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教育》封面设计获奖名单

2023年7月6日,《现代大学教育》编辑部公开向社会征集封面设计方案,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49件参选作品。编辑部组织相关专家对参选作品进行匿名评选,经过两轮投票,共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获奖名单如下.

笔谈:中国教育家精神与现代教育

202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时勉励全国广大教师“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并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精神、弘道追求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不但为教育现代化提供了精神支柱,而且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基于此,我们不能停留于对具体要求的阐释,必须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正确把握中国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整体特质和时代气息,特别是要同现代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本期的四篇文章分别从中国教育家精神的内构性特点、教育家精神的内在理路、教育家与时代精神、教育家精神的超越性向度等视角各抒己见,但又彼此关联,为中国教育家精神的培育提供新的思路。

教师数字化教学的知识风险:典型表征与化解进路

在迈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防范与化解教育教学风险成为教育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教师数字化教学中的知识获取与存储、选择与组织、传递与共享带来新的机遇,有效满足了教师对知识教学、知识管理与创新的现实需求,同时也给教师数字化教学带来潜在的知识风险。这些风险表现为知识碎片化与知识鸿沟风险、知识离身化与知识错觉风险、知识侵权与知识破损风险、知识浅薄化与知识惰化风险、知识圈层化与知识粘滞风险等多重样态。教师数字化教学知识风险的形成既有教师核心素养欠缺、数字化教学风险治理机制缺位等原因,也有技治主义僭越、知识不确定性与管理缺失等诱因。教师数字化教学知识风险的防范与化解需要:重塑教师的知识观念与角色,培养数字风险素养;创新学校教育治理体制,提升数字风险治理能力;优化社会知识管理范式,构建知识风险协治机制;加强技术伦理规约,搭建优质知识服务平台。

重审高等教育学史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史不仅薄弱,而且对其性质、对象、意义等关键核心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偏差与误区。从性质来看,高等教育学史研究应从史论纷争到史论统一,确认历史研究和元理论研究的双重性质,追求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从对象来看,高等教育学史研究应从内外分隔到内外兼修,要兼顾乃至融合学科的内外部历史,深入探讨知识与制度的双向联动关系,以此把握高等教育学史的完整谱系、内在机制与总体规律。从意义来看,高等教育学史研究应从单一向度到多维观照,不再局限于历史学的单一向度,而是要追寻理论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的多重意义。未来高等教育学史的研究视域不能只限定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学而沦为地方知识,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都应该纳入其研究范围。新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只有通过加强学科史研究,才能提升理论建设与学科反思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为建构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制度辨析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励制度自建立以来,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人们对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内涵、特征和教学成果培育过程的理解存在偏差,滋生了过于追逐热点、协同创新不足、失衡问题显著、宣传推广不到位等问题,存在重申报文本、轻成果内容的现象。这种现象与教学成果奖励制度的宗旨方枘圆凿。本文基于教学成果奖励制度的基本精神,主张在培育教学成果奖的过程中,准确把握教学成果奖的内涵与特征,避免表层现象和同质现象,注重反思、关注合作、优化氛围和强化激励,形成自下而上的、由重申报转向重培育的思路打造教学成果。在教学成果奖的遴选过程中,评审者应当尊重教学成果奖的生成规律,差异化倾斜分配教学成果奖项,鼓励高校分类发展。在此基础上,教学成果奖励制度的相关主体应当坚守教学成果奖励制度的宗旨,强化教学成果奖项的激励效应,持续优化教学成果奖励制度的实践。

20世纪以来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及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影响

道德判断的本质和发展问题是道德研究的基本问题。以柯尔伯格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主张推理是道德判断的核心,而以海特为代表的社会直觉主义则提出“直觉在先、推理在后”的道德判断理论。研究发现,这两种理论在道德判断的来源、基础、过程等方面均有争论:理性主义关注道德判断中的理性和推理,而社会直觉主义关注道德判断中的情感和直觉;理性主义将公正与关怀两种道德原则作为道德的基础,社会直觉主义确定了6种道德直觉为道德的基础;理性主义主张道德判断的过程是理性驾驭情感,社会直觉主义则认为道德判断是由情感自动驱动的过程。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不仅促进了理论本身的传播与发展,也形成了一批本土化的研究成果,促进了中国道德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研究视野的拓宽,并推动了中国道德教育的实践变革。

高等教育需要怎样的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的出现得益于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繁荣,但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却并未在各国真正落地,这导致学科在诞生后就面临知识合法化的危机,有关高等教育学功用的质疑也越来越多。其原因并不来自研究技术与方法的孱弱,而是无法利用知识与高等教育实践建立互动关系,在高等教育实践需求和学科知识供给之间还有较大的裂痕。历史上,高等教育研究将发达国家的经验向全世界传播取得一定的成功,也为各类利益相关者提供了解释高等教育发展现象的工具。然而,高等教育学的需求困境在于学科知识难以对不同国家变化的实践活动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引导。严格说来,社会成员需要更新有关高等教育性质的认知,这是对高等教育学的需求所在。不论是知识生产还是人才培养,中国高等教育学都应该直面实践,从关注专业经验走向关注专业知识,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的本土问题,提炼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本土经验和本土理论,重塑朝向未来的学科建设模式。

人类世背景下的全球公民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德国教育人类学家武尔夫教授访谈

人类世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两项教育理念——全球公民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人类世这一概念主要指人类活动遍及全球、几乎无地区不受人类影响的世界现状,相较于同类概念,人类世概念包含人类在当前世代总体行动造成的诸多影响,是一种用以描述人类与世界关系的综合观念。由人类世概念引发的对人类行为的反思与批判,催生全球公民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两大理念。全球公民教育重点关注教育活动中的全球公民意识,旨在通过对全人类共同体意识与共同责任的唤醒应对全球性风险;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在于培养年轻一代面向未来的思维与行动能力,提升受教育者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素养,以及反思批判能力、承担责任和团结合作能力等。两种教育理念互为补充,成为人类世背景下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应对全球性风险的复合教育路径。

academy语义变迁的教育文化史考察

由于缺乏对academy一词源流的梳理和分析,国内已有研究对该词的翻译和阐释有误。通过借鉴语言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成果考察academy的语义变迁,发现academy最初指柏拉图师生哲学研究共同体的所在地,词源为希腊语ακαδημíα,译为学园。文艺复兴时期,academy是指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贵族聚会圈子,义同society,译为学会。16世纪晚期,学会的形态变得接近改革后的大学,academy义同university,译为学院,该词用于表示提供私人贵族教育的宫廷学院和英国非国教徒创办的非国教学院,以及美洲长老会等培养牧师的神学院。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在美国academy是指获得注册的提供多样化课程的学校,译为注册学校,到19世纪下半叶academy成为大学预备校。

史学方法介入教育研究何以可能——以伯纳德·贝林的语境主义史学方法为例

教育史的学科建设问题历来为教育史学界所关注,将教育史化约为史学方法介入教育研究,或许可成为学科建设的一条路径。贝林的语境主义史学方法的核心论点涵盖3个方面:聚焦研究的去道德化、区分外显的历史和内隐的历史、处理时代错置的史学问题。这一史学方法反映到贝林的教育研究中,则是对教育研究进行去道德化,区分外显的与内隐的教育事件,运用语境主义处理教育研究中的时代错置。立足于贝林的语境主义史学方法,史学研究的去道德化和去预设可为教育研究的客观性建构提供理路,依托内隐的事件可谋求教育研究的文献扩充,对时代错置的处理可为教育研究中的在场问题提供借鉴。史学方法介入教育研究作为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路径之一,其意在开拓而非消解,最终服务于教育史之学科实体的巩固和价值意义的彰显。

跨学科视域下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合法性探析

我国高等教育学长期面临学科合法性危机,其跨学科特征也一直影响高等教育学科独立。通过分析高等教育学科的跨学科性,研究发现可以此为契机解释高等教育学与其他非教育学类学科的关系,这有利于高等教育学科独立问题的解决。高等教育学科存在学科标准单一和学科制度僵化的合法性问题,无法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同时,学科文化存在弱同一性,面临合法性危机,可充分利用高等教育学科的跨学科特征破解其学科合法性危机。第一,采用跨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实现学科知识与理论的创新,更好地整合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成果。第二,以多元学科标准和学科制度变革促进学科内外部合法性一致。第三,鼓励跨学科人才培养和学科组织创新,对原有的高等教育学科功能作补充,学科性和跨学科性共同作用于高等教育学科的成熟发展。

超复杂性大学:后现代大学的一种理想类型

如何在后现代生存是关乎现代大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兴起颠覆了现代大学所推崇的知识型大学模式,迫使我们重新构想一种后现代大学的理想类型,从而避免现代大学在后现代的终结。在以超复杂性为首要特征的后现代,现代大学的知识学根基及其所赖以存在的理性传统正在被扬弃和解构,并不断受到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的挑战。后现代背景下,大学生存环境的超复杂性要求以超复杂性概念重构大学本体。作为囊括后现代背景下一系列新兴大学理念和实践的总括性概念,超复杂性大学是多种大学理念与实践的复合体,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超复杂性大学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为大学发展开启了创造性空间,为理解后现代背景下大学的理想类型开拓了新视角。

东京都市圈地方大学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路径及其启示

有别于顶尖研究型大学发展战略的国际化、全球化取向,东京都市圈域内的地方大学凭借地理位置和生源本土化优势成为引领所在区域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发展模式包含日本学者所界定的大学—区域新型协同发展的4种类型,即交流型、价值发展型、课题解决型和知识共有型。在地方人口过疏危机和地方大学区域影响力提高等客观因素的助推下,得益于日本全国性地方创生政策的升级迭代,东京都市圈区域内远离“都心”的地区逐渐形成大学与区域良性协同发展的态势。地方大学在区域(知识)据点大学地方创生推进项目的牵引下逐渐形成充分关照地方人才培养与就业、注重公共服务的发展路径。该模式或可为中国进一步推进地方大学与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人中龙是怎样炼成的——从《乾》卦看杰出人才的成长

《易经》首卦《乾》卦六爻取象于龙,描述了人中龙从潜龙到现龙到健龙到跃龙到飞龙到亢龙最后隐入群龙的全过程,指出人中龙在各成长阶段的吉凶悔吝,人们从中可以获得杰出人才培养的许多启示。人中龙不是谁根据既定的教育目标培养出来的,而是天生具有“元亨利贞”四德的人自强不息自我修炼而成的。虽然如此,要阻止人中龙的成长却是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其成长的早期;人中龙的修炼和出世也需要合适的环境,在其成长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大人”相助。

普及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学分转移系统探赜——以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为例

构建和完善高等教育学分转移系统对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高等教育学分转移系统历经计划制定、调研论证和改革推进3个阶段,在当地政府和高校的支持下逐步发展完善。当前,阿尔伯塔省高等教育学分转移系统的运行模式主要包含横向转移、垂直转移和复学转移3种类型。借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高等教育学分转移系统的改革经验,中国可通过赋权高校学分互认、设定学分转移标准、并行多类学分转移模式以及搭建学分转移数字平台等方式,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分转移系统,支撑中国高等教育在普及化阶段的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培训的效果、困境与纾解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培训效果评价指标由培训目标设定、培训资源配置、培训运行管理、效果评价反馈和培训体系建设组成,不同指标的效应存在差异。培训中重覆盖面扩大轻培训资源配给、重整体推进轻个性需求满足、重报告宣讲轻适切方法运用、重培训实施轻结果评价反馈、重校外体系建设轻校内体系建设等困境,制约了培训效果的提升。要纾解高校思政课教师培训的困境应推进培训体系资源要素协同,实现培训供给与需求平衡,创新职后培训模式与方法,强化培训全面质量管理,推进校内与校外体系整体协同。

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概念界定、战略需求与行动路径

布局和推进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政策议题。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遵循外部设计逻辑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拥有新办学使命、新办学体制、新师资队伍、新学科结构、新组织架构、新治理体系、新科创模式以及新评价机制,具有创新程度高、应用能力强、跨界范围广、迭代速度快以及办学质量高等特征。服务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探索构建大学发展新范式和推动高等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建设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提出迫切需求。加快推进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应采取以下举措:加强顶层设计,提升战略谋划的前瞻性;强化交叉融合,布局建设理工科集聚度高的新型学科集群;坚持应用逻辑,构建基于能力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以改革创新为导向,提升大学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以评价改革为牵引,健全教育教学评价机制。

高等教育规划的生成过程与内在逻辑——基于美国加州1868—2023年系列教育规划的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以制定教育规划的方式谋划本国高等教育发展是一个普遍做法。但是,由于国情不同,不同国家制定规划的过程不尽相同,颁布后的规划产生的历史作用亦不尽相同。研究基于美国加州1868年至2023年间颁布的系列教育规划,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的“历史—结构—行动者”分析框架,剖析了《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生成过程和内在逻辑。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在历史维度上表现为路径依赖制约下的规划发展,在结构维度上表现为多种政治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在行动者维度上表现为行动者偏好引导的利益博弈。加州高等教育体系在形成过程中有3对值得关注的重要关系,它们分别是本土与现代、供给与需求、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本土与现代建构的价值体系是基本动力,供给与需求建构的实践机制是根本动力,计划与市场建构的管理模式是直接动力。

日本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的实践及启示——以6所高校为中心的考察

进入21世纪,面对财政紧缩与18岁适龄人口的减少、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人才竞争的激化、全球疫情暴发与信息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等国内外形势,日本政府积极调整教育政策推进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发展。日本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引导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高校在政府的政策指引下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富有特色的探索与实践。接收外国留学生、建设国际化课程、推动教师国际化以及构建国际化支援体制是日本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的主要路径。日本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在留学生数量及比例、外国教师比例、留学生留日就业、特色教育项目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在地国际化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在提供在地国际化政策支持、完善留学生支援体制、充分利用留学生和外籍教师资源、鼓励大学发挥自身特色等方面进行有益尝试。

大学跨学科组织的学科化改造——对跨学科组织另类转型战略的个案研究

跨学科组织的学科化改造现象是中国大学中一种独特的组织现象。从组织社会学的制度主义视角来看,作为案例组织的A大学某生态环境类跨学科组织之所以采取向地理学学科化方向改造的转型战略,是由于其在面对大学中的传统单一学科组织和跨学科组织两种组织群体的趋同压力时被迫选择与弱趋同压力的跨学科组织群趋异而与强趋同压力的传统单一学科组织群趋同的结果。这种趋同是由我国独特的学科规范合法性压力和文化-认知合法性压力所共同促成的,而讲求效率的考量,又使案例组织在向地质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多个传统学科回归和靠拢的可能性兼具的情况下,做出集中建设地理学一门学科的战略选择。这一学科化改造的过程,既可以看作是案例组织对我国大学以《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为本的治理格局的一种妥协,也可以看作是其一次迫不得已的战略突围。对大学跨学科组织另类转型战略的解读,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在常规的跨学科组织发展思路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并对这种中国式的另类可能性进行辩证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