强调了人的价值和人的主体意识活动。郑齐斗在解释'良知'时比王阳明更加注重了道德理性、人性本善的方面。而且以'生气''生理''生道'等范畴解释了王阳明心学的基本命题。这是霞谷的相对于王阳明及中国的阳明学的不同特点,也是霞谷重视和强调'活理'的生态哲学特征。阳明学的'良知'精神内涵可以理解为道德理想主义、人文精神、和而不同精神、力行实践精神。'良知'精神可以说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良药。阳明学不是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精神的活生生的文化,应深层挖掘并继承发展。

明儒洪垣儒学思想探析

洪垣是明代大儒湛甘泉十分欣赏的一位弟子,被视为甘泉学说的衣钵传人。他一方面继承、弘扬了师说,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完善、发展师说,极力倡导"不离根之体认",认为"体认天理"是指体认本心具有之理,此理不在"已发"之意念上,也不在外物上,而须在"未发"之处着力。洪垣的"气"论、修养工夫论等亦不乏独到见解。研究洪垣其人其学,对于把握明代儒学的发展轨迹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知行合一重在行——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重点与当代启示

关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讨论的文章已经很多,但很少做出'知行合一重在行'的论述。本文就此谈谈一得之见,求教于方家。王阳明所谓的'知'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在本质上是集道德、伦理、政治于一体的道德人文哲学。

从《大学》诠释看阳明与朱子两人思想的关系

1朱子对《大学》的诠释理路在目前国内讨论朱子与阳明的论文之中,大家更偏重于批评朱子、推崇阳明。我认为,在讨论朱子与阳明之关系时,不能忽略:阳明首先对朱子之说多有吸纳,然后才在吸纳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批判的意见。而这种情况,集中体现在他们对《大学》中所涉各种命题的诠释处。

自由时间与辩证时间——马克思时间观与儒家时间观之比较

马克思把时间区分为感性时间、活的时间和自由时间,认为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的时间,人类劳动时间是＂活的时间＂,自由时间是个体可以自由支配的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儒家时间属于内在于生命的时间,要求生命把握宇宙时间的节拍,＂与时偕行＂,实现生命的永恒,即在辩证时间的体验中获取超验时间。马克思与儒家都站在人的存在的视角来审视时间,得出了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二者又表现为外在时间与内在时间、现实时间与超验时间、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的差异,属于两种异质的时间观,二者存在互补性。

致良知与性善——阳明《传习录》对孟子道德哲学的深化

作为心学的完成,阳明对孟子道德哲学中的几个基本论题做出了深化。（1）将致良知与必有事焉统一起来,突出了具体行事活动本身是道德生存之基;（2）通过见性与说性的区分,在心学立场上肯定了＂生之谓性＂作为见性的真义;（3）以整体性的至善融摄彼此二分的善恶。通过分析阐释阳明对孟子道德哲学的发展,可以避免对心学道德哲学的许多误解。

阳明《大学》解释及其哲学转化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其一,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三项基本原则,又称为"三纲领";其二,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内圣""外王"的八种方法,此即"八条目"。但是,其原本面目如何,具体文字,有无错简、脱讹?文本里面的文字,有无经传关系,自古以来的学者,又是如何看待?这是研究此一儒家经典文献的过程中,必须反复面对的一个课题。

朱熹的公正思想——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讨论起

公正是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在西方,自柏拉图至罗尔斯,均立足于人性自私,将关于它的理论侧重于制度设计。中国的公正思想则是道德自律主义的,朱熹首创式地实现了它的心本哲理化,具体在他解释程颐以公正解释《论语》的＂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章时。朱熹用公体正用解程子的公正,体现了其将公正哲理化;以无私心解释公字,以好恶当于理解释正字,则体现了其公正思想的心本指向。朱熹的公正思想离不开其时代土壤：邢昺、刘畅、陈祥道、郑汝谐、张栻等的对＂能好人能恶人＂章的解释已包含他公正思想的因子;程门之学则是其源头。朱熹的心本哲理化的公正思想,在元点和意义生成上由阳明所完成：元点是＂良知＂（心体）;意义生成上则是＂致良知＂（格物）。当下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应是整合中西的道德自律和制度设计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公正。

“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阳明文实观析评

＂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语出《传习录》上卷第11条。由这条徐爱与阳明关于著述与实行关系的讨论,可见阳明对后世著述繁多之严厉批评。本文将阳明此论置于儒家文道、文质关系的诠释史中,试图揭示阳明此论的心学立场,并指明阳明的看法与象山＂尧舜之前,何书可读＂以及子路＂何必读书＂论相近,其对文章、著述持更极端的批评态度,这就有滑入老庄＂返璞归真＂思想之倾向,与儒家重文的思想不相一致。

性朴、性恶与向善:荀子人性学说的三个层次

荀子将性定义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包括知、情、意、行等内容。在做出性朴的基本认定后,荀子关注了人性中消极的层面（欲）而有了性恶的论断,最后指出人性应该向善也能够向善,并给出了礼义、师法与乐等向善的途径。荀子层层递进的人性学说不仅逻辑清晰,而且坚持了儒家的基本立场。

礼与仁:人的生活活动的两个向度

有别于动物的生命过程,人的生命过程称之为生活活动。人们实现自我,完成理想人格的塑造,即为人的生活活动的展开。礼是人的生活活动的一个向度,是人的生活活动的体现。人们在尊奉礼的同时,也实现了人的意义。仁是人的生活活动的又一向度。人们在追求仁的过程中自觉人的本质。科举制是礼与仁的制度保障。旌表制是礼与仁的内化教育。科举制与旌表制有效地推动着礼与仁的教化,同时也表达着对人的生活活动的追求。

王阳明的传统观及其现实意义

面对悠久深厚的儒家传统,王阳明表现出了理性的文化态度和勇敢的变革精神。王阳明尊崇儒家圣人、尊崇儒家社会理想,表现了对儒家传统的认同及儒家立场。但是,王阳明没有一味地拘泥于儒家传统,他对于儒家的虚文传统、孔子的权威性尤其是朱子学说都表示了大胆的质疑并进行挑战。在质疑儒家部分传统的基础上,王阳明以是否＂自得＂为标准,以简洁性原则和自主性精神,成功地实现了对儒学传统一定程度的改造与推进。王阳明的传统观对我们今天反思文化传统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南赣乡约》与传统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建

传统中国曾经形成了严格的'编户齐民'基层治理体系。在唐宋变革之际,以封建土地国有制结束和编户齐民制度的瓦解为标志,传统中国基层治理体系进入转型期。宋朝以乡役制度代替乡官制度,但是难以应对严格的'编户齐民'基层治理体系崩溃之后带来的基层治理危机。《南赣乡约》的出现标志着传统中国基层治理体系转型期的结束,以此为开端,传统中国基层治理体系逐步实现了从'编户齐民'基层治理体系向'吏民共治'基层治理体系的转型。

先秦儒家“天命——革命说”小议

先秦儒家在殷周＂神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政权产生、转移合法性的解释体系＂天命—革命＂说。此说认为如果旧政权失去天命（民意）,则新的精英集团有权代表民众以武力革取之,重领天命,建立新政权。此说本欲终结暴政,结果却成为新的暴政的孵化器,它的实行使中国政治陷溺于治乱循环的陷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