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电影:文化、叙事与审美

类型是指由于不同题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畴、种类或形式。类型电影旨在颂扬社会的基本价值和理念体系,但它也具有一种文化与反文化的双重特性,潜在一定的“反艺术”风险。在电影市场与观众发生变化的当今,有必要对类型电影的当代价值进行重新审视。本期专题通过对科幻电影、法庭电影、公路电影、医疗电影、戏曲电影、武侠电影进行文化、叙事或伦理等层面的阐释,期冀为类型电影发展和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儿童与青少年电影节的多样概念、影像权共识与普适模式:以中国、法国和德国的实践为例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电影阶段”中,各种国际电影节开始深度介入电影工业的各个环节,推动并建立起一套基于“专业”电影节的和“专业”和“产业”电影类型进程,及相关行之有效的艺术体制。其中,青少年电影节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旨在促进年轻观众的艺术和文化发展,并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儿童和青少年电影节促进了全球范围内儿童电影类型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并业已成为许多国家在关注儿童事业方面较为重视的电影产业活动。

文化移植·文本转换:电影史视角下的翻拍策略解读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展望2035年,我国将建成电影强国,中国电影实现高质量发展,电影创作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美学的精品力作不断涌现”[1]以及“吸纳和整合全球优质电影资源要素”[2]。

舞蹈电影的叙事建构及审美表达

舞蹈是以人体为表现手段来塑造形象和表达情感的综合艺术,电影则是通过银幕和屏幕展示画面,它们都是利用多维时空元素来创造直观的视听体验。舞蹈电影是综合舞蹈与电影两种艺术门类的电影类型,其中舞蹈直接参与电影叙事,推动电影情节展开,或者借助舞蹈来传达电影主题。舞蹈电影中,舞蹈艺术与电影艺术“不是取代彼此,而是为彼此提供新的力量”^([1]),两种艺术完美结合,通过演员的舞蹈表演和富有旋律、节奏变化的音乐,引领观众深入电影的情节和故事,进而深刻理解电影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深层含义。

“非纯电影”新论:从中国电影史上戏剧与电影关系出发的考察

“非纯电影”是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巴赞首先提出的概念,他将那些在创作过程中不完全忠实于文学原著,而是有所改编的电影作品称为“非纯电影”,并在艺术地位上给予了它们积极的辩护。^([1])巴赞的这一理论为人们理解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和艺术规律形成提供了全新视角。从“非纯电影”的角度来看,中国电影史中的戏剧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样的。在中国电影早期阶段,戏剧与电影就有着紧密的联系。一般而言,中国电影在诞生之初被认为吸收借鉴了诸多中国传统戏曲的元素与成果.

电影的系统性、运作机制与体系性自觉——基于电影《永安镇故事集》的分析

继电影长片处女作《野马分鬃》(魏书钧,2020)入选戛纳2020官方评选影片名单后,1991年出生的中国青年导演魏书钧2021年再次携新作《永安镇故事集》进入戛纳电影节双周单元。这部以电影拍摄过程为主要内容的电影以“元电影”(即“在文本中直接引用、借鉴、指涉另外的电影文本或者反射电影自身制作过程的电影”[1])的形式展现了电影拍摄台前幕后发生的种种故事,在戛纳外还获得了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评审团奖,并入围第26届釜山国际电影节、第65届英国电影协会伦敦电影节、第22届东京FILMeX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荣获2023年平遥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奖项,成为中国青年导演作品在国际上一张崭新的名片。

“技”能不能上升为“道”:电影工业美学技术美学之维“接着讲”

电影工业美学理论与电影技术的交汇,能够使技术与理论达到“技道合一”的理想境界。电影工业美学理论能够发挥“道”的功效,为电影技术提供必要且有效的理论支撑:因为在电影工业化研究语境中,电影技术是国内电影工业研究学者及业内从业者谈及电影工业发展时关注的核心议题,但与电影技术强势发展及电影技术实践不断改变电影生产这一“现实”相反的是,对技术“道”的层面即理论层面的研究、整体性总结与提升性质的研究相对较少,电影工业美学恰恰能够为电影技术研究提供理论维度上的支撑与“道”的维度上的提升。电影工业美学理论能够有效分析电影技术中的原理、美学及伦理,并起到促进实践与理论对话的效用。电影工业美学理论技术之维的“接着讲”仅仅是开始,还需要与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关注技术的机制研究与技术背后的人的研究。

早期中国现代性情境下袁牧之生平创作再审视

袁牧之被称为“舞台千面人”[1],提到他艺术上的贡献,会提及多个“第一”:他自编自演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有声片《桃李劫》(应云卫,1934),编导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袁牧之,1935);创办中国第一个党的电影放映机构“延安电影团”;筹办新中国第一个电影生产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担任新中国第一任电影局局长。[2]时至今日,袁牧之留给人们的艺术理念和先锋精神,具有丰富的挖掘空间。

现实基底、革命想象与影像本体意识——唐纳的电影批评与理论研究

20世纪30年代,党的“电影小组”和“影评人小组”在多位左翼电影人努力推动下成立。作为“影评人小组”的骨干成员,唐纳见解独到、笔锋犀利,发表了大量左翼电影文论,不仅满腔热情为创作鼓与呼,还抨击“软性电影论”者,为电影创作界树立新风。除此以外,他还编写主旨明确的剧本,并参演电影、译介西方电影理论、编辑报刊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文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生态美学影视作品的叙事策略与文化价值

从我国电影播放史角度看,纪录片《狐狸的故事》(日本,1978)是我国观众较早接触的生态美学影视作品。①1983年,《电影评介》在对“捷克生态电影节参展影片”进行介绍时,用“生态电影”来描述工业化国家修复已经破坏的环境或者减少大自然破坏的电影。

2023年度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综述

2023年,中国电影理论研究延续着自2019年以来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试图从中国电影学派、工业研究、民族话语等多个方面深入阐述。同时,研究者们在人工智能、前沿理论、电影节、媒介技术、科幻电影等多个议题上进行了积极表达。此外,研究者在认知叙事学、电影史与数字人文、戈达尔百年等重要话题上也给予了重要回应和研究探索。对于上述研究较为全面的分析与解读,将成为人们未来回望2023年的历史锚点与脉络光谱。

融合修辞学视角下的《记忆》与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导演作品

泰国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以下正文中简称为“阿彼察邦”)被誉为新一代亚洲电影大师,其电影作品独具个人风格,将光影、音效、长镜头融会贯通,往往以超长静止镜头表现超然物外的主题,通过抽象梦境、记忆、前生今世等命题为观众带来诗歌般的感性体验。自长片处女作《正午显影》(阿彼察邦,2000)被《电影评论》和《村声周报》列为年度最佳电影之一以来[1],阿彼察邦凭借多部影片不断获得各大国际电影节青睐,在漫长的影视生涯中留下了许多具有独特个人印记的作品。

中国电影与文化的互动

电影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产物。纵观百年中国电影史,既有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也有对苏联等国家电影的借鉴;既有照搬国外电影而无视中国实际的无奈,也有对本国电影文化自主性的探索与追求。从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从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结构主义与“葛兰西”转向,我们看到电影与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密切关联。艺术来源于现实,中国电影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的文化传承演变同步。本期专题通过对电影与文化的再审视,意在阐明电影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辅助。

香港文学改编电影:香港地区文化的重要显影

自诞生以来,香港文学改编电影与社会思潮同步,与审美意趣相表里,是香港地区文化的重要载体。香港文学改编电影体现了文学为电影赋能的多种可能,提升了香港地区电影故事的精度、审美的潜能与思想的深度。文学改编电影有益反哺了文学创作,文学进化与类型拓展与时偕行,继而促进文学改编的多元实践。同时,香港文学改编电影帮助观众更好地体认中国身份,搭建了重新认知香港地区文化的通路,积累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经验,淬炼出超越性、现代性、多元性的艺术风貌和文化追求。

电影工业化本质新探:历史、理论与现实辨析视角

学术界对于电影工业、电影产业、电影工业化等概念的界定尚不统一。从词源、经济史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所指厘清“工业”与“工业化”,再具体到电影行业可知,电影工业指涉电影机械与设备制造相关类目,电影制作并非工业;电影工业化,则不仅包括传统的工业化内涵(电影机械与设备制造业),也包括电影制作的生产方式变革。就电影制作而言,当前业界所强调的流程化、标准化等,仅是电影工业化的若干特征之有机构成。

新文化消费视域中的电影发展

电影自诞生之日便与商业消费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在100多年电影史的璀璨星河中,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的论争从未停止过,但没有任何一方能否定或消除彼此。在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当今,电影消费已然成为一种被嵌入生活方式的习惯,成为新文化消费的重要载体。在新文化消费场景中,电影发展则在素材选取、主题呈现、叙事表达、视觉手段、美学风格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消费文化特征。电影消费与美学的变奏也深刻影响了电影生产方式的革新,使电影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文化消费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中国早期电影中表演美学的本土特征探析:以“第二代”导演的实践为例

中国早期电影表演与西方以及其他国家的电影表演并不在同一个表现维度上,它们的判别标准也不同。中国早期电影表演形成了明显的中国式本土表演范式,凸显了鲜明的中国早期电影表演美学的本土特征,它集中反映在中国第二代电影导演的实践过程中,作品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

范式转换与知识实践——“电影工业美学”理论述评

“电影工业美学”的思想架构是当代中国电影发展现状所决定的,是对当下电影实践中新力量导演、新主流大片等影视现象的理论总结,也是对当下电影技术发展、电影产业观念变革的学术话语回应。“电影工业美学”的提出是新时代语境下中国电影学学术研究的一次重要的“学术事件”,是对传统电影理论、电影美学的有意超越,从而呼唤和探索着一种具有现实效力、回应“新美学经验”的新范式,亦是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电影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同时也构成一种“反思电影学”的知识实践。

中国当代灾难类型电影的新突破与新美学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国的灾难类型电影在电影产业、故事叙述和情感表达方面均已实现了巨大的创新与突破。灾难题材电影在美学上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通过多种创新手法实现了视听表现的新突破。同时,这些灾难电影与时代精神紧密融合,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和积极的社会效益,为促进国家文化建设、提升引领社会风尚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提升了该类型影片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电影叙事何以工业化?--论“神话”改编类中国动画电影叙事的“工业美学”式策略

近年来,神话改编类动画电影发展突出。此类电影充分整合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将神话IP进行现代化转化,满足受众“想象力消费”需求的同时,逐渐探索出工业美学式的叙事策略:一是建构高概念神话世界观,二是锻造可迁移式数字身体符码,三是引入电影算法叙事生产机制。将神话改编类动画电影标准化、类型化、持续化的叙事生产实践纳入电影工业美学理论体系,不仅是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在叙事之维“接着讲”,还能够助力中国动画电影提升叙事工业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