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新祖教授与焦竑的再发现

钱新祖教授对晚明儒学家焦竑的再发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旨在肯定钱氏的看法，认为(一)晚明反程朱的主流泰州学派孕育了清考证学的种子；(二)焦竑在晚明思想界中是一个中心人物，他在中国思想史上亦应占一特殊位置。

独大的科学理性与隐没（默）的社会理性之“对话”－在地公众、科学专家与国家的风险文化探讨

本文从风险感知与风险沟通观点出发，分析在全球科技竞争的发展下，在地社会之公众、科学专家与国家间对科技风险（case塞因改造产品(GMO)）之认知与互动关系。文中指出，在地持续隐匿风险的社会系统「重科研、轻风险」，导致主流科学理性结合优势的科技政策资源，轻易的要展出支配性的科学（制度）论述，而压抑了生态理性的异议与高度不满的社会理性，形成了独大的科学理性与隐没、隐默的生态与社会理性。 这样的关系，持续的扩大介於公众、国家和科学专家间的风险认知鸿沟典落差，合众对国家与科学专家产生高度的不信任、科学专家不满国家缺乏风险沟通机制而有误导科技政策或丧失科研正当性之虞、国家制度能耐萎缩於未积极建构风险沟通与社会评估机制。亦即，本文重点在於，此种隐匿风险的在地社会系统如何毁坏信任，并累积不可预测的科技社会後果。 为实质检讨发展高科技国家与社会的路径，本文建议，应审视在地、後进国家的特殊问题脉络，以制度性的建构风险沟通与评估等机制，积极性地介入并重新形塑科学、合众与国家的关系。

认同的“体”现：打造跨性别

这篇论文尝试具体记录台湾某些跨性别主体如何在有限的、被排挤的社会资源和空间内积极打造自己的身体和形象，以构筑并管理她／他们的身体和认同。本文一方面显示台湾跨性别身体之社会存在的特殊性(the specificity of trans-gender existence)，以及这些主体在面对社会局限时所各自签展出来的动态策略，显示众多跨性别主体在性别、年龄、社经地位、外貌、体型等等方面的差异存在条件（这些条件状态都可能影响到「体现身体」时能有多少说服力）；另方面也想探究跨性别主体在斡旋构筑这个社会存在时所逐渐浮现的主体性，也就是探究跨性别主体在管理身体与认同时所做的日复一日打造工程已经在社会文化中投下何种值得观察的性别变数（而这些打造工程也持续折射「性别的体现」的含意和表现）。

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

本文藉由解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意即西方与非西方的定位，来曝露形塑这些差异的发言位置，并企图消解西方及东方的想像性统合。与以往谈法不同，本文指出，无论是西方或非西方的论述，率皆采取了某种未曾言明的立场，此即它们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本文针对这种立场而解构之。作者不仅曝露形成这个分裂的发言位置，他还拆解所谓的西方与东方之统合性，因为正是这个说法才使得前述之发言位置，得以持续。一般认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实乃水火不容，本文的论点与此相反，它试图展示，此二者相互强化，彼此补充而从未真正有所冲突；二者相互需要，亟欲结合成为自成格局，互为奥援的关系，如此，二者方始能够闪躲对话，因为双方若经对话，势必危及它们各自栖身之安全的、和谐的独白世界。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交互背书，以此隐藏各自的缺陷；二者紧密挂连，共谋成事。就此而论，类如民族主义这种性质的特殊主义，从来也统未能严正地批判普遍主义，因为前者是後者的共谋。

疆域化、缝隙介面与跨国空间：台北市安康市场“越南街”族裔化地方研究

本文探讨台北市郊区一个传统市场中，越南「族裔化地方」的形成和离散。族裔化地方在「疆域化」的空间动态中形成，涉及不同尺度的跨界和划界行动：越南移工和婚姻移民的跨国流动，以及早期越南华侨的跨界流移和在地着根；地区尺度上，传统零售市场的萧条、区位条件和地租差、平价住宅区污名形象共同构成的「缝隙」，面对中产阶级房地产开发导致人口结构和生活形态改变，引致了排斥和重新划界的压力：一场以「去污名」和消除恐惧地景为诉求的阶级疆域化，终究消灭了这个「缝隙」。然而，市场内部，这个越南华裔店家的谋生场所，藉由华人的中介角色，以及具实用价值与象徵意义之族裔化货品和服务的提供，构成了「越南街」做为族裔交流「介面」的特质。就华裔店家成员的流移认同、越南裔移民工及东南亚货品的跨界流动来看，可说是在城市边缘形成了一个「跨国空间」。也正因为这种跨国空间所仰仗的消费需求和人际网络持续存在，即使安康市场面临拆除，邻近地区却蔓延出更繁盛的越南族裔消费地景。

颉颃於星空与大地之间左翼青年陈映真对理想主义与性／两性问题的反思

本文尝试透过阅读陈映真的早期小说，讨论陈映真作为一个思想家对重建左翼文化的思想意义。我们的阅读主要是环绕在他关於左翼男性知识份子对性与两性关系的反身性思索。我们发现他对於这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充满了深刻的悖论。性与两性关系，既被视为沈沦的引诱，也被视为救赎的提升。但更重要的是，陈映真透过两性关系的思索，在开展了一种对於左翼阳刚「理想主义」的批判的同时，也批判了一种回归土地、种性与传统，作为前述理想主义对反的「民粹主义」。陈映真的思想因此隐含了对这般的理想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超克，从而对当代关心重建左翼文化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对话。

从城市“中心”到“边缘”的“上海人”：上海市中心区拆迁户栖居历程之研究

本研究主要在分析上海拆迁户的地方感－上海的「中心」与「边缘」概念，如何在被拆迁居民拆迁的历程中转换，并且他们又是如何透过地方感的转换过程来强化「上海人」的身份论述。研究的目的在呈现後社会主义中国大都市的快速发展下，这些受影响的拆迁户在拆迁历程中的处境，以揭示在学术讨论讨中易被忽略的另一中国都市生活面貌。笔者於2004与2005年在上海中心城区对10位（2001年以後被动迁）动迁居民进行深度访谈（包括回访），并以诠释现象学的知识论基础进行话语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研究发现，市场经济注入中国後，大城市的「仕绅化」现象逐渐浮现，并使得大城市的居民在各种形式的都市更新下从原本居住的市中心区向外环搬迁。拆迁户透过「矛盾」与「无奈」的系列论述来描绘拆迁过程中的经验与感受。而「现在的边缘，未来的城市中心这个论述是拆迁历程地方感的总合，意味着拆迁户透过在上海多次搬迁的经验，以及对上海未来发展的憧憬来诠释他们搬迁後的地方甚或是整个上海的变迁。此外，这个论述也强化了他们尽管是在「不舍」与「接受」的拔河中搬离城市中心位居边缘，但由於「中心」可以不断在「边缘」复制，并成为未来的中心，因此他们还会是位居「中心」的上海人。

“菜市场”的日常生活地理学初探：全球化台北与市场多样性的生活城市省思

本文试图跳脱经济台湾与产业台北的生产观点，改由日常生活的再生产观点来理解全球化城市的发展课题，并且从日常食物采买与菜市场发展之间的多重结构化历程来探讨生产与消费、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作为重新思考台湾城市发展的基础。 整体的论述架构是奠基在以结构化历程理论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地理学，强调例行化的生活惯习与制度化的生活场域在连结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键性力量。在具体的经验课题方面，本文先以台北市菜市场的演化与转变为例，探讨传统市场、超级市场、大卖场和黄昏市场等主要市场类型在台北市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趋势，归结出台北市当前「多元、混杂」的市场特性。接着进一步从小型摊商的「市场文化」、国家对於市场经营的「市场干预」、零售产业创新的「市场转化」，以及现代生活型态转变的「市场需求」等不同的结构化历程面向，来说明台北市菜市场从传统小型摊商经营到现代化大型连锁经营的发展趋势。 在面对西方市场地景单调化发展的前车之监，本文最後提出从日常生活情境与日常生活场域连结行动与结构的「人性尺度」和「生活城市」，以及维护「市场多样化」的基本理念，作为重新思考全球化台北的城市发展策略。

我们有多元文化城市吗？台北都会区东南亚族裔领域化的机制、类型与作用

本文以台北都会区东南亚消费空间为例，探讨「族裔领域化」的机制和作用。族裔领域化即「族裔性」在领域上的构成，常呈现为「族裔化地方」的形成，但不局限於地理聚集，还牵涉多重跨界和划界动态。台湾的东南亚族裔领域化往往呈现为不同於「族裔聚居区」或「飞地」的节奏化消费地景，以东南亚华人和婚姻移民为中介角色，随着交通、地租和文化供需而位於特定区位。这些特性须安置於跨国流移、公民资格差别化赋予、都市治理策略，以及阶级划界等，不同尺度的领域化机制中来理解，展现为几种相互重叠的消费地景类型：文化经济逻辑下的异国象徵地景、族裔经济逻辑下的维生地景、公民资格和地产权保障下的族裔飞地，以及阶级划界与都市更新下窜流的缝隙地景。本文亦展望这些族裔化地方的可能正向作用：就东南亚族裔而言，族裔化地方成为族裔经济网络和族裔公共空间的跨国节点，可能发挥从缝隙到杠杆的功效。就台湾社会而言，族裔领域化呈现了由划界到中介混杂的动态，可能开展异类共存、反思我群的伦理效果；亦即族裔化地方的存在和运作，有构成多元族裔城市之交流边境和「反身镜域」的潜能。

为何职业妇女决定离职？结构限制下的母职认同与实践

许多研究者认为，台湾的儿童照顾制度公共化程度低，劳动市场对母亲不友善，而导致许多妇女因亲自育儿的压力，而决定离开职场。然而，过去研究多从结构面，较少从母亲个人的角度出发，探讨她们面对冲突时，为何决定离职，以及离职後的生活与照顾安排。本研究透过访谈十五位中产阶级母亲，采建制民族志视角，检视这群母亲面临冲突时，在结构限制下的认同和行动的选择。研究发现她们强调离职是「自愿的选择」，但作者分析其面临的是结构限制下的「选择差距」。离职後她们会展现自主性并操演认同，采「密集母职」扮演社会所期待的「好妈妈」角色。另外，她们以兼职工作或参与志工的方式，来逃避社会对「传统家庭主妇」的负面标签，以建立自我的正向认同。值得注意的是，从制度的层面来看，其母职认同与离职的选择，却间接地巩固了台湾性别化与市场化的儿童照顾体制，加深儿童照顾是个人与家庭责任的社会氛围。对於推动照顾与工作共容的社会运动与政策制订者来说，这群离职母亲的真实声音，值得被慎重地考量。

台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质与转变，1967-2002

本文探讨台北市改制直辖市以来，市政府文化治理的性质和转变。作者首先提出「文化治理」概念，期望藉此拓展都市文化政策与都市政治的研究领域。本文将台北市文化治理区分爲三个阶段，分别探讨其社会脉络、文化治理措施和空间呈现。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的，台北市文化治理附属在大量基础工务建设之後，主要内涵乃配合「中华文化复与运动」，实际措施爲整饬社会风气、力行节约、查禁文化禁毒、加强民族教育、推行国民生活须知等，在反共和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及威权国家体制下，采取文化宣传与管理并进的「精神建设」。第二个「富而好礼」阶段，横跨197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国族论述逐渐让位给浮现中的消费社会，市府开始举办戏剧季、音乐季等艺文活动、新闻城郊山水游憩设施，并与建大型展演游憩场所；文化治理迎合的是都市中産阶级的文化消费需求，生态环保和历史怀旧是其附带主题。1990年代中期，市长民选之後的第三阶段，大幅度扩展了文化治理的范围和意涵，其特色爲强调多元族群文化，重视庶民记忆与城市书写，扩大史蹟保存范围与活化再利用，突显地域特色，并以艺文节庆、公共艺术和城市景观塑造出城市文化形象，期许以文化産业和象徵经济的发展跻身国际城市行列。这个阶段里，文化治理成爲都市意义争论的文化政治领域，显示文化在都市遇程里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是利益争论的表现和所在，也逐渐构成文化经济的基础。

结构限制下的能动性施展：台越跨国婚姻受暴妇女的动态父权协商

本研究探讨面对跨国婚姻冲突的新移民女性在台湾的社会结构下，如何在不同的婚姻阶段与父权家庭结构讨价还价，在有限的选择中，找到自己生命的出路。透过访谈16位越南籍女性配偶与3位台湾丈夫，我们发现，台越两国性别文化的差异，表现在跨国婚姻夫妻对彼此性别角色期待的落差，导致家庭内部与夫妻的冲突。受暴的新移民越南女性积极争取外出工作，结果虽然让新移民女性渐获充权，却可能导致夫妻双方的冲突更为升高、暴力加剧，甚至婚姻的破裂。我们发现，对於这群女性来说，外出工作并不只是经济理由，她们透过就业的机会，逐步地增进个人资源，并改变与夫家互动方式与权力关系。研究同时发现，两个台湾特殊的社会结构因素：家庭暴力防治法与中小企业为主的市场结构，有利於这群女性外出工作，最後成为能走出婚姻暴力的主要力量。

隐形工厂：台湾的外包点与家庭代工

家庭代工是台湾外包制度的基层磐石。本文分析的重点在於：外包逻辑如何展现在外包点与家庭代工之中？爲什麽家庭代工可以忍受工作常变换、工作量不稳定、及低单价的代工？我们试图由外包逻辑的运作中，探索由外包冲突发展成外包共识(subcontracting consent)的过程。我们切入的方式是看家庭代工如何经验、因应、及运作外包关系及其所带来的後果。概言之，本文以家庭代工与发包者之间的关系爲主轴，分析政治经济学范畴(category)的社会文化意义。第一节我们将回顾对家庭代工的研究，并点出本文独特的分析角度：从家庭代工的日常运作中，看外包制度如何形成。第二节将介绍台湾外包点、家庭代工及産业後备军的一些背景。第三节分析内涵在外包逻辑中的冲突，第四节则将探讨如何由外包冲突发展成外包共识。结论中我们将强调极度市场化的外包关系如何取得具有共识成分的社会意义。

土怀旧与洋复古当代台湾流行媒介的历史想像

二十世纪末兴起的全球性怀旧风潮在本世纪初继续延烧，成为当代大众历史想像的重要来源。在台湾的媒介舞台上，两大怀旧主题并肩而立，本土常民怀旧与西洋时尚复古－简称土怀旧与洋复古。本文检视近十年以此两者为主题的书刊文本，分析其形式内涵之异同，探讨两者各为何种当代需求所形塑，而这对本土历史想像的建构又有何启发。本研究发现，怀有本土主体重构与记忆恢复等宗旨的土怀旧注重地方产制、传统建构、常民文物与历史延续，而资本主义利润追求导向的洋复古则强调区隔明确的十年断代及其各自之风格、元素、象徵以及速成历史和即食记忆。土怀旧与洋复古虽各有追求，但当代流行性印刷媒介的主要形式却对两者带来齐一化效果，产制出大量光鲜亮丽的历史拟像。最後，由於土怀旧与洋复古之间的关系可类比於历史与个人怀旧，两者共同呈现出一幅分裂而混杂的过往全景，同时亦指出当代台湾历史图像的匮缺与潜能何在。

跨越国界的生命地图：菲籍家务移工的流动与认同

本研究透过田野观察与深入访谈的方式，探讨菲律宾籍女性家务移工之跨国流动与阶级认同。本文首先说明，菲律宾大量劳力移驻海外的政经脉络，是与殖民背景、性别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密切连结。其次，我探讨中产阶级背景的菲籍海外劳工，面从事低技术、污名化的海外家务工作时，要如何因应冲突的阶级流动，并在日常生活中协商自我的身分认同。我发现她们透过社会空间的前後台区隔（工作日vs．放假日；母国vs．地主国）、隔离进行的劳动与消费活动、以及不同的时间向度（现在vs．未来），来形塑多重的角色扮演与流动的主体认同。

卫生爲何不是保卫生命？民国时期另类的卫生、自我、与疾病

1930年代中国存在一组和西方卫生的大相迳庭的卫生论述与实作。在当时中国公共卫生的提倡者看来，这组「卫生」论述不谛是对卫生这个西方概念的误解、滥用、甚至绑架，徒然延误了公共卫生此一新事业在中国的开展，因而没有任何正面的价值与历史重要性。本文企图正视这个历史现象，初步勾勒这组以「保卫生命」为中心的卫生论述的具体内容，描绘它和西方Hygiene间的争议与互相界定的过程，并探索它出现於二十世纪上半叶之中国的历史过程和可能的意义。如果民国时期的「卫生」的焦点对象不止是身体，那麽这一组卫生论述又如何反应并形塑了中、西医学交会时对「生命」（身体、心理、思想、情感、慾望、生活）的新理解、价值与体会？

暧昧的归属，策略性的协商－在台东南亚新移民女性的国族认同

认同一直是台湾学术研究新移民女性现象时被忽略的一环，本文在国族认同的议题下，探讨东南亚新移民女性跨海结婚来台以後的形构样貌。相关文献已指出环境里的权力运作与个体认同之间的息息相关，特别是女性常在国族建构里被赋予边界标志，女性移民更易承接来自接待社会对原生国家强加的标志烙印。台湾社会对於新移民女性「排她」地刻画国族界线，生活於此脉络中，这群女性将形构出怎样的国族认同？透过深入访谈18位新移民女性，本文发现她们来台以後都多少经验着「排她」，不过「与原生家庭的情感连结」、「既嫁从夫」、「成为母亲」以及「移动前後情境交错」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她们的国族认同因此是在台湾与母国的跨国座标里定义参照，多数形构出「我是台湾人，我也是越南／印尼／柬埔寨人」的认同，甚至有「我要做台湾人，我不要当柬埔寨人」的归类。但是「排她」经验难以抹灭，「我是印尼人，不是台湾人」的类型因而产生，「认同台湾」与「认同母国」也在「排她」的脉络下被视为是种政治性的协商策略。本文研究成果不仅助於了解东南亚新移民女性在「认同／不认同」「台湾／母国」里既暧昧又协商的国族认同面貌，亦指出归化国籍与产生国族认同之间非等号的关系，更期能对台湾的同化论述与国族优越宣称提出反省意义。

劳动疆界的拓边？传统女性劳动场域中男性劳动者之考察

早期性别角色在传统劳动市场的研究论述中，男女因性别隔离所产生了僵固化的工作类别。时至今日，当越来越多的男性跨越性别藩篱进入非男性的传统工作场域之中，便开启了对适当性别工作传统认定及观念的挑战。因此，现代的劳动市场中，传统两性的工作类别疆界之毁坏及相互穿透的现象也越为普遍。从台湾劳动现象的观察，就从事於传统女性工作类别的男性工作者而言，男性对於女性传统的工作领域所产生穿透(infiltration)程度亦有随之升高的趋势。 本文透过劳动市场中男、女对於工作场域与类别相互跨越的现象进行考察，探索劳动者在穿越传统工作概念之後所产生的工作关系与适应。初步发现长期传统社会化过程对於性别认同的塑造与性别的期待，似乎无法彻底的解消於现代台湾的劳动市场结构之中。此外，从经验资料的考察与检视显示Williams的玻璃手扶梯现象并未明显的发生於这群受访的男性劳动者身上。系统化的性别概念似乎仍然作用在多数初入传统女性劳动职场的男性劳动者身上，并影响着部分劳动者的升迁与发展。当分析劳动者所承载的压力与其压力来源的差异时，可发现这群不同职类的劳动者亦透过不同的反应方式，例如透过关系的建立及积极的劳动认同、或与职场中女性劳动者产生保持距离亦或抗拒於劳动过程中。这群劳动者必须透过这些反应来转化个人在职场上的压力，并藉以重构其在职场上的社会关系。最後，本文的考察指出台湾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男子气概，在这群男性劳动者从事传统女性劳动工作历程中仍然存在隐晦的影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