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十四五”创新驱动发展目标任务的实现情况、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主战场,科技自立自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全面做好“十四五”规划中创新驱动发展任务的中期评估工作,针对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对于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确保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一、我国“十四五”创新驱动发展目标任务的实现情况本文主要针对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第二篇章“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提出的四个方面46项工作任务进行重点评估。

打造合肥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路径选择

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安徽是唯一被“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战略覆盖的省份,合肥又是全国第二个获批建设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合肥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对形成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双中心”格局,更好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科创产业协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南京高质量建设城市“硅巷”的有效路径及对策

塑造城市创新空间推动中心城区更新发展,是近年来国内外城市在产业空心化背景下实现城市全域创新发展的新路径。南京作为科教资源集聚城市,存在着高校老旧校区、低效商务楼宇和闲置工业厂房等大量存量空间载体,亟待加以盘活利用。高质量打造城市“硅巷”。

美智库:全球数据政策优先事项

当前,数据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许多国家(地区)已制定一系列数据政策,涉及个人数据、商业数据和政府数据等。2023年9月,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全球数据政策优先事项比较报告》,对比了欧盟、英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的关键数据政策,发现各国(地区)对待和评估数据的方式存在重大差异。ITIF认为,各国(地区)应制定连续性的数据保护、共享、访问和生产战略,并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更好地平衡数据保护与数据使用之间的关系。对此,ITIF提出了理想的支持创新的数据政策框架,包括:实施基于风险的数据保护;推动公私部门共享个人和非个人数据;支持数据跨境流动;促进跨部门数据收集并加大数据生产投入,以激励创新并避免造成数据缺口。

美国智库分析量子技术的应用和影响

2023年5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量子技术:应用和启示》报告,探讨量子技术在量子计算、量子加密、量子通信和量子传感领域的应用和影响,呼吁国家、企业和学术界共同合作,制定相关政策和标准,确保量子技术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上海科创建设面临的人才发展瓶颈与对策

自2015年5月上海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以来,按照《意见》的最初设想,上海要在2020年前形成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框架体系,2030年实现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回顾过往的8年时间,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标志性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科技成果与人才尚未涌现,离2030年的建设目标越来越近,如何实现其预期功能?关键是要有大量的优秀人才。由点及面,科创中心建设的成功一定是依托上海整体的人才储备以及良好人才生态的基础之上的,为此,我们不妨以此为起点,把对人才问题的检视推广到上海全境科创建设的整个环境之中,否则,单纯就具有特殊性的科创中心来谈人才问题无法揭示人才生态环境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过去的8年里,上海科创建设在人才领域的表现、遭遇到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都是需要认真反思与明确的,厘清人才问题的瓶颈到底在哪里,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都有哪些?这就是本文要回顾与总结的核心问题。

吉林省科技创新政策落实情况及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对吉林省科技创新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分析,针对问卷反馈的问题,提出优化吉林省科技创新政策落实的对策建议,不仅有利于更清晰地看待吉林省科技创新政策发展的经验,对未来政策制定也有借鉴意义。

江西未来产业主要领域培育突破路径与对策研究

未来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引领国家科技创新发展及经济社会变革。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江西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加快发展未来产业将是江西在新发展阶段拼经济谋长远的工作重点。

如何做好技术需求挖掘、筛选、匹配和对接

2022年11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正式发布,其中,技术经理人作为新职业被纳入第二类“专业技术人员”中,标志着长期活跃在技术转移一线的从业人员有了正式的职业身份。同时,职业分类大典也指出“为交易各方提供需求挖掘、筛选、匹配和对接等服务”是技术经理人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做好技术需求挖掘、筛选、评估和对接工作,需要好的工具和方法,更需要一定的经验。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如何深度优化高科技园区营商环境

高科技园区通过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展,成为我国区域发展重要增长极,是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有生力量。当前,我国高科技园区正在通过优化产业政策环境、创新创业环境以及人才资源环境等营商环境,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助推新型工业化。但是,我国高科技园区仍然存在政策落地性不强、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高、产业人才培育不足等问题,亟须通过增强政策落地性可执行性、提高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加大产业人才培育力度等方式进一步优化高科技园区营商环境,更好支撑新型工业化发展。

我国新型研发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要任务。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部署,将建设新型研发机构作为落实这一改革任务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集中国家优质资源,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

新基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政府工作任务之首。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而新基建提供了先进生产力所需的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通过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促进产业链深度融合和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来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因此,深刻把握新基建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产学合作基础研究新趋势、问题及政策建议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关键组成部分,应当承担起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突破的使命。随着我国产业“卡脖子”技术背后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问题凸显,高校应加强与科技领军企业协同合作,从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中找准科学问题,布局基础研究,并加以解决。产学深度合作的基础研究应成为我国高校重要的基础科研模式之一。然而,我国在产学合作基础研究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本文分析了挑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路径思考

所谓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一系列重大部署,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詹成付,2024)。特别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精辟论述,不仅蕴含了科学的认识论,还蕴含着科学的方法论,为我们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和途径。

以未来产业培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2020年和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调研时分别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并强调“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这是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新要求,也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新方略,更是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两者具有高度统一性,在实践中要把握好未来产业培育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辩证关系和主要问题,找准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系统突破、久久为功,以未来产业培育催生新质生产力强大动力和蓬勃生机。

我国创新药开发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创新药行业起步晚,但成长性较好,表现在研发基础持续夯实、行业环境持续优化、创新成果产出快速提升,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面对目前我国新药创制企业主导地位尚未建立、医保杠杆撬动作用发挥不足、国际对手极力遏制等问题和挑战,本文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推动科技金融走深走实,塑造新质生产力新动能

创新是引擎,金融是燃料。历史上,金融资本在历次工业革命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依靠商业银行体系推动了蒸汽机大规模应用,成为19世纪头号强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依靠现代投资银行体系推动了电气技术普及扩散,成就了霸主地位;第三次工业革命,创业投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全方位支持,助力美国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全球范围看,世界各主要国家都逐步构建了与国家创新体系和产业结构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英美围绕信息、生物等研发密集型产业,形成了以创业投资、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日德基于制造业等资产密集型产业,建立了以银行信贷间接融资模式为主的金融体系。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牵引作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竞争形势愈发复杂,创新的竞争已经演变为国家创新体系的竞争。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制胜国际博弈的重要保障,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关系国家安危。当前,我国正处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极端风险挑战,亟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牵引作用,引导全国科技力量不断优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体系化动能。

加强高校有组织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有组织科研是我国科技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但多年来学界的研究侧重于有组织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关于有组织基础研究的学理研究和实践探索还需深入加强,应进一步厘清科技自立自强和基础研究的概念和思路,推进高校有组织基础研究的战略谋划和推进实施。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领域制度型开放

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已实施45年,开放的着力点正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开放,本文探讨的制度型开放主要是指国际规则、国内规制、管理制度、国际标准等正式制度的开放。相比于商品服务和资源要素的开放,制度型开放难度更大、层次更高,是更高水平的开放。当前,科技创新已被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地位,推进科技创新领域制度型开放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