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双轴看杂技雅俗的当代阐释

杂技在当代的发展一直没有厘清的一个问题是“就雅”还是“就俗”。双轴关系是任何符号文本所固有的品质,杂技作为身体表意的符号美学,其聚合轴与组合轴的选择与组合造就了其在不同时期的雅俗品质。当代杂技艺术在聚合轴的丰富性上不断做出各种尝试,从身体表意、服装、化妆、道具的配合到叙事内容的意义阐释,有了多样聚合,才有多元文本,聚合轴上的多样选择使得当代杂技呈现出“双轴共现”文本增生现象。解释的力量决定了符号发出者和符号文本的结构方向,解释意义在符号过程中的重要性决定了群众“聚合参与”的可能性,杂技艺术产业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表现之一,时代主旋律因素赋能为其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

地方性知识如何参与乡村媒介行动:“土味”短视频传播的人类学考察

人类学有关地方性知识的论说,以“情境”“特定”“专属”等特征与前现代/传统社会的特定时空、地方和人群相联系。在传媒技术、话语生态快速迭代的当前社会语境下,众多“土味”短视频凭借低门槛、高弥散的媒介技术属性全面介入日常生活,也在中国城乡关系的重构过程中拓展了地方性知识嵌入媒介社会行动的新讨论空间。本研究凸显媒介空间地方性知识的实践面向,基于一个西北乡村媒介生活图景的民族志深描,从符号人类学视域出发考察乡村日常生活的符号化与媒介化的具身实践,观照“刷”短视频这一微观身体操演中隐含的知识平权、信息扁平和基层主体身份意识的建构和表达,从而在媒介符号“可见性”“可供性”与“可刷性”的复杂关联中看到,地方性知识不仅作为一种知识要素嵌入了“土味”乡村的媒介符号图景,也作为重要的行动路径折射出乡村民众从“地方”这一特定历史位置参与当下媒介世界的复杂经验和主体意义。

“道”与“在”:关于海德格尔语言本体论的符号学反思

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从真理存在的方式切入,通过语言表征的“遮蔽”与“去蔽”的关系,力求让真理在语言的表述中“敞开”。然而,他的语言本体论依然沿着探索真理的传统路径,试图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没能让语言脱离表征危机。如果从老庄的道家学说出发,与通常的真理探索之路相反,返回自然,打破固有体系和现存观念的束缚,也许能够更接近包含所谓真理在内的“道”,让语言的本质和真理能够更加自由地“在”。本文从对真理存在的质疑、意义的自反生成和言说的间离作用三个方面,来反思海德格尔的语言本体论,以期把语言存在研究引向深入。

实践与符号:马克思与卡西尔的比较与融合——兼论数字时代人的生存与发展

对于人的存在与本质问题的研究,卡西尔试图解决方法论危机,转向功能性路径,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卡西尔将人的活动视为符号活动,将人的本质视为劳作,将人的存在场域视为符号宇宙,虽然超越了传统哲学,揭示了人的感性活动的根本中介——符号,但是他局限于对人的精神生活的阐释,割裂了符号与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的活动理解为实践,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人的存在场域理解为感性世界。主张从社会关系出发将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个人进行考察,是马克思与卡西尔人学的根本区别。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作为符号存在的人发展到数字生存的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整合了马克思和卡西尔的理论,对数字时代人的生存发展问题进行了全新考察。

机器智能美学时代的跨媒介记忆:雷菲克·安纳多尔新媒体艺术的影像叙事

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普适计算时代,人工智能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世的新纪元。作为新媒体数字艺术家,雷菲克·安纳多尔以智能算法为基础,综合运用医学、统计学、档案学、环境学、人工智能等学科领域的知识资源,以“记忆”为主题进行数字艺术的视觉化叙事,深入挖掘人类个体、集体和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以安纳多尔“跨媒介记忆”话语为主轴,援引文化记忆和技术哲学理论,分析其代表性艺术文本呈现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记忆重组”等影像叙事,尝试分析机器智能美学时代的媒介与记忆问题,并力图在数字技术和当代艺术两大领域之间寻找一条新的对话路径。

角色、时间与意义:关于自我的“情节”

传统意义上,有关“情节”的探讨,主要围绕文本凝缩之后所得的具体信息,及其可被还原的某种叙述模式。本文基于符号叙述学的视角,将叙述之于自我的意义,视为情节构建及分析的关键,并认为:“情节”构建中的叙述元素,应当同时在“什么”(what)与“如何”(how)两个层面展开,由此为卷入文本的自我(无论是文本的发出者、接收者还是其中的角色)提供一个意义栖居之处。

故事世界的多模态表征:《摩登时代》里的无厘头歌曲

跨媒介叙事学将叙事识解视为从符号模态到故事世界的映射。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中的餐馆试唱实质上是一个多模态叙事(音乐哑剧小品),调用了多种符号模态来表征这首无厘头歌曲的故事世界。其中,具身模态(动作表演)取代了语言(歌词)成为支配性叙事模态,音乐伴奏和声乐为辅助模态。本文以韩礼德“元功能”概念来刻画各种模态在建构故事世界中的功能;从“可述性”切入,结合电影的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阐释这种多模态配置的审美政治含义。

升格与复归:符号三联体在演示叙述中的表意路径

身体与日常物(实在物、虚拟物)是形成演示叙述的主要媒介,在进入演示框架之后,二者的意义会发生改变,呈现出符号三联体的滑动态势:进入演示框架的日常物,会跃出其原本携带的使用功能,或回到澄明的物质本源,呈现出日常物向实用符号、艺术符号滑动的升格趋势;进入演示框架中的身体,会转化为某种器-物或姿态物,体现出身体向物性的复归。符号三联体的横向滑动影响着身体和日常物的升格与复归,共同构成演示叙述的两条纵向表意路径,更清晰地勾勒出演示叙述的三类演示性质:以人为主导的演示形态(包含物被拟人化的情况),融合人、物的演示形态(包含表演者成为器-物、人+装置等情况),以物为主导的演示形态(包含纯物表演、身体被数字化的情况)。

论科幻小说元叙述及其后现代意义建构

元叙述是后现代文学的重要书写策略,能够揭示叙述的自我意识,呈现文本虚构性与经验真实再现之间的认知张力。然而,元叙述在现代科幻小说中的特性与特征却鲜有研究与总结。本文探讨20世纪60年代科幻小说创作与批评实践在元叙述模式中的幽微互动,通过参与文体规则的符码游戏,以形成鲜明的“批评性”与“交流性”特征,并在作品中展现“露迹式”与“多叙述合一式”元叙述的具体建构。本文认为,在元叙述为读者提供未来世的文本空间并渗透作者私人意志的同时,现实经验与传统惯习中割裂与间隔的碎片、拼贴、反传统等后现代表达所面临的阻碍,通过元叙述的表达模式,也能于科幻这一逐渐流行的现代文学体裁中得以消解。

语言的困境与突破:真言陀罗尼及密乘的诞生

本文从语言哲学角度,梳理出佛教真言陀罗尼(密咒)出现的语言学内部因素。作为语言的一种类型,真言密咒以功能而非表意阐释为主,它的出现与发展是印度佛教为回应其内外双重压力,在语言哲学上,通过对佛陀语言的重构,积极挪用印度传统和佛教传统的结果。围绕真言密咒,印度佛教逐渐延伸出与之相应的手印、曼荼罗仪轨等体系化的实践方法,最终直接在佛教大乘内部催生出一种新的宗派--佛教怛特罗(佛教密乘)。

从符号美学看艺术与产业的融合:评赵毅衡《符号美学与艺术产业》

艺术与工业、商品、经济的关系一直是艺术理论界备受关注的问题。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通过强调作家、演员等艺术从业者的“生产劳动者”身份,揭示艺术必然会卷入经济活动的社会现实。一个世纪之后,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站在批判立场提出“文化工业”概念,否定资本家在艺术商业化、产业化中对大众意识的操纵和个性趣味的抹杀。

当代中国交响音乐的符号叙述策略探析——以张千一的《我的祖国》为例

张千一创作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在兼顾可听性与专业性的同时,利用标题建构音乐叙述框架,将新时代的丰富内涵和人文风貌作为展现祖国形象的重要路径,为大众进入《我的祖国》语义空间奠定了理解基础。本文以符号叙述学视角为切入点,分别从“标题指示与叙述分层”“双轴操作与双层结构”“音乐互文与情感言说”三个方面,揭示中国交响音乐聆听与阐发的更多可能性。

主体符号学的发展:理论、实践与展望

巴黎学派是世界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力量,该学派早期以叙述研究为中心,将语言看成自给自足、逻辑自洽的系统,探索文本的话语表现形式和深层语义结构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在符号学的众多研究对象中,“主体”这个关键且复杂的问题都被悬置。通过借鉴陈述语言学和现象学的理论和方法,科凯对传统符号学采取批判性继承的办法,从现实性原则出发,探讨了主体符号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并创造性地将主体二分(主体/非主体)从而建立陈述机体模型,用于分析实践。主体符号学是后格雷马斯时代最具原创性的理论之一,为研究人的感知和身体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主体不再是模糊、抽象、难以捉摸的概念,它变得可以理解和分析,能为人们进一步认识意义世界和自身提供帮助。

从形式到征兆——商品拜物教的符号学分析

马克思对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内涵丰富。本文基于马克思的文本,结合结构主义语言学、解构理论、精神分析学等,从符号学角度对商品拜物教进行了分析。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在于商品形式。形式即形式辩证法,它是一种运动。与梦的运作类似,商品形式也是一种运作,它的运作肯定了商品价值的优先地位,以货币形式,把社会关系刻写在金属物上。货币形式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空能指拥有了不朽之身。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揭示,表明了“以物的关系掩盖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点,即征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丰富了意识形态理论,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意义。

《符号与传媒》征稿启事

《符号与传媒》,是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集刊,目前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赵毅衡教授任责任主编,每年分春秋两辑出版。自2008年创办以来,《符号与传媒》已与国内外符号学团队合作共推出多个颇具影响力的学术研究专题。为适应刊物进一步国际化、专业化的需求,本刊自2014年春季号起全面改为中英文双语版,并严格执行国际同行评议制度。

“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专辑导言

符号是用来传递意义的,任何意义的交流传递必须通过符号进行,故而赵毅衡先生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著中做出了“符号学即意义学”的这一经典定义。中国先哲并没有创造一门现代意义的“符号学”,但是意义的交流却是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自先秦时代,中国先哲们不仅能熟练运用符号来表征意义,而且已经注意到符号与意义的关系问题,如用卦象符号来标示万物,预测吉凶,开中国符号应用之先河,并形成《周易》这套人类最早的符号系统.

构建双向动态的平等交流模式:评王委艳《交流叙述学》

人是天生的讲故事者,而故事也需有人接收,叙述和交流从来密不可分。自叙述学诞生以来,叙述学研究中针对叙述交流性的讨论不在少数,但往往不够充分和系统。经典叙述学强调文本内部研究,以文学叙述为研究中心,对文学叙述交流性的研究只是暗流;后经典叙述学突破原有研究范围,其中的修辞叙述学研究更是逐渐转向叙述的交流特性,但该类研究依旧局限于文本内层,同时也无法克服研究中交流单向性的缺陷。

从“意义”之维构筑文化传播元理论:评胡易容《文化传播符号学论纲》

自牛顿以后,经典的科学观一直占据主流。“科学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华勒斯坦等,1997,p.4),相应的,人文学科则成为贬抑的对象。传播学中的二元论对立来自批判与实证的简单二分,一些学者如约翰·费斯克(John Fisk)、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等对“意义”进行打捞,试图抵抗行政研究对人类复杂传播行为的一刀切。

《符号与传媒》征稿启事

《符号与传媒》,是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集刊,目前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胡易容教授任责任主编,每年分春秋两辑出版。自2008年创办以来,《符号与传媒》已与国内外符号学团队合作推出多个颇具影响力的学术研究专题。为适应刊物进一步国际化、专业化的需求,本刊自2014年春季号起全面改为中英文双语版,并严格执行国际同行评议制度。

建构国别符号学的对话空间:读王铭玉《符号学思想论》

一、符号操演:人类生活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古今中外,人们对“符号”或是其所传达出的意义与效用似乎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热爱和关注。早在公元前的古希腊,符号就成为人们日常谈论的对象。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将病人的病症当作符号来看待,根据不同的症候来划分和定义不同的气质类型与病因,从而完善人的性格特点(如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