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书画艺术的“活法”思想

“活法”说既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重要理论话题,又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诗学“活法”说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苏轼深谙“活法”的真谛,并创造性地将这一思想贯通于书画艺术实践之中。在对待前人古法的态度上,他主张“变古法”“出新意”。在艺术法度的把握上,他推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在探求艺术创作规律的过程中,他讲求“随物赋形”“行云流水”。苏轼对于“法”与“活”的认识,在整个艺术领域具有方法论上的普适性,同时具有鲜明的辩证色彩和可贵的实践品格。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当下,苏轼“活法”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明知”认定

对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的“明知”,是帮信罪成立的主观要件,也是司法认定的难点。帮信罪“明知”具有间接性、单向性和预见性的突出特点。根据相关法解释,帮信罪的“明知”应理解为“概括明知”,其可能性认识程度应达到“高度盖然性”。当前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证明具有简单化及认定标准过低等倾向。为保证证明质量,“明知”宜主要采取推论的证明方法,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慎用推定方法。具体判定可以采取特征行为判定法、综合认定法和反证排除法。判断标准上,应将“常人”标准与个别性标准相结合。可区别违法犯罪的严重性,在“明知”认定问题上亦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金融科技、集聚外部性与区域创新——基于空间面板杜宾误差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项研究基于2011-2022年城市数据,分析金融科技发展、集聚外部性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相关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区域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驱动作用,在叠加了集聚外部性之后,两者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展现了明显的异质性特征:金融科技、马歇尔外部性抑制区域创新,而金融科技、雅各布外部性有助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此外,金融科技和集聚外部性对于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城市群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具有典型的结构性作用。

慈孝文化融入家庭养老的民法实践逻辑及展开

《民法典》将慈孝文化基因注入家庭抚养、赡养、监护、扶助、临时救助等制度中,刻印了家庭奉养传统的法意烙印,以保障家庭成员“老有所养、幼有所育、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人口老龄化时代,家庭成员主动承担家庭养老责任的内在动力不足,《民法典》强调家庭成员“敬老爱幼,互相帮助”。家庭成员中女性参与家庭赡养责任分担及近亲属间“守望相助”的互助共济、国家提供临时照料与监护义务的私法肯定,以及被赡养人意定养老尊重和“以房养老”、意定监护等自助养老的制度创新,贡献了新时代民事法律解决家庭养老的中国方案。遵循公序良俗原则,对被赡养人“养身”“养心”的竭力赡养,意在亲代、子代间“慈”“孝”“悌”的“反哺”与“回馈”,映射了中国民法的时代价值诉求和民族精神特质。“赡养纷争”的家事司法正义实现,以被赡养人合法权益保护为指引,彰显了“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人文主义”和“民本思想”。《民法典》对家庭养老责任分配与承担的制度安排,旨在通过情、理、法的平衡促进家庭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增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基础。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景区与社区商户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乡村旅游景区与社区商户良性合作是有效激发乡村经营主体活力、培养本地发展能力与价值、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文章通过数理分析、案例研究与深度访谈等方法,基于乡村旅游地不同发展阶段研究景区与社区商户双方的利益协调及可改进区间,以此探究双方合作的阶段性规律及其协调机制。研究主要得出:(1)双方合作共赢,理想均衡结果是平均分配新增收益;(2)双方竞合中由于社区商户信息不对称,景区企业一般占优,但收益分配比率不直接影响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大小;(3)景区新增投入以应对生态环境等外部性问题时有利于促进双方合作,但并不利于总经济绩效。立足良好的企地关系与共同富裕目标,应加强景区与社区基础协议、景区与社区商户动态契约以及加强政府非强制性干预、社区文化建设等。

器物图像与李白形象的民间建构

中国古代陶瓷、漆器、竹木雕等民间器物上保存了大量的人物故事图,由于器物与大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其上的图像最能反映历史人物在大众中的传播与接受情况。绘画史上的李白图像题材非常丰富,但民间器物上的并不多,主要就是三类,即醉酒图、观瀑图和骑鲸图,并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图式,成为民间建构李白狂士、隐士和仙人三种形象的视觉符号,而这一建构过程又与特定时代背景、民间文化土壤和中国图像叙事传统分不开。民间器物上的历史人物故事图在不断地重复生产中呈现出能指不断简化、所指不断固定化的意指趋势,最终成为象征某种思想观念的视觉符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机制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动态过程,有其特定的现实逻辑和工作机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机制就是要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结构中各要素的内在工作方式以及诸要素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其心理机制的活动过程由三个步骤组成,即在集体潜意识层级通过认知认同来进行信息编码获取、存储与积累,在归属性意识层级通过觉知觉悟来进行信息编码甄别、加工与提取,在聚合性意识层级通过共识共享来进行信息编码输出、交换与使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个步骤紧密相连、循环往复、互相影响,形成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信息编码由输入到输出过程的有效闭环,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回路。解析该过程中各步骤的活动规律和相互关系,探索其心理机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时代乡村短视频的内容生产与文化空间建构

数字化时代,短视频以新兴传播载体的运行形态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中,大量乡村农人以短视频创作者的身份进行乡村空间内容生产活动,多元真挚的乡村图景展示于公众面前。依据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三元辩证分析框架”,对乡村短视频内容生产的空间实践过程及其内在机理进行解析,认为乡村短视频的内容生产基于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三重空间结构,衍生出了乡村独有的“虚拟文化空间”,由此完成了从具身实践、审丑消费、空间纪实到媒介体验、审美消费、空间异质的递阶式空间建构。在交互性的空间体系中,通过保障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增强内容生产的深度化、注重视频空间的衍生化等措施,可为乡村短视频的内容生产提供核心驱动力。

数字金融促进农村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经验证据

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农民是不可忽视的关键群体。数字金融作为农村主要的金融服务方式,在推动农村共同富裕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数字金融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首先,从富裕度、共同度和高质量发展三个维度,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农村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其次,采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大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包容性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农村共同富裕,但影响作用存在差异,经济增长效应和包容性效应的促进机制大于技术创新效应。建议完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增加数字金融有效供给,通过乡村振兴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以此推动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城乡融合下民宿产业集群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实践路径——基于西南地区的多案例分析

以民宿产业集群作为城乡融合产业载体有助于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文章基于对民宿产业集群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框架建构,通过羊茸村等西南地区多案例研究,分析民宿产业集群多维度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认为:民宿产业集群作为强有力的城乡融合产业载体,通过规模化、集群化和品牌化等效益使城乡多重要素集聚乡村空间,外引内培优化配置城乡资源要素,联动城乡形成内外发展动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从实践路径维度看,民宿产业集群赋能乡村产业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乡村产业结构丰富化和经济来源多样化;更新优化乡村组织关系,推动乡村组织治理整体优化和社区和谐关系重塑;系统提升乡村功能空间,实现乡村文化价值双创赋能和三生空间系统提升。文章有助于深入认识和把握城乡融合背景下民宿产业集群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作用关系,为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民宿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互促提供指导。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叙事与教育践行

从关系叙事视角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历史合理性和逻辑自洽性。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并持续形塑于关系互动之中,它以人与人的关系互动为构成要素,以共同体的关系模式为内在结构,以中华民族的共同理解为聚合方式,究其本质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立足于主体的人,关系叙事揭示出主体是在先赋关系的规定、社会关系的互构、关系情境的交互中,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实质是对共同体成员身份关系的认同和界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教育的强力支撑,借由学校主场域发挥育人功能,即通过构建多元协同的文化育人体系,强化各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知与自觉传承;通过搭建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媒介,推动各民族学生在社会关系互动中逐步内化和建构身份认同;通过创设适宜涵养共同情感与价值追求的关系情境,促进各民族学生建立稳定且自觉的情感归属。

在“算法”和“经验”之间——基于流媒体视听内容生产实践的考察

算法技术的发展为流媒体视听内容生产的变革创造了丰富的可能性。但视听内容生产作为一种高度依托人为创作经验的实践,其与算法实践对内容生产的介入作用之间形成了可能的矛盾张力。本研究以当前算法实践运用相对深入的长视频流媒体平台为例,通过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流媒体视听内容生产者的半结构化访谈,归纳出流媒体视听内容生产中的典型算法实践类型及其本质,并进一步讨论了内容生产者在创作经验与算法实践之间的认知调适。研究发现,用户导向的算法实践更多扮演着赋能内容生产的角色,创作者认为创作经验决定、引导算法实践,算法实践始终是客体化、边缘化的经验构成。基于此,流媒体视听内容生产的算法采纳既要考虑从媒介和用户维度不断深化赋能机制,更要以开放的态度应对算法技术的智能化提升,以促成创作经验与算法实践的有益统合。

当ChatGPT“闯入”劳动场景:人机互动、空间争夺与价值重塑

人类依靠对技术和媒介的想象去形塑人工智能技术,希望机器能够成功嵌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与劳动场景。但是,以辅助之姿进入人类生活的机器却逐渐超越原本的中介角色,成为劳动场景中与人类互为宰制的主体。从媒体等同理论视角出发,机器的“拟人化”反而使得人类成为机器观察世界的感知器,这种互为“幻肢”的新型共生关系为破除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提供了契机,但也造成了人类对劳动空间和劳动价值的焦虑。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其物种优势、逆恐怖谷效应和超验的类人智慧,在劳动场景中唤起人类在工作空间、社交空间、潜能空间被剥夺了权力的恐惧。如果想要在文化社会意义上减少这种焦虑恐惧,就必须要重新理解劳动价值的物质与精神二重性,以社会赋值取代市场赋值,从崇拜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回归人性主体的价值理性。

教育、科技和人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视阈下强调教育、科技和人才统筹推进、协调发展,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性和鲜明的主观能动性,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科学战略布局。以教育、科技和人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是党中央立足国情、创造性地运用国内外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在这一战略布局中,构成了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体和以教育、科技与人才为侧翼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系统,其中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是融通教育、科技和人才的主线,而教育、科技和人才则共同构成侧翼动力系统且分别处于基础、先导和核心位置。为促进教育、科技和人才共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正确的发展方向;坚持系统原则,尊重客观规律,加快建构教育、科技和人才合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三位一体布局;坚持问题导向,敢于正视、善于发现和勤于解决制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问题;坚持精神引领,充分激扬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胸怀天下,主动探寻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规律和光明坦荡的发展路向。

“去家庭化”与“家庭化”:“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的双重突破路径

生育政策的完善是加强生育保障,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从“家庭主义”理论逻辑推演并结合实证角度分析判断,我国现阶段生育政策应定性为“显性家庭主义”,表现为支持家庭照护的积极化倾向和缺乏家庭照护替代选项的消极化态势,弊端在于多重因素结合下的家庭育儿负担过重,从而影响社会整体生育意愿。促使“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向“可选择的家庭主义”转变,是突破现行生育政策困境的总体可行性思路,其转变可从“去家庭化”和“家庭化”角度着手,能有效避免政策工具化,为家庭减负并提高社会整体生育意愿,进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儿童抚育、乡土中国、全球社会: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的三重视界及展开分析

系统分析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对于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可以归结为三个根本问题:一是家庭如何教养儿童;二是学校教育如何服务乡土中国建设;三是教育如何参与构建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儿童抚育、乡土中国、全球社会是费孝通思考教育问题的三重视野。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表征了20世纪中国“三级两跳”背景下的教育结构转型与文化特征。费孝通对家庭结构和儿童养育模式、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和世代伦理、农村教育困局和发展路径、跨文化交流教育等问题的分析为当代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比较参照。费孝通教育人类学思想的突出特征在于始终从社会文化互动的整体视野审视教育问题,分析教育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联,倾听并反映当地人的需求,遵循一种自下而上、内外互动的分析逻辑。这种人类学分析路径亦值得教育研究界参考借鉴。

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与创新路径——基于西部12个省市区的考察

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文化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县级融媒体作为触达“最后一公里”的媒介平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赋能主体。西部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已从文化、技术、社会三个维度展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但仍存在价值赋能深度较浅、融入意识不足、实践路向不明等问题,亟须聚焦新时期民族团结工作主线,打造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赋能闭环”,进而建立既富有民族意蕴又兼具高质量赋能新时期民族地区宣传工作的县级融媒体旗舰队。

集体产权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的应然表达

明晰集体产权主体、明确集体产权改革对象和主要内容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需解决的三个重点问题。为此,立法需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一是我国《民法典》第262条中的“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代表,而是集体所有权主体的表达在不同语境下的转换。农民集体或本集体成员集体是政治学术语,在民法语境下,为解决农民集体与市场经济接轨的组织体难题,就需要进行概念术语的切换,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解为集体所有权主体。二是本轮集体产权改革的主要对象宜明确为集体经营性资产,农村集体所有权之特殊性决定了其收益的股权配置、流转的法规则设计较为简单,无法与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的股权配置、流转的法规则设计同等而论,无须将其提到本轮集体产权改革层面加以强调。三是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折股量化,其本质是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的股权化设计,这是我国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权配置、管理模式的重大转型。明确农民集体资产股权配置和流转的法规则体系,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的重点任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应对上述议题作出积极回应。

中国电子竞技研究的进展与未来展望——基于Nvivo12的文本分析法

本文旨在对中国电子竞技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审视,以期提升中国电竞的国际化进程。借助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采用文本分析法,对2004-2023年间在CSSCI发表的电子竞技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中国电子竞技内容的研究概况和学术研究不足。研究发现,中国电子竞技研究内容包含理论研究、国外借鉴、发展困境以及优化路径四个方面;不足之处体现在缺乏长期性、跨学科以及多维度研究。未来中国电子竞技研究可建立学术与产业的联合研究机构、跨学科研究团队、数据共享平台,以此推动电竞文化宣传、增强电竞研究活力、提升电竞研究质量。

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教材研究

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教材是指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确立的官方语言文字所使用的教材。这些教材是王朝国家对包括官民在内的所有民众进行通用语言文字和通用文化教育的“一课之本”,是王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集中体现,是王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威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教材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的高度结晶,是中华民族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谱系,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遗传密码和高清图谱,体现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历史脉动和以文化人的教育历程。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教材可以分为六类:文字类、韵书类、百科类、诗文类、典籍类、伦理类。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正是通过这六类教材实现书同文、语同音、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大一统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