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扶持何以提升返乡创业者创新精神?

本文选取2019年全国2139家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评定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财政扶持对返乡创业者创新精神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扶持能够促进返乡创业者创新精神的产生,其中技能培训可以培育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税收减免、土地优惠和产业扶贫可以激发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扶持能够通过优化外部营商环境,有效激发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东西部地区、第一二产业、中低端第三产业和生存型返乡创业者,财政扶持对中部地区、高端第三产业及发展型返乡创业者创新精神的激发效果更明显。因此,加大对返乡创业者的扶持力度、优化外部营商环境、制定差异化的扶持政策,将有利于进一步激发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

大股东减持影响战略激进度吗?

企业通过维持适当的战略激进度以实现稳中求进,进而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是当前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的重点议题之一。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关注大股东减持和战略激进度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层代理效率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大股东减持能够提高战略激进度,减持比例越大,减持后的战略激进度越高;同时,代理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绩效期望差距和高管团队稳定性在大股东减持与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管理者为男性的企业、管理者学历较高的企业、两职分离的企业和衰退期企业中,大股东减持对战略激进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本文拓展了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深化了有关大股东减持经济后果的探讨,为企业所有者作出科学决策、防范战略风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何以影响农民增收?——理论机制与县域证据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富民增收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拓展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本文构建一个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14—2020年长江经济带县域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作用渠道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从细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农民收入存在促进作用,而且覆盖广度的促进作用更强。农业技术进步、农民物质资本积累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传导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下游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果最强,中游其次,上游最弱,而且对于收入水平高、人口规模大和耕地规模大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应更强。从空间视角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明显的溢出边界。本文研究结论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视角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机制与路径——基于京东物流的案例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的物流业肩负着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使命,必须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数字科技作为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力量之一,将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世界经济、产业竞争格局加快重塑。通过创新研发和应用数字科技,能有效提升物流企业绿色技术的投入水平,推进绿色创新,进而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本文应用扎根理论开展案例研究,结合京东物流绿色低碳转型实践,探讨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受到企业内部发展压力和外部环境压力的交互影响;围绕基础研究创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服务体系创新三个维度,数字科技创新能够聚集要素、整合资源、形成区域产业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助力物流业绿色发展。对应作用机制,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有三条主要路径,分别是能力提升路径、技术升级路径、产业联合发展路径。本文提出的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理论模型揭示了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逻辑过程,为物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管理启示。

交通设施改善、市场集聚效应与城市人口增长差异

针对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率和城市规模明显分化的现象,本文从向心力的集聚效应和离心力的通勤成本视角进行研究。理论模型和199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地铁等交通设施改善和基于市场潜力的消费集聚效应会增大均衡时城市规模,区位基础等本地特征因素也会影响均衡城市规模。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表明,交通设施的改善驱动高等级大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来自市场潜力的集聚效应是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分解关键解释变量的计量结果表明,城市群,特别是都市圈的中小城市的人口快速增长得益于圈层结构中市场潜力带来的集聚效应,而内陆和东北的孤立中小城市因市场潜力弱而人口增长缓慢。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市场潜力通过增加产品需求和提升工资水平、交通设施改善通过提高有效劳动力数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吸引人口流入并推动人口增长,且房价调节关键解释变量与人口增长的关系。为促进城镇体系协调发展,国家应构建“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外围中小城市”多层次空间格局,优化区域空间功能分工体系。

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选取2000—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低碳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碳经济发展整体表现为稳定上升的趋势,且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省域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主要呈现高耦合协调度,且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递减;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同时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耦合协调对低碳经济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上述结果,为进一步优化绿色金融与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和助力低碳经济发展,应注重“绿色”和“蓝色”资源优势,实施差异化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以“空间治理”为抓手,促进区域绿色金融和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完善协同政策,有效提升新质生产力;加强区域空间重塑,充分发挥耦合协调的空间溢出效应。

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影响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并从七个试点省份出发,选取2006—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政策的环境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和提升工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中国工业的低碳转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通过成本约束和结构升级途径促进工业低碳转型,而技术进步途径的作用尚未实质性显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研发水平更高的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和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而在外商投资水平更高的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

人工智能、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与高质量就业

本文选取2009—2018年省级层面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总体能够促进高质量就业。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支出能够正向调节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就业的积极影响,并由于财政支出呈现结构偏向的特征,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会使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产生差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应用程度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高质量就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地区分布上,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在时期分布上,在自动化赋能阶段(2009—2014年),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呈现出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而在智能化创新阶段(2015—2018年)则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挖掘人工智能应用在中国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以及探究财政政策导向在其中的作用提供参考。

城市电商化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识别与影响机制

城市电商化发展是促进城市转型与提高城市经济表现的重要推力。本文基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识别城市电商化发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效应及其影响机制。本文发现城市电商化发展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但对多样化集聚效果不明显。这是由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特性所致。在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基础设施领先城市、初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高的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影响更明显。城市电商化发展通过提高地区产业协同度、降低制造业和内资私营企业交易成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电商化发展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同时,也提高了城市的创新水平和创新质量。本文为城市电商化发展如何有效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不同维度集聚提供了参考。

企业ESG表现有助于稳定供应链合作关系吗?

实体经济中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及产业链外移问题引起了当下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是当前发展实体经济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以2009—2021年A股实体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的环境、社会与治理(ESG)表现对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对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可以增强客户关系稳定性,但对于供应商关系稳定性的增强作用较弱;企业ESG表现带来的信息优势、资金优势、产品优势与合法性的跨链溢出效应是其增强客户关系稳定性的重要机制。企业ESG表现不仅会通过客户稳定性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还会促进供应链上客户的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企业ESG表现在供应链中的具体作用,为进一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供了理论参考与经验借鉴。

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的改革实践与未来展望

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通过打开成本的“黑箱”,进一步增强了成本与产出之间的实质联系,是避免预算绩效管理流于形式的关键所在。本文针对预算管理实践中存在的成本核定不准确、预算投入不合理等问题,从理论机制和实践应用两个方面入手,深入剖析了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区别于传统预算绩效管理的主要特征与关键优势。面对成本界定、成本分摊与成本效益信息运用中的诸多挑战,本文提出在考虑成本生成主体的基础之上,构建基于不同主体的成本核算机制,统一成本分摊标准,审慎考虑成本效益分析的实施项目与运用程度,实行绩效奖励与收入分成机制。本文希望为进一步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供有效抓手。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强的“机器换人”趋势,不仅促进当前全球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变革,还对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化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运用双边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全球价值链议价能力指数,选取2002—2019年71个经济体12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结合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检验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经济体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正向促进效用,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究其机制,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效用在资本相对充裕、制度环境相对稳定的经济体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深化了对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解,为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不同类型可持续消费行为对消费者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研究

随着可持续消费观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消费者幸福感与可持续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探讨规范型和自我增强型可持续消费行为对消费者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分析需求满足感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自我建构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规范型和自我增强型可持续消费行为对消费者幸福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需求满足感在规范型和自我增强型可持续消费行为与消费者幸福感的关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自我建构类型在规范型可持续消费行为对消费者需求满足感的影响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相较于独立型自我建构,依存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在进行规范型可持续消费后的需求满足感更强。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不同类型的可持续性消费行为影响消费者幸福感的作用机理及影响边界,对于引导企业制定增强消费者幸福感的可持续营销策略具有实践意义。

“三医”联动走向健康治理的实现机制——基于三明医改的纵向案例研究

回顾中国新医改历程,以福建省三明市“三医”联动改革最为典型。基于“要素-结构-功能”系统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分析三明医改的行动策略与治理过程,进而揭示“三医”联动走向健康治理的实现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需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树立政府元治理主体权威,通过健康治理引导下的目标转型推动三医统合型联动,以“法治-数治-群治”协同的行动策略促进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政府要切实承担并履行保护人民健康的责任,处理好“三医”联动的动态演进性和次序性,促成健康治理社会动员,构建健康治理合作网络。

供应链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动机与能力双重视角的分析

从上下游供应链视角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要素是破解当前数字化转型实践中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难题的新思路,本文围绕供应链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可能影响及作用机理展开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负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随着供应链集中程度的加大,一方面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动机容易因弱化的研发动力与简单的业务体系而受到抑制,另一方面企业参与数字化建设的能力容易因密集的专用性资产与不良的信息透明度而受到损害。在动机与能力双重机制的作用下,集中的供应链形态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受企业内外部要素的调节,在非国有、处于高度市场化水平环境的企业中更为突出。本文为企业从供应链关系管理维度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数字零工非体面工作感知与主动服务行为

本文基于认知评估理论,通过对460名数字零工的多期追踪调研,重点探讨数字零工非体面工作感知与主动服务行为的关系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非体面工作感知负向影响数字零工的主动服务行为,挑战性评估和工作重塑在非体面工作感知和主动服务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雇佣关系氛围在非体面工作感知和挑战性评估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并且通过减弱非体面工作感知对挑战性评估的负向影响,调节挑战性评估和工作重塑在非体面工作感知与主动服务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非体面工作感知和主动服务行为的相关研究,也可为平台管理者如何推动数字零工展现主动服务行为提供借鉴。

数据流空间视角下知识溢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机制

数据流空间是数字经济时代非竞争的数据在各网络节点之间不断复制共享与往复传输所形成的虚拟空间场域。本文基于两部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数据视为研发活动的“副产品”,分析有数据流动参与的内生经济增长机制;继而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验证发现中国的数据流空间网络结构呈现“核心-外围”特征,数据流空间中的数据流动联系弥补了现实空间的距离联系的不足。进一步,本文利用2014—2020年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数据流空间中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数字经济时代,虚拟的数据流空间能够成为知识溢出的新载体,研发活动所产生的知识溢出以数据流动的方式体现,促进了经济增长。

数字技能缓解了农户收入不平等吗?——基于黄河流域2893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黄河流域沿线省份2893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通过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机制检验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技能对农户具有增收效应,且能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2)数字技能能够通过促进耕地流转、增强社会网络和缓解信贷约束三条路径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3)数字技能对中西部地区农户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但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增强;(4)数字技能可以缓解农户农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不平等,却加剧了务工收入不平等。此外,线上商务技能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最大,生活社交技能次之,网络学习技能的缓解作用最小。针对研究发现,应着力提高农户的数字技能、针对不同农户特点设计相对应的数字技能提升策略以及加强数字技能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以实现农户共享数字红利,促进共同富裕。

社会信用与城市创业活跃度

本文在探析社会信用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08—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城市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表征社会信用,并与用于刻画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新增企业注册信息相匹配,实证分析社会信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信用能够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替换不同度量指标、排除相关政策影响、考虑滞后效应、更换研究样本和剔除异常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信用通过促进劳动力集聚、吸引风险投资以及降低交易成本三方面机制,进一步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信用对中西部地区城市、一般等级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更强,其有利于提升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创业活跃度,但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不明显;不同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社会信用不仅能够激发城市的创业活力,还有利于提高相邻城市甚至地理距离更远关联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平台开放度与平台依赖型创业企业的创业进入战略研究

本文将合规性模仿与竞争性创新视为创新性程度的一体两端,基于最优区分理论从制度逻辑和竞争逻辑的整合视角分析平台依赖型创业企业在二者之间的权衡问题。通过对依赖特定软件平台生态系统的326家创业企业进行调查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进入战略创新性与平台开放度呈倒U型关系,知识资源获取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而平台专用性和环境不确定性会弱化上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