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在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创作中的多重含义

在19世纪美国经典作家中,无论对爱默生、梭罗还是惠特曼,“自然”都是一个核心词汇,在哲学层面上,“自然”发挥着吹响突破陈旧习俗号角的作用,在思维上帮助打破过往思想的羁绊,在民族意识层面上,“自然”是一把利器,开向通往国家概念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它起到聚合“个人主义”观念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人生活里文化和政治表述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英国生态意识的诞生:浪漫派诗歌中的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

英国浪漫派诗歌所反映出来的生态意识已久为人们所知,然而将这个生态意识置于西方生态思想发展史中进行考察,探讨它在这个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并不多见,也没有得到深入和充分的探讨。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态意识,即我们对生态问题的认识水平,以及为保护生态而自觉调整自身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协调人与自然的互相关系,以到达环保的目的,这种意识可以说与浪漫派诗歌中描写的非生态行为和由此产生的负罪感密切相关,它显示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态思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将以英国浪漫派诗歌为例,说明这种变化的产生和发展,并且说明它与我们今天的生态意识之间的关系。

“琼斯皇”和他的前世今生:从《琼斯皇》的跨媒介改编谈起

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一直饱受争议,而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种族再现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他者”再现的伦理问题。该剧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鲜有公演,主要原因也在于此。然而这些争议也为后世对该剧的跨媒介改编留下了空间。事实上,让这部争议不断的戏剧存活下来的恰恰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跨媒介改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33年的电影改编和1993年伍斯特剧团的改编。这些改编的初衷、改编的策略以及影响几乎是美国文化中不可避免的黑与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的缩影。

《在天堂的旗帜下》:“神的旨意”启示的暴力挽歌

美国作家乔恩·克拉考尔的《在天堂的旗帜下》讲述了摩门教原教旨主义(基要派)教会以“神的旨意”的名义犯下的各种暴力罪孽。“血救赎”打着“拯救”的旗号惩处“罪人”,是主观暴力形式下对生命的漠视和残害;一夫多妻“配置婚姻”作为男权社会的婚姻枷锁,是体系暴力形式下禁锢女性身体和思想的桎梏;“全景敞视监狱”作为教会控制摩门教社区的专制管理模式,是机构暴力施加的一种宗教规训。在这些可见的主观暴力和不可见的客观暴力的蹂躏下,人们尤其是妇女陷入悲惨的深渊,小说表达出对极端宗教暴行的有力控诉。

论乔伊斯对阿奎那思想的借鉴和发展

阿奎那对乔伊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乔伊斯并未囿于阿奎那的思想,而是对其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和运用。借鉴阿奎那的美学思想,乔伊斯发展出自己的审美三阶段和“颖悟”说;借鉴阿奎那的宗教“三位一体”说,乔伊斯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人物群塑造艺术;乔伊斯小说中的“容纳、平和”主题和“超越”艺术观也与阿奎那的生活观与艺术观具有密切联系。需要注意的是,阿奎那的思想不等于乔伊斯的思想,它的作用仅限于三点:一是有助于说明乔伊斯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二是充当了乔伊斯美学思想的促发剂,三是被乔伊斯融入自己的思想。这些作用被斯蒂芬比作了一盏灯的作用,它只是被乔伊斯自己借用,为他自己指路,借着它的点化,他能自己有所成就。

创伤的疗愈和共同体的新生——论《宠儿》中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在其代表作《宠儿》中精彩地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使得诡异与虚幻的小说场景充满了现实性和政治性意义,也使得人物能够更勇敢地直面过去的创伤经历并得以重建身份,重新鼓起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本文通过探索宠儿这一鬼孩形象与个体创伤及集体性创伤之间的关系,指出莫里森正是借助鬼孩这一独特的艺术形象,具象地揭示了奴隶制的罪恶及其所带来的绵延几百年的伤痛和深远的负面影响。在莫里森看来,历史是不会凭空消失的,我们需要意识到,为了个体和共同体的存续,我们应该不断回溯包括奴隶制在内的创伤性历史事件,正视人类过去的罪恶和人性中的邪恶,在历史与当下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否则我们将无法找到灵魂的归宿。

当代英国诗人达菲疫情诗歌的伦理书写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灾难;它不仅改变了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还引发了多重伦理冲突,让政府与民众均陷入两难的伦理困境。在这种情形下,当代英国前桂冠诗人卡罗尔·安·达菲在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发起“原地书写”的倡议,号召全球诗人以时间节点为轴线,用诗歌记录下这个考验社会与人性的灾难时刻,书写每个鲜活的历史瞬间并对当下不同的伦理选择进行拷问与反思。她以诗歌为利器,针砭英国政府“群体免疫”策略的不力和伦理选择失范;以诗歌为载体,表达公共强制与民众个体自由权利的伦理冲突与妥协以及医学伦理与个人隐私权的矛盾与调和;她还以诗歌为媒介,再现英国民众面对灾难坚韧不拔的民族特质,书写人心向善的温暖和光辉。诗人在特殊的伦理环境下,通过对政府与民众伦理选择活动的艺术性呈现,反映了他们伦理选择的逻辑起点、价值取向、心路历程以及伦理身份的重构,让读者从中得到道德教诲和启迪,体现了诗人以诗歌进行伦理教化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用伦理秩序帮助重构人类权力和权威结构体系的使命担当。

论约瑟夫·康拉德的英国文化身份

约瑟夫·康拉德的文化身份一直以来是学界争议的焦点。然而,无论如何争议,康拉德的英国人的公民身份是无可置疑的,但其特殊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具有人类意识的波兰裔英国人,是“一位全球化的世界公民”。首先,出于对英国海洋文化传统的热爱,康拉德选择成为一名英国人,一名英国作家,从而拥有了让自己骄傲的英国人的文化身份;其次,作为一个外来文化的闯入者,康拉德在英国依然是一个文化流浪者,一个有着多种文化印记的英国人;此外,多年穿梭于陆地和海洋、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生活,形成了康拉德多元文化意识和人类意识,使得康拉德并不像英国传统冒险作家那样,鼓吹英国帝国主义的正当性与白人的优越性,而是以跨文化的视角书写人类共同的故事。

马修·阿诺德与现代文学批评——兼及特里·伊格尔顿对阿诺德的再评价

19世纪末的文学研究在英国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解决文学批评的合法化问题,正是马修·阿诺德对其功能的最早界定确立了这门学科的基本属性。阿诺德的兴趣不在于解释文学批评的永恒本质,而在于思考它如何在“当今时代”发挥作用。他在《论批评在当今时代的功能》一文中,重点明确了什么是批评,以及批评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发挥什么功用等问题。特里·伊格尔顿早期把阿诺德视为自由人文主义的代表并对之持强烈批评态度,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伊格尔顿对阿诺德的肯定性评价明显多了起来。通过仔细回顾阿诺德对于批评功能的阐述,有助于我们反思文学批评在当前困境的根源,并重新找到回应当下质疑的合法性辩护。

厄德里克“北达科他四部曲”文本深处的帕尔帖案

路易丝·厄德里克在现实生活中坚定地支持印第安人。同时,她借助于文学创作支持他们,在文学作品中重访历史,将斯派瑟凶杀案、莱纳德·帕尔帖案等重大历史事件巧妙地隐藏于文学文本深处。她的“北达科他四部曲”关注轰动一时的莱纳德·帕尔帖案,再现了帕尔帖和印第安群体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该四部曲以帕尔帖为原型,借助于丰富的印第安文化资源,塑造了盖瑞·纳纳普什这样一个跨越边界、行动无常、无所不能、具有超能力的“恶作剧者”。这样的人物塑造让印第安人得以发声,赋予印第安人强大的力量,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艺术性,寄托了厄德里克对帕尔帖重获自由的强烈愿望。重访帕尔帖案体现了厄德里克对历史书写的反思。

骚塞“实用论”诗学考辨

艾布拉姆斯将英国浪漫主义诗学归属为指向“艺术家”的“表现论”,该划分至今仍是国内外学界的主流认识。但细读骚塞诗文书信,可以发现骚塞诗歌创作致力于赢取“合适的读者”,主张诗表达“纯粹真理”,尊崇“贺拉斯的告诫”,希冀“认真且真诚地探讨一些所有人都关切的话题”来“唤醒国人”。因而他在根本上奉行指向“读者”的“实用论”创作理念。将骚塞诗学厘定为“实用论”,有助于揭示骚塞诗学与其社会现实关切之间的内在统一。

从《多情客游记》看劳伦斯·斯特恩的伦理道德观

英国18世纪感伤主义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在其代表作《多情客游记》中大肆刻画和渲染主人公约里克牧师多愁善感、恣意放纵、贪图女色的本性。虽然身为神职人员,劳伦斯·斯特恩把牧师仅作为其谋生的职业,过着一面布道、主持弥撒,一面聚集放荡朋友寻欢作乐的双重而伪善的生活。小说折射了作家本人及时行乐、游戏人生的消极态度,反映了其逃避社会责任和宗教伦理的道德缺陷。

重估与拓新:21世纪以来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研究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研究式微。通过考察21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其再现复兴之貌,并呈现出重估美国自然主义文学本质和拓新主题的发展态势:研究界试图修正美国自然主义的悲观决定论底色,重新思考人的主体性及其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关系;重估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白人男性文类”的特征,揭露性别种族等权力的深层结构;拓新关于自然、环境等非人类处境的隐喻,辩证地理解人类在个人、社会空间中的位置。

音乐剧《怪圈》中的自我建构

美国黑人剧作家迈克尔·R.杰克逊2020年获普利策戏剧奖作品《怪圈》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读,但本文认为自我建构是该剧的重要命题之一。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对剧中人物的家庭、社会、宗教信仰以及职业等背景的分析,指出来自种族、性别与社会内部的歧视是造成主人公自我迷失之根源;然后通过对剧中元戏剧手法的考察,指出戏中戏和对文学、现实与自我的参照是该剧揭示自我成长过程的重要艺术手法;最后借助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通过对剧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揭示其自我发现、自我接纳,从而坚守自我的蜕变过程。同性恋者、艾滋病人、有色人种作为边缘群体因受排斥与打压而自我迷失,《怪圈》所揭示的自我建构之路,对边缘群体走出怪圈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通向中间地带——《布娃娃瘟疫》中的疾病书写

奇卡纳思想家格洛丽亚·安扎尔杜瓦提出了“中间地带”这一概念。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空间,又是改变的起点,同时也是消除二元对立、包容差异的所在。奇卡诺作家阿里汉德罗·莫拉利斯的小说《布娃娃瘟疫》是对“中间地带”概念很好的诠释。作为医生,小说中三个故事的主人公都面临着应对瘟疫的危机时刻,他们意识到殖民主义、种族和阶级歧视及由此而导致的环境问题是瘟疫滋生的根源。通过改变旧有的观念,他们消除植根于内心的种族、阶级、文化及时间二元对立观,学会接纳与包容异质元素,最终战胜瘟疫。小说通过疾病书写,呈现了引发瘟疫的社会问题及莫拉利斯所给出的解决措施。

语言的音韵艺术和文学共同体的想象:再议《新格拉布街》中的理想读者

乔治·吉辛的成名作《新格拉布街》被誉为“叙述维多利亚晚期写作生涯的最杰出作品”。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小说中的两位文人热衷于文学语言的音韵艺术,因而将他们视作小说意欲塑造的理想读者。但是,理想读者的在场并非如该学者所说的那样否定了音韵艺术产生的愉悦感,而是通过彰显愉悦感来阐发对19世纪后期语言科学的质疑。他们竭力在机械的语音研究和粗俗的语言进化论中坚守文学语言的优雅品质。这份对语言艺术的坚守催生了崇尚语言艺术的文学共同体,而后者的建立也赋予语言艺术复苏的希望。这应是理想读者的存在意义,也是该小说卓尔不群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常规叙事视阈下伊恩·麦克尤恩小说家庭伦理解读

英国当代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擅长运用反常规叙事技巧进行创作,其大部分作品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书写,聚焦家庭伦理问题。本文基于反常规叙事相关理论,从反常规叙述者、反常规情感和反常规事件三个维度来解读麦克尤恩小说故事中的不可能世界,进而阐释其作品中的“反常规性”不仅体现在其小说叙事形式上,同时影射在其创作主题中,即反常规的家庭伦理。通过考察和剖析作品中反常规的家庭伦理关系和伦理身份,表明其作品中反常规叙事手法的运用使反常规家庭伦理主题更加鲜明,反之亦然,作品中所隐匿的反常规家庭伦理主题也提升了文本的反常规性,从而揭示出麦克尤恩通过反常规的叙事形式反映家庭伦理的反常规性,给读者以警示的创作意图。

“浪漫爱情”的幻灭:加勒比女性意识与女性话语探微

奴隶制、欧洲殖民历史与后殖民历史语境赋予加勒比女性不同的生活体验与阐释视角,从19世纪初玛丽·普林斯的奴隶叙述,到20世纪初简·里斯的现代主义女性叙述,再至20世纪后期牙买加·金凯德的后殖民女性叙述,跨越时空与地缘差异的加勒比女性作家,以讲述加勒比女性浪漫爱情幻灭之外在形态,展现加勒比女性意识发展之内在实质,映射出加勒比女性话语建构的历程。

界面接合之处——评《语词博物馆:欧美跨艺术诗学研究》

诗歌作为一种集声音、意义、图像、节奏等多种表现手段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对它的研究不应拘囿于单一模态,而是应该在界面接合之处发现新的潜力。《语词博物馆:欧美跨艺术诗学研究》一书追踪西方跨艺术诗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聚焦当代跨艺术诗学的核心概念,且从辨异会通的角度比较中西方跨艺术诗学的思想内涵、观念渊源、表达形式和媒介意识。该书的理论爬梳和批评实践为跨艺术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资信赖的知识框架。

苏格兰启蒙时代文学评价及时期划分

目前,学界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成就较为肯定,但对相应时期的苏格兰文学的成就评价不一,尤其是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尚待完善。不过,现有的研究已在逐步扭转人们对苏格兰启蒙时代文学的作用与重要性的认知,并更多关注到思想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在相关讨论中尚需明晰相应研究的时间范畴这一基础问题。基于已有的讨论,本文将苏格兰启蒙时代文学的时期划定为18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探讨,这有助于辩证地看待启蒙思想与文学发展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