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投稿须知

《美国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87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联合主办的学术性刊物,主要刊登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文章,包括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科技、文化、历史、艺术,以及思潮等各个领域,反映中国的美国研究水平,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欢迎海内外学者赐稿,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美国数字资产发展政策探析--基于“数字资产行政令”及其附属报告的分析

数字资产作为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受到全球各国与地区的关注。在技术要素推动下,从一般的数据要素到数字货币以及各类数字化证券代币与加密货币等,数字资产的内涵、外延以及功能与所应用场景都在动态演化。因此,有效认定与监管数字资产成为各国与地区促进数字资产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举措。美国总统签发的第14067号“数字资产行政令”,即《确保负责任地开发数字资产行政命令》,为探索规范数字资产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成形的框架。通过对美国总统行政令及其附属报告的文本分析显示,美国政府对数字资产的界定,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泛的框架;繁荣数字资产市场与金融创新及掌握全球数字资产市场规则的话语权是美国数字资产发展的关键目的;强调数字资产发展过程中的多部门协同管理与全生命周期监管。

从经济自由主义到经济民族主义--基于能力与意愿视角的美国贸易政策分析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指导思想逐渐由以克林顿政府时期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向以特朗普政府时期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转变。美国贸易政策向经济民族主义转变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内外动因,对此,本文提出“能力+意愿”的解释框架。其中,能力是条件,维护国家安全、提升自身实力和主导创建国际贸易机制这三大能力的强弱,决定着美国推行不同贸易政策的底气;意愿是动机,形塑一国对外政策的性质与方向。强大的能力与积极的意愿的双重加持,促使克林顿政府以经济自由主义指导美国贸易政策的实践。而基于能力下降这一判断的消极意愿,则促使经济民族主义取代经济自由主义,成为特朗普政府时期指导美国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拜登政府虽然谋求更正特朗普政府的部分激进举措,但实际上延续了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美国贸易政策。

沿着合作共赢之路继续前行——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

中美建交已45年,事实证明,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是一个整体,完整地体现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时至今日仍然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美关系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的。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底色是全球化,美国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是中美关系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突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关系对于结束东亚地区的冷战、对于南亚局势、对于克服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压中国是不会得谨的。2023年11月旧金山中美元首峰会对于中美关系的重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中美关系就能沿着合作共赢之路继续前行。

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与中国自主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和科技强国战略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涉及科技创新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和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科技创新思想。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发展格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全局,抓根本,把科技创新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立足于构建中国自主科技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系统,以科技创新推动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与中国自主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技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创新精神的弘扬,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建设的沿袭相承,更是新时代全面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要求。

美国国际紧急权力扩张的国际法限度

建国以来,美国国际紧急权力急遽膨胀,从最初的战时权力一跃成为和平时期实施经济制裁的法律依据。大国竞争时代,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地位逐渐将国际紧急权力进一步扩张为与他国进行“贸易战”的有力武器。尽管美国国际紧急权力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支撑,但仍难以通过国际法层面的合法性检验。面对美国利用国际紧急权力施加的遏制措施,中国既要坚守经济安全底线,积极参与中美双边经贸谈判,也要充分借助多边形式解决问题,并及时完善反制规则、适时采取反制措施。

国土安全部在美国国家安全体制中的角色和作用

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历了近70年的发展变迁后,美国国家安全体制逐渐形成了如今成熟的决策系统、情报咨询系统和执行系统。2001年“9·11”事件前,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存在一定隐患,而且在历任总统的调整和改革后也未能得到解决。“9·11”事件爆发后,催生了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部在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组织结构日益完善,预算水平不断提高,监察绩效机制渐趋成熟,现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体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土安全部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国家安全体制中长期存在的缺陷。在当下运行的美国国家安全体制中,国土安全部不仅是决策系统中的参与者,情报咨询系统中的协调和沟通者,也在恐怖主义防控、灾害应急、边境安全和网络安全政策执行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国家安全体制中最重要的决策执行者。

不简单的麦粒——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拟对中国售粮问题再议

冷战时期,粮食是美国用来遇制“肚子共产主义”的武器,美国政府通过粮食援助来谋求政治外交的目标。肯尼迪政府时期,面对中国的粮食危机,美国做出“3/4的承诺”,表示如果收到中方的请求,可以提供粮食援助。关于对华售粮问题,美国的思维出发点是冷战政治,而非“人道主义”。美国试图打着“人道”的旗号向中国内地伸出缓和的触角,以便留下进退余地。中国台湾当局虽曾劝阻美国援助中国内地,但并不能左右美国政府的态度。因未收到中方“请求”,“3/4的承诺”无果。然而,美国对华缓和的触角终将伸出,“门半开”的状态已然确立,并在随后不久开始了更大尺度改变对华政策的讨论。“变”是确定要“变”的,美国的迟疑在于“如何变”才损失小且不失体面。售粮问题是美国在政策调整初期的一次试探。

清洁能源转型背景下美国核能竞合策略及其逻辑

近年来,美国借助相关机制强化了与中俄两国在核能领域的竞争,同时也加强了与包括中俄两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核能合作。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核能的战略内涵大大扩展,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之一。美国谋求削弱中俄两国在国际核能市场上的地位及其国际影响力。美俄博弈推动美国在中东欧国家大举投资核能;美中博弈则加剧了两国对包括核能在内的清洁能源技术的激烈竞争。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给包括美国在内的核供应国带来巨大的商业机遇,美国希望抓住商机。但是,美国在国际核能竞争中面临融资约束、制度约束和需求约束。为扭转竞争劣势,美国积极与盟伴协调核能政策,增强对核能出口的支持。美国历届政府都强调核能在清洁能源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并在国际核能发展议题上积极发挥领导作用。在“战略-经济-领导力”的分析框架下审视美国核能竞合策略及其逻辑,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在新形势下如何平衡其全球战略与对外政策的多重目标。

美国与印度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起点和轨迹

2023年美印关系的新发展引人注目。美印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始于小布什政府。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冷战时期的国家联盟结构,消除了美印之间发展关系的结构性障碍。2006年《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签署和执行,使印度成为到那时为止美国奉行了近30年的核不扩散规则的例外,从而消除了美国改善同印度关系的关键性障碍。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同印度关系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以战略伙伴关系为核心,其主要动机是平衡中国未来的力量。经过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印在防务、科技和贸易等方面的关系日益紧密。奥巴马任期结束时,美国已将印度定义为“主要防务伙伴”,使印度在防务上可以与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平起平坐。到拜登政府时期,印度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拜登政府把美印关系视为“21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系之一”,宣称21世纪世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要求美印共同努力并发挥领导作用。近年来,美印两国的科技合作尤为引人注目,各种科技合作项目令人目不暇接。美印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轨迹显示出,美印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与中美关系呈反比;美印的接近是双方相向而行的结果,共同的战略利益推动两国不断走近。

权力斗争、民主和平与地缘政治:美国遏制战略的思想根源

冷战时期,美国依靠遏制战略完胜苏联,赢得了冷战胜利。2017年以来,美国将中国定性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对华实施全方位遏制打压,对华遏制战略逐渐成型。本文从遏制战略的逻辑起点、潜在对象、最高目标、战略途径、动员策略、战略部署六个方面,考察了遏制战略背后的国际关系理论、美式战略思维和社会文化心理,力求从根子上回答美国“为什么遏制”和“怎么遏制”对手国家这两个重要问题,从而为研判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策略方法、手段运用和发展趋向提供参考。

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差异与矛盾——表现、原因及影响

代际差异与矛盾已经构成21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中的主要裂痕之一。代际差异主要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政党偏好差异与公共政策偏好差异。社会保障与社会正义领域的代际矛盾也呈现出美国独有的“交叉性”特征。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差异与矛盾既预示着冲突与分裂,也预示着新力量的生成与新变化的发生。代际矛盾或将进一步阻断青年世代的“美国梦”。代际更替或将深刻改变美国未来的政治力量对比。美国对华认知的代际差异或将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影响。

美国反恐机制沿革探析

本文依据美国自尼克松总统下令成立内阁反恐委员会开始至今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政府档案文件,系统地考察了自尼克松政府至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反恐机制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分析得出美国反恐机制的建设具有以下特点:根据不同时期国际安全环境和反恐形势的变化,美国反恐机制所应对的战略目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美国反恐机制在政策决策层面采取的是部际合作模式,在政策执行层面秉承的是领导机构原则。决策机制与执行机制分立,决策机构绝不能参与或主导具体反恐政策的执行;定期评估制度是美国反恐机制得以不断改进的有效监督方式。研究发现,美国反恐机制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即部际权力争斗。

预算赤字、联邦债务与美国两党的政治博弈

美国政府的巨额预算赤字与联邦债务,在过去40余年中持续引发了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政治博弈,导致国会的预算拨款流程和债务上限调整每每陷入僵局。从里根政府开始,共和党每次完成政党轮替后,都在执政初期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导致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历届民主党政府对待预算赤字的态度也经历了显著变化。克林顿政府将削减预算赤字作为施政的优先目标,而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民主党对于控制预算赤字的重视程度逐步下降,转而优先推动符合自身意识形态偏好的福利和公共投资项目。由于两党在各自执政期间,都缺乏采取实际行动控制预算赤字与联邦债务的意愿,加之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大流行实施的经济刺激带来的财政负担,预算赤字与联邦债务问题日趋无解,为美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埋下了重大隐患。

美国国家网络安全制度变迁的双重逻辑(1978~2021)

互联网诞生之时就富有浓厚的国家安全色彩,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就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制度化建设的国家,通过确立网络安全战略优势,以将霸权地位延伸至网络空间。数十年来,美国国家网络安全制度的发展历经早期建构、中期扩张与近期调整三个阶段,相应的阶段性特征差异明显。传统而言,历史制度主义主要包含结构与历史两个逻辑维度,这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与过程机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就结构逻辑来说,制度环境、利益关系与安全观念分别构成了美国国家网络安全制度产生与演变的动因。从历史逻辑来看,作为关键节点的“9·11”事件与“棱镜门”事件,打破了每个阶段路径依赖的制度惯性与均衡状态,使美国国家网络安全制度进入短暂而剧烈的断裂状态,并在三个动因的共同作用下开启制度重组,形成新的制度并进入新的稳定。美国国家网络安全制度仍将不断自我强化,以战略后退的态势持续收缩,进一步回归网络安全实力建设。

国家身份、全球南方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金融、安全等事务中的影响力日趋上升,其被视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出于深化大国竞争的考量,美国加大了在全球南方问题上的对华施压力度,中美围绕“国家身份”问题的博弈更为突出。通过质疑和削弱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不仅可以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制造更大阻力,同时也可借此疏远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推动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剥离。从具体策略看,美国试图利用全球南方内部的矛盾实现分而治之,支持印度与中国争夺全球南方的领导权,借助“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等机制制衡中国与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能源转型、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领域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拉拢。这一态势对中美之间的长期博弈产生重要影响,也对中国的全球外交布局构成新的挑战。中国需认清全球南方自身面临的诸多难题以及“非西方但不反西方”的务实主义取向,努力实现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提质增效,不断增强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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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时期的美俄关系(1991~2016)陶文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第1版本书利用大量中、英、俄文资料,系统和全面地研究了后冷战时期(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16年美国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美俄关系经历的三次循环,对涉及美俄关系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北约东扩、美俄反恐合作、欧洲导弹防御、格鲁吉亚冲突、乌克兰颜色革命、两国在中亚的争夺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全书共14章,约78.7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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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师教育:观察与研究王定华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21年10月第2版本书回顾了美国教师教育发展的历史,系统论述了与美国教师教育相关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中小学教师职前培养、在职培训、教师资格制度、考核评价、薪酬绩效、教师配置;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职称制度、考核评价;美国教师的职业行为准则、专业组织;以及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趋势等。全书共13章,36.6万字。

动力换挡与思想变迁:后特朗普时代中美政治传播生态与范式转型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期内留下的复杂政治传播遗产,具有三个典型特征: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第一”的政治口号激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民众全球霸权的集体记忆,美国国内政治总动员逐步实现;第二,特朗普在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推特”的反华传播,使对华消极情绪从美国国内扩展至欧洲国家;第三,原本存续在政治和精英层面中美利益博弈的历史性张力被传导至普通民众底层,助推全球政治传播走向极化。当今中美政治传播生态正在经历深刻转型,全球传播生态也随之走向动力换挡和思想变迁。同时,在全球发展“向东看”的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发展、安全和文明三大倡议将成为全球发展的思想性“引擎”,亟须传播领域内外做出深思与回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内宣传:政策理念与运作机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战争信息署开展针对国内受众的宣传工作,以凝聚共识、鼓舞士气及进行战争动员。在开展宣传活动时,战争信息署时常受到军方和其他政府机构的牵制与贬损。为避免被怀疑“操控舆论”和破坏新闻自由,战争信息署始终坚持“真实策略”,努力向公众提供清晰完整且真实准确的信息。在处理与商业媒体及民间组织的关系时,战争信息署坚持“公私合作”的运作机制,将自己定位为协调机构和信息发布机构,为各行业的宣传活动提供指导与咨询服务。这些理念和机制保证了战争信息署对内宣传目标的实现,并塑造了此后美国对内宣传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