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媚奥章鄭玄注的復原及詮解與人神原型的重塑

《論語》媚奥章鄭玄注,保存在前人的輯佚本和唐寫本之中,而唐寫本殘缺的文字,可據輯佚本及鄭玄相關禮注予以補綴。古堂室之制,以奥爲尊位,蓋可追溯至西周之時,孔子既言及之,而《韓非子》所記曾子與衛將軍文子故事更爲此提供事例。依鄭義,竈、爨爲古今語。爨祭老婦與五祀之竈神别異,不可混同。祭祀後爲報先炊而舉行老婦之祭,猶如《周禮》祭爟以報其爲明之功。“何謂也”爲反詰之辭,含意隱微,却是解讀此章的關鍵處。本文結合《論語》《左傳》及《説苑》,重塑不一樣的王孫賈形象。後人解讀王孫賈問語,大多受到《孟子》記彌子瑕説的“孔子主我,衛卿可得”的干擾,想當然地把兩事比附起來。然而,參照敘事,審時度勢,可以推知王孫賈問語不太可能像彌子瑕懷有不軌意圖。孔子説,“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表示若天罰有罪,則禱祀奥、竈亦無濟於事。曾子責數子夏有過,謂其應受天罰,可作參照。媚奥章鄭注全然不談人事喻意,與其他漢人純據人事爲説大異其趣。涵詠媚奥章鄭注上下文,“媚”似是敬神之詞,不必有諂瀆之意。王孫賈所説的竈,不應受鄭注引據的禮書之竈或爨所限。源於古希臘文化的俄羅斯紅屋角與爐竈對角斜向,以及古羅馬神話的女竈神崇拜,爲重塑竈神原型及理解奥、竈如何構成對比關係提供合適的條件。

論韓道昭《五音集韻》之開合

作爲現存最早的等韻化韻書,韓道昭《五音集韻》没有明確提供開合信息,故研究開合對闡明《五音集韻》語音系統而言必不可少,也有助於揭示韓氏區劃開合的理論依據。本文通過系聯反切、梳理韓書中案語、分析韓氏對《廣韻》《集韻》小韻的處理等方法,並結合宋元韻圖的開合信息,討論了《五音集韻》中的開合分佈,以及韓道昭處理開合的依據及問題。

《左傳》兩“務人”名號異文新證

《左傳·文公十八年》中的人名“公冉務人”在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魯文公卒章》作“公襄目人”“公襄貿人”,《左傳·哀公十一年》中的人名“公叔務人”在《禮記·檀弓下》作“公叔禺人”,過去學者頗有疑議。文章在文獻考證的基礎上,從語流音變的角度解釋這兩組異文的形成。“公冉”應源自“公襄”,“襄”的舌根鼻音韻尾-?在語流中易受其後一字“目/貿/務”的雙唇鼻音聲母m-影響發生逆同化音變而變爲-m韻尾,“襄”因此被記寫爲“冉”。“禺人”應源自可讀爲“務信”或“務仁”的“務人”,“務”的雙唇鼻音聲母m-在語流中易受其前一字“叔”的舌根塞音韻尾-k影響發生順同化音變而變爲舌根鼻音韻尾?-,“務”因此被記寫爲“禺”。

張自超《春秋宗朱辨義》與《春秋》書法——以敘事見本末、發微闡幽爲詮釋視角

張自超著《春秋宗朱辨義》,有兩大宗旨:其一,標榜宗朱,宣示私淑所在;其二,凸顯辨義,强調補充與發明。十二卷書中,二者往往脈注綺交,轉相發明。《春秋宗朱辨義》揭示:“是非以筆削而見,褒貶以是非而見。”如何因筆削而考求是非褒貶之義,遂成爲本研究之焦點課題。“爰始要終,本末悉昭”,爲古春秋紀事之成法。《左傳》以史傳經,敘事見本末,薪傳春秋古法。《辨義》一書,本朱子據事直書之旨,參酌《左傳》原始要終,尋究所窮之長,運以比事屬辭之書法,以之考求《春秋》之微辭隱義。是非疑似之處,則闡幽發微,匡謬補缺,蔚爲自成一家之創見。此一經典詮釋之法,宏觀而系統如是,影響方苞《春秋》學之論述,《春秋通論》所謂“按全經之辭,而比其事”。以經求經,可以無傳而著。

《全宋文》誤收宋理宗《孟子贊》一首考辨

《全宋文》卷七九八一收録了兩首《孟子贊》,前一首屬於《道統十三贊》之一,引自《咸淳臨安志》,後一首則爲單篇,出處是《同治滕縣志》,撰者均繫於宋理宗趙昀名下。從史源學角度檢視,目前已知最早輯録第二首贊文的文獻應爲宋元之際陳元靚編撰的日用類書《事林廣記》。據此書記載,該贊並非出自理宗手筆,實另有撰人。致誤之由,當是在文獻的輾轉徵引中,較早的典籍作者未細審上下文,將君臣之作合二爲一,後人不察,以訛傳訛,遂闌入《全宋文》中。

論王念孫“二十三母”之性質——兼議王氏“因聲求義”之發展

王國維推測《釋大》原書有二十三篇,對應王念孫“二十三母”,認爲當中吸收了錢大昕的古聲紐成果。近年來,學者整理王念孫另一部未刊稿《叠韻轉語》,發現該書編次正依“二十三母”,似可印證此説。但王國維對“二十三母”性質之判斷主要得自外部因素,未深入《釋大》聲紐框架之内,似是而非。文章首先考察《釋大》《叠韻轉語》之體例及同源系列的聲紐關係,其次分析《方言疏證補》《廣雅疏證》“轉語”的聲紐接觸,並聯繫乾嘉古聲紐研究進展,對“二十三母”之性質做如下判斷:它與戴震“轉語二十章”接近,是反映聲轉關係的紐目表,不宜簡單視作對“三十六字母”的歸併。

從古文字學論今本《古文尚書》非僞書

今本《古文尚書》到底是孔安國所傳的真本,還是魏晉人所僞造的?這是國學中的一大學術疑案。敦煌遺書中發現的《唐寫本隸古定<尚書>殘卷》的《五子之歌》中保留了戰國時代才有的一些古老字形,還有的字形與《説文》所收的古文字形相合,而與敦煌俗字形不合。這表明敦煌隸古定本《古文尚書》就是孔壁中書《古文尚書》演變而來,雖然大部分字形已經改成了後來的通行字,但依然保留了一些古老的字形,這是彌足珍貴的,也是判斷其爲孔壁中書本的重要依據。隸古定本《古文尚書》和今本《古文尚書》是一脈相承的,所以可以推斷今本《古文尚書》就是孔安國所傳《古文尚書》的真本,當然大部分字形已經改成了後來的通行字,但不是魏晉人所僞造的。《古文尚書》的《五子之歌》是所謂25篇僞古文之一,現在證明了《五子之歌》是真實不僞的,那麽25篇所謂《僞古文尚書》都是真實不僞的,這是自然的邏輯。由於《唐寫本隸古定<尚書>殘卷》保留的一些先秦古字形與戰國時代的楚簡字形和用字習慣相合,所以可以合理推斷隸古定本《尚書》的孔壁中書原本是用先秦楚系文字寫成的。

六朝歲差的發現與經解變遷:以《堯典》《月令》“中星”詮釋演化爲中心

經學元典所頻繁出現的“日躔”“中星”事項,由於關涉上古先民觀象授時的重要内涵,因而在傳統經學與曆學兩個知識體系中都具有非同尋常的地位。通過梳理六朝“歲差”理論創立與接受的歷史進程,進一步尋溯各朝經師對於上述經典記載歧異的不同詮釋。從中可見,受制於經師個人知識背景的不同,六朝隋唐經典注疏中有關同一曆術問題的理解實存較大差異,馬融、鄭玄已還,皇侃、劉炫等經師由於曆學背景的不同展現了各自迥異的解經特征。由中足見傳統經學與曆學的關係,在交融與互鑒的主綫之下,暗含著更爲複雜的面嚮。

《孟子》毛扆校本中所用吴寬抄本爲《孟子注疏解經》考

《孟子》毛扆校本作爲清代孔繼涵新刻《孟子趙注》和韓岱雲新刻《孟子趙氏》的主要參校本之一,是研究清代《孟子》趙注版本流傳不可或缺的一環。毛扆校本參校了吴寬抄本。此吴寬抄本,一般認爲它是經注本,其説起自余蕭客、盧文弨、戴震,至阮元《孟子注疏校勘記序》出而廣爲人知,幾成學術界定論。今據相關資料,發現此説有誤,毛扆校本中所用吴寬抄本并非經注本,實爲吴寬叢書堂抄本《孟子注疏解經》。

會冣研摩之《左傳》教本:讀《春秋左傳詳注》

趙生群教授新著《春秋左傳詳注》,立足於以明白曉暢、深入淺出的“簡明”注釋風格,爲研讀者提供一部通識《春秋》《左傳》的全解教材,内容涵蓋字詞訓詁、文字校勘、經學義理、典章制度、史實彙整等各面向。《詳注》創見頗豐,建立在作者熟讀歷代《左傳》學注疏文獻、綿密的考證成果的基礎上,反映了最新的研究結晶,洵爲語文學習者、經典閲讀者、經學研究者的優質讀本。

日本江户時代朱子語録注解類著作四種敘録

江户時代,林羅山、岡島冠山、留守友信等日本儒生爲“明文字以求理義”,以學習朱子理學爲目的創作了一批朱子語録注解著作,其中尤以《語録解義》《語録字義》《字海便覽》《語録譯義》爲代表。百餘年間形成獨有日本特色的語録注解體系,收詞規模急劇擴大,體例趨於完善,展現出現代辭書的雛形,其中頗有精彩且異於故訓的釋義解説,以及所系聯的大量同義、同素詞語,對朱子語録的解讀及漢語史研究有所啓示。本文在整理四種注解書的基礎上,敘録四書文獻概貌,並就其體例、收詞、釋義等方面的傳承發展略作探討。

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經籍殘卷綴合

武田家族的杏雨書屋是目前日本收藏敦煌西域遺書最多的機構,其出版的《敦煌秘笈》中有若干儒家經學典籍的殘卷。其中“羽015”《毛詩傳箋》殘片、“羽016”《春秋經傳集解》殘卷、“羽018”《古文尚書傳》殘卷可以與英、法、俄等地所藏的敦煌殘卷進行綴合,作爲這些敦煌文獻真實性的明證。

“天帝”與“神王”的秩序——論五帝祭祀與五德終始說的矛盾及太一信仰的展開

五帝祭祀與五德終始説本是源頭、譜系及内涵均不相同的兩個系統,自秦始皇依託秦地故有的畤祭體系引入五德説後,二者漸於矛盾中融合。黄帝在兩個譜系中的重疊,給予兩者互相流動的可能。嬴政轉變了宣公時得“金瑞”祀“白帝”的簡明對應模式,捨棄自身所獲“金瑞”以迎合水德之運,又用“黑帝”缺位來彰顯自身的黑帝身份,建立起新的對應模式,但旋即被劉邦因水德而立北畤的舉措打破。始皇時託名水德的苛法政治,在儒生、方士的歷史記憶中留下深刻陰影,因而文帝、武帝時期的德運更迭更注重實質的政治内容,其内核被置换爲儒生的“禮樂政治”與方士的“黄帝之治”,“太一”作爲曾被黄帝祭祀的“上帝”,被確立成畤祭體系的最高神,由此形成崇土德而尊太一的新格局。

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與乾嘉禮學之分合

釐清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與乾嘉禮學的關係,對於理解清代禮學從清初到乾嘉之間的學術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從文本内在的比較和對清代《儀禮》學史的發展角度切入,可以發現張氏實未嘗以“漢學”自居,但其對漢唐注疏的重視,對《儀禮》性質的看法與治禮之方法,皆從客觀上促進了清代經學研究“範式”的轉變,體現了《句讀》影響於乾嘉禮學的一面。但同時也存在囿於明人版本範圍、釋禮多沿襲宋學視域以及明顯帶有朱子學派重視“讀書”和藉經求道的色彩與經世先王之義、保存漢族文化的追求等方面的“特質”,又深刻的反映出《句讀》自身的學術特點,形成區别於乾嘉學者的“個性”所在。

《左傳》整理的新高度——讀趙生群《春秋左傳詳注》

趙生群教授的《春秋左傳詳注》疏解周詳,注釋簡明,該書在典章、名物、義理、史實、文字校勘、標點、訓詁等諸多方面作了全面深入探索,尤其重視常用字詞、虚詞的釋讀,新見迭出,精彩紛呈,是當代整理《左傳》的典範之作,爲閲讀《春秋》《左傳》提供了一個精善的注本。

永樂本《尚書注疏》底本辨正

學界近年來關注的永樂本《尚書注疏》,其底本並非是此前認爲的元刊元印十行本,而是元十行本明初印本。元十行本明初印本存在若干補版,新增若干訛誤,部分版片印刷時又存在筆畫脱落的情況,皆爲永樂本《尚書注疏》繼承。本文在考證永樂本《尚書注疏》底本印刷年代的基礎上,可以證實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的版片在明洪武、永樂時期,就已經進行了兩次補版。

吴縣江艮庭處士年譜

與江聲相關的資料很少,唯孫星衍《江聲傳》、江藩《漢學師承記·江艮庭先生》二文爲稍詳,其他傳記乃陳陳相因而大同小異。余頗憾其簡略,不足以見一代經師之學術。今結合前人研究,並略事搜採,爲作《年譜》,勾勒其生平,鋪陳其行事。於考見當時學術、學人交往等,庶幾不無小補。年遠人遥,文獻難徵,存其大略而已。

惟聖時憲:試析南北朝隋唐的改撰《論語》現象

中國經學史上有類編孔子言行的學術傳統,宋以來此類書籍漸多,南北朝隋唐時代,則有梁武帝《孔子正言》與王勃《次論語》。但因二書久佚,其學術與現實意義湮晦不彰。結合此時的學術風氣與其他相關書籍,可知此二書是改撰經典、回歸大義的學術理念的産物,皆突破《論語》的篇章結構與繁瑣的章句義疏,對孔言重加編次,因回歸經典大義而更易發揮經學的經世功能,在構建統治邏輯、形塑國家意識形態、指導治國理政與制禮作樂等方面皆起到切實作用。在學術理念上,此二書也是宋以來同類書籍的遠源。

《周易·姤卦》爻辭“包有魚”考

關於《周易·姤卦》爻辭“包有魚”本義的解釋,歷來學者,皆以王弼本的“包”字爲釋。這個“包”字,今所見上博簡《周易》本作“橐”,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文本記載。馬王堆漢墓帛書本《周易》這個字作“枹”,猶存先秦時期《姤卦》爻辭“橐”的古音古義。但是王弼本將這個字寫爲“包”,雖然於聲韻方面可以通假,但却將先秦時期《姤卦》爻辭中有確解的“橐”字的意義泛化,從而引起許多歧釋。對比簡本、帛書與王弼本此字轉變的情況,可以看清王弼本“包”字的來歷,也可以進一步認識先秦時期《姤卦》爻辭“包有魚”的古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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