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劳动生成与数据要素资本化的逻辑机理——基于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作为资本和劳动双重逻辑范式的数据生产要素正在浸透数字经济时代质的边界,衍生以数据化为核心线索的数据劳动新样态和数据资本新形态的两条交织进路。探索数据要素资本化的演进机理是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在厘清数据劳动概念的基础上,从数据空间的智能内容涌现与知识溢出、生产性数据劳动和数字平台作用场域等维度,分析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创造和积累全过程的机理。辩证审视数据要素资本化的可能与张力,既要发挥其驱动数字经济增长,拓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正向效用,也要积极破解数据要素资本化进程中凸显的数据主义、劳动协作关系不平衡和知识权力渗透等深层矛盾。基于多样化数据关系的数据资本化基本规律表征和数据劳动价值生产模式,加强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和数据资本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创造性规范和驾驭数据资本健康发展,打造数据资本新型生态格局,为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新动能。

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信息通信技术与街头官僚问责制:理论述评与模型构建

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街头官僚广泛介入公共事务故需要问责制,但因街头环境的特殊性而长期存在问责困境。数字时代信息通信技术(ICT)被寄予厚望,但未聚焦街头官僚问责制,反而引发ICT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限权—赋权”争论。本文首先回顾李普斯基对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定义,其群际关系与行为模式取向要求区分问责主体、关注街头官僚的感知和行为,归纳街头官僚可问责性的事实可能性与价值适当性。其次在述评宏观技术与制度视角、中观组织与ICT类型,以及微观“政府端—公民端”感知问责与应对/问责行为三个层面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分析模型。最后进行未来研究展望,以期夯实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的微观基础。

基层公务员公共价值冲突测量量表的开发与检验

基层公务员作为街头场域公共价值的实现者、分配者与诠释者,不可避免因公共价值选择引发的公共价值冲突而深陷道德困境的泥潭。要实现公共价值冲突的有效治理,前提是精准测量基层公务员感知到的公共价值冲突,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有效的测量量表。为此,本文基于47名基层公务员的深度访谈资料,运用内容分析法提炼基层公务员公共价值冲突的内容维度及初始题项,并经项目分析及信效度检验剔除相关度较低的题项后,最终开发出由3个维度、13个题项组成的正式测量量表。在此基础上,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了此量表的结构效度,并将任务绩效作为关联校标,验证了此量表的预测有效性。本文为学界提供了测量公共价值冲突的有效方式,为进一步探究该构念的前因后果提供了工具基础,从而有利于拓展公共价值失灵、价值冲突治理等理论的发展空间。

目标群体异质性影响政策遵从的双重机制研究——以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所有制差异为例

相同政策下目标群体为何存在遵从差异?基于政策反馈理论,本文提出目标群体异质性影响政策遵从的双重机制:解释效应,政策认知在异质性目标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影响遵从意愿;资源效应,政策导致的资源变化在异质性目标群体中分配不均衡,影响遵从能力;二者的大小和方向共同决定遵从程度。以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所有制影响两类企业养老保险政策遵从的机制。结果发现:(1)目标群体异质性通过解释效应和资源效应显著影响政策遵从;(2)解释效应可以与资源效应作用相反,且超过资源效应;(3)政策性质影响解释效应和资源效应。

行政审批局外部协调难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SAFRSC框架的实证研究

行政审批局是优化组织流程与提高审批效率的重要设计,但也面临着外部协调难题。通过引入协调成本概念,构建“协调规模—权威关系—业务关联—责任界定—标准化—组织文化”六维SAFRSC分析框架,从组织学视角探源行政审批局的外部协调难题及其六大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基于DEMATEL法发掘六大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及因素间关系:业务关联、协调规模、责任界定和权威关系的影响最大,并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标准化、组织文化两项因素作用较小,更容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为此,需要有针对性地从理顺管理体制与厘清职能分工、明确权责与加大问责、标准化建设与跨时空协调、加强冲突管理与完善合作机制等方面破解行政审批局外部协调难题。

治理竞赛、创新扩散与情境不兼容:基层治理创新悬浮现象的发生逻辑——基于A市居委会轮岗制的案例研究

创新扩散和创新悬浮现象是基层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但围绕两个议题的整合性研究并不多。基于对A市居委会轮岗制扩散过程和应用结果的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治理创新的构成要素和应用场景在扩散中发生明显变化。创新悬浮现象发生的起点是基层治理竞赛的评价标准具有模糊性,模糊性评价造就了在扩散中竞争和创新再生产等行动策略,并导致创新与创新使用者在工作目标、工作经验和工作激励等方面形成情境不兼容问题,进而使创新使用者采取名实分离策略。扩散中的创新再生产可以分为复制、加码、移植和转换四种,情境不兼容包括效率、竞争和社会三种情况,表明创新悬浮现象可以通过多种路径形成。扩散带来的创新悬浮问题表明作为创新调适机制的扩散可能存在积极扩散和消极扩散两种功能。破解基层治理创新悬浮问题有赖于营造更多的积极扩散,在此过程中需要平衡好创新标准化与基层自主性、局部创新与整体创新以及管理知识与执行知识等关系。

“被生产”与“自生产”:中国城市社区自组织有效性研究——基于双案例的比较

社区自组织建设是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有效手段。研究领域对“被生产”与“自生产”两类社区自组织有效性看法不一。通过构建社区自组织有效性衡量维度,跳出单类型研究的局限,基于双案例比较研究回答:“被生产”与“自生产”两种不同建构路径的社区自组织的有效性存在何种差异?为何存在这种差异?研究发现两类社区自组织均有效,二者有效性差异表现为:“被生产”的社区自组织在“组织长效发展”维度表现更好;“自生产”的社区自组织在“社区治理功效”维度更具潜力。有效性差异的背后是两类社区自组织在政策环境、关键主体及行动策略(资源来源、角色定位、制度设计)上的不同表现。提升社区自组织有效性则需要寻求两种建构路径优势的深度融合,通过优化政策环境、重塑孵化方案、培育社区精英突破社区自组织有效性的不同困境。

新时代农村重大社会风险治理的动员机制与生成逻辑

社会动员能够在短期内最大程度上整合治理资源,成为中国应对复杂问题的重要方式。农村重大社会风险治理关键在于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机制。新时代农村重大社会风险治理实践中,动员网络、动员方式、主体互动机制都呈现诸多新变化,既发挥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又发挥政府的专业化优势,同时根据治理情境变化,能动性调整动员策略,最大程度激活体制内外各种力量参与,是党政统合的社会整合动员机制。党政统合的社会整合动员机制有其内生逻辑,它是执政党基因、公共权力基因、公益基因、社会责任基因等多元基因融合的结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动员机制的新呈现。

基层政府模糊政策执行中的资源拼凑——基于X区“科创中国”试点的案例研究

模糊性日益成为现代公共政策的显著特征,资源约束是基层政府模糊政策执行中面临的主要障碍,严重制约了治理能力的提升。论文聚焦中国情境下基层政府推进模糊政策执行的过程机制,引入资源拼凑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并围绕X区“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开展过程追踪范式的单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当向上求解以降低模糊性的尝试失败后,整合利用现有资源的拼凑策略成为基层政府克服资源约束、推进政策执行的最佳选择。外部环境与内驱动力共同充当了基层政府实施拼凑行为的前因条件,制度环境变化带来的外部压力催生了立即行动的需求,新旧政策相容则提供了领导注意力及大量可供利用的现有资源。通过重组利用有形资源、创新服务提供进行技能升级、挖掘现有信息的潜在用途,资源拼凑使得基层政府短期内达成了良好的执行绩效,但也存在资源错配和政策目标空转的风险。

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安全治理:理念重塑与监管创新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加强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安全治理,提升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价值,是完善我国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和促进智慧养老服务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以“实然困境、应然定位、治理策略”为思路,对相关风险进行类型化总结并追本溯源。在明确大数据时代老年人数据安全的法理基础与技术困境、人口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数据权益的代际正义困境、多元化数据主体的数据安全博弈以及协作治理困境后,重塑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安全治理理念,确立其应然定位。基于此,通过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机制、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区块链赋能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安全监管和智慧养老服务数据安全治理法律责任制度,探索监管创新之路。

数字政府视域下政务界面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以来,政务界面逐渐成为公众获取公共服务的主要渠道,但是其公共服务供给特征如何影响感知绩效尚未明晰。本研究从界面治理理论视角切入,结合感性工学理论,采用交叉学科方法对28个省级微信政务小程序的界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服务形象、服务供给、服务创新是影响公众对政务界面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三类维度;(2)服务形象和服务供给分别受政务界面的“外观形态要素”与“功能形态要素”两类供给特征影响,服务创新维度则受界面整体的影响;(3)地域风景版面较小、证照卡包按需添加、专题服务列表导航且设置标题列举服务、小标题长度适中、整体字体适中、不设置其他信息区、设置底部导航区可提升公众对政务界面的公共服务感知绩效。本文加深了学界对于政务界面的理解,深化了界面治理理论内涵,可以为政府打通数字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在数字空间“最多只跑一次”提供启示。

村社内生型农民家庭养老院:基于原居养老需求的农村独居高龄老人养老服务供给模式

当前,农村社会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如何解决好农村老人,尤其是独居高龄老人养老问题,已成为一道现实难题与重大时代命题。既有研究多为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加大财政投入、优化制度设计、加强技术应用等关注要素投入的外部研究视角,难以有效解决绝大多数农村普遍实际问题。基于河南、山西农村的调查,引入“村社内生”视角,研究发现:村社内生型农民家庭养老院,家庭经营特征鲜明,运营成本较低,价格优势明显,且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性,高度嵌入村庄熟人社会,高度契合农民家庭付费能力,高度匹配农村老人原居养老需求,本质上是县域社会养老服务市场化的内生产物,日益成为各地农村养老领域重要发展趋势。相较政策兜底、机构主导、村社统筹等流行养老模式,家庭经营对政府投入要求不高,市场韧性更强,且匹配农民家庭能力和农村老人在地养老需求,有望成为解决农村老龄化的重要方案。

空间视角下条块互动的继替演化与行为逻辑——基于西北R镇“农业污染治理”的田野追踪

条块关系是理解“中国之治”的窗口,而既有研究并未完全打开条块互动的关系“黑箱”。以农业污染防治中R镇与Y区环保局互动为案例,从空间视角解构了条块互动中二者关系的形塑演化与双方的行为逻辑。追踪发现,条线形成以“规训”为表现,以“政治势能”为动力,以“过程硬化”为作用机制的逻辑链条;属地形成以“反应”为表现,以“自主性”为动力,以“灵活变通”为作用机制的逻辑链条。随着农业污染防治压力不断传导,条块互动形成了“共识”“抵触”和“让步”三种空间,且属地“自主性”与条线“政治势能”的耦合是不同互动空间形塑的根源。条块双方在不同空间中展现出不同行为,在共识空间中,条块双方形成共生相依的合作关系;在抵触空间中,条线部门通过专班增能、三权规制、形成“时间权力”、督查问责并举下压职能规训,而基层政府则以逆向发包、强调行政过程、压力涓滴、互动转换发展泄压反应;在让步空间中,属地政府在互动中落于下风。研究揭示了条块互动空间的演化规律,丰富了条块关系的研究谱系,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启示意义。

区域应急合作何以化解“属地—跨界”冲突——基于长三角地区开展危机学习的纵向案例研究

区域应急合作是应急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却一直面临属地管理与跨界危机的矛盾难题。本文以危机学习为理论视角,通过对长三角地区区域应急合作的纵向案例分析,探讨危机学习如何成为化解“属地—跨界”冲突的关键钥匙,刻画区域应急合作政府开展危机学习的驱动要素和运作机制。研究发现:跨界危机的频繁触发、中央纵向的目标设定、地方横向的资源调度和合法性欠缺的规则补充共同组成区域合作政府开展危机学习的驱动要素。在此基础上,危机学习化解“属地—跨界”冲突的关键在于利益导向的资源分配机制、技术导向的信息共享机制、结构导向的组织重塑机制、过程导向的行为调整机制和制度导向的政策变革机制,实现区域应急深入合作,并且机制之间组合构成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模式,呈现相互耦合的内在逻辑。相关研究从危机学习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实现区域应急合作的有效路径,丰富了危机学习的理论研究图谱。

公平感知、主观幸福与个体的亲环境行为——基于环境知识的调节效应

公众参与是现代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和重要途径。在推进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提高公众的参与热情与参与能力尤为重要。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从个体认知、社会资本及制度环境等角度关注公众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但较少立足类型学角度,分别探讨公域亲环境行为与私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发生机制。本研究基于CGSS2021的调研数据,分别考察公平感知、主观幸福与公域及私域亲环境行为的关系,并检验环境知识的调节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平感知与公域亲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主观幸福与公域亲环境行为和私域亲环境行为均显著正相关;环境知识正向调节公平感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而环境知识对主观幸福感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存在调节作用。

项目竞赛与刚性约束:对脱贫地区乡村产业有效衔接困境的一种解释——G省联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产业有效衔接困境已经进入学界研究视野,但是对此问题的分析机制尚不明晰。通过深入考察西部地区G省南镇联村产业有效衔接陷入困境的现实案例,构建项目竞赛与刚性约束的框架,讨论乡村产业有效衔接如何在不同层级政府双向互动过程中发生了转变,为何有的地区能够争取到项目又得以如期完成预期目标,但其乡村产业有效衔接却陷入了困境。从案例解构结果来看,基层政府的实际能力难以完成层层加码后的项目目标,采取“盆景式”亮点打造与技术性应对的方式谋求项目绩效与项目竞赛红利;科层环境、乡村治理场域结构以及项目制约束机制的失准共同形塑了基层政府怠忽项目实效,突破刚性约束以获取项目政绩这一结果;项目竞赛与刚性约束的双向循环共同引致项目资源空转,乡村产业有效衔接陷入困境。文章的贡献在于,对产业衔接陷入困境的解释并未囿于基层政府对自利性的追求,而基于自利性与制度性融合的视角形塑基层政府行为来共同解读其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新质生产力是以不断促进人的更加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价值引领,以科技创新为鲜明底色,以包含科学技术在内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为本质要求,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一种先进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能够对共同富裕蓄势赋能。本文运用Eivews计量分析工具,对两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一组数据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金砖国家”和34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人均GDP(富裕度)与科技创新指数,另一组数据包括中国与34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及部分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富裕度)与劳动时间。回归结果表明,科技创新指数排名越高,劳动时间越少,则该国人均GDP越多,人民越富裕。分析结果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验证了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新发展阶段要以培养高素质劳动者队伍为统领,以生产力要素的协同匹配为重点,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现代化为主线,以塑造新质生产关系为保障,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契机,推动新质生产力更好赋能共同富裕。

政策模糊性会影响治理绩效吗?——基于“无废城市”试点政策的实证分析

治理绩效是衡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指标,直接反映了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有效性。政策模糊性是治理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政策工具的模糊性均会对治理绩效产生影响。以“无废城市”试点政策为例,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分析政策模糊性对治理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中央政策目标还是地方政策工具的模糊性都会降低治理绩效,但两者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央政策目标的模糊性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更显著,地方政策工具的模糊性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更直接,但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数字技术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作用效果及限度——基于“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区治理过程并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亟须明晰的重要问题。基于TOE分析框架,通过建构包括3个维度、9项观测指标和26条衡量指标的评估体系,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的14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过实现治理网络扁平化和开放性拓展、治理资源整合优化、治理价值重塑和社区治理制度再生产赋能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同时,数字技术在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社区治理主体智慧化理念缺失、主体结构与承接能力失衡、治理效果的内卷化、数据安全风险隐患等问题,成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阻滞因素。基于此,为更好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效果,规避其引致的负面效应,需要加快培育治理主体数字化理念,推动社区治理结构调整和能力升级,同时警惕技术治理的内卷行为和风险溢出问题。

病有所医、病无所恐: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历程、运行逻辑与未来进路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国家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为农村人口供给可负担、高质量的医疗保障,在经历了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不间断探索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民医疗保障全覆盖模式,这种连续性、从未间断的合作医疗形成了新中国治理变迁的独特经验,是形成国家发展的“中国奇迹”的一种基础保障力量。以历史变迁的长镜头观之,我国合作医疗历经了从“集体福利”“个体消费”“民生服务”走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轨迹,各个阶段都努力在现实需求与资源约束的矛盾运动下最大限度保证农民群众“人人看得起病”。为了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农民“病有所医、病无所恐”,未来需要继续大力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一体化改革,扩展农民群众医保报销范围、降低个人承担份额,最终实现城乡居民人人享有健康权利的国家战略规划,迈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共同健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