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新质生产力的提出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生产力概念的否定,而是新时代对生产力概念守正创新的重要发展。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创新理念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第一动力,将协调发展理念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将绿色发展理念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将开放发展理念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将共享发展理念作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新时代应坚定地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赋予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指标构建与时空演进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对其内涵与意义的深度发掘至关重要。文章基于生产力的三大构成要件,在挖掘新质生产力长远要求原则下构建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新质生产力从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在南北、四大区域和五大经济带存在显著时空差异;(2)新质生产力在省域之间呈现梯度提升和发展不均衡特点;(3)分维度发现,生产资料对新质生产力提升的贡献度最高,劳动者维度的贡献最低且存在空间极化现象;(4)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主要表现为低-低集聚和高-高集聚,并具有时空收敛性特征。进而提出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发挥新质生产力集聚效应和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等政策建议。本文或可加深对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时空发展格局的认知,为新质生产力培育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数字金融创新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金融服务效率的机制分析与空间计量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业态融合创新的产物,对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嵌套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动态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和作用机制,得出:数字金融创新不仅能直接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渐进、动态的长期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是数字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地区,数字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均明显高于非试点地区。因此,要稳步推进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优化数字金融业态空间布局,畅通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面向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大国竞争加剧的历史性交汇时期,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重要机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数字智能时代关联,能够在产业结构高端化、生产流通智能化、核心技术自主化、数字实体融合化以及产业发展低碳化等方面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当前,产业体系现代化面临着产业结构“低端锁定”、生产和流通智能化水平有待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充分不平衡以及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环境约束等一系列制约因素。为此,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实现路径在于:以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和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以创新配套基础设施、要素资源流动和创新营销模式推动生产流通智能化;以基础研究、创新人才和创新协同体系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化;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实体融合化;以绿色产业、绿色技术和绿色发展政策推动产业发展低碳化。

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作为生产力演进过程中的一种新型质态,新质生产力是“创新驱动”与“质量牵引”以及二者协同演化的生产力发展新模式,其基本内涵集中体现为应用新技术、重塑新动能、培育新产业。新质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跃迁方向,符合新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新质生产力中新技术应用通过技术扩散、结构优化和“创造性破坏”效应,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底座;新要素培育通过比较优势迭代和价值倍增能级提升,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动能;新产业兴起通过技术吸纳、产业链溢出和竞争优势重塑机制,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主体。因此,未来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从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抓住发展机遇、加速新型数据要素融合渗透转换发展动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夯实发展基础、优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发展“动脉”四个维度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新时期新征程上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任务与路径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新质生产力作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先进生产力,以创新驱动作为核心,代表着传统生产力发生了重大跃迁,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生产力基础要素、新的生产模式以及新的发展动能。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是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绿色发展以及开放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型工业化、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路径是以新质生产力实现包括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内的中国式现代化。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研究文献可视化分析

梳理分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研究文献是践行“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的重要思路。运用文献分析软件Cite Space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1985—2023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研究的477篇文献进行计量统计研究。研究发现:学者在理论拓展、政策解读、方法实践、路径探讨并辅以案例分析等方面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聚焦遗址保护、阐释与展示、国家公园、文旅融合等专题。但在理论和实证方面体现活化利用、社区参与、公众共享、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略显薄弱,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还需加强。未来需从突出国家属性、促进全民共享等视角提升理论与实践的科学研究水平,加强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本研究为整体把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目标定位与发展态势,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农业现代化的历程、特征与经验

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关键支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建设探索,并取得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实践的历史性的成就。本研究基于对党领导下我国百年农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梳理,系统归纳其在目标指向、施策逻辑和实现路径上的演进特征,并从“目标遵循、思想底色、关键推力、基本方法、路径策略、价值旨归”等六个维度,总结出以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推进、胸怀天下”等为核心的基本经验,旨在为新时代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持续深入推进提供价值参考。

公众环境关注是否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来自居民与企业的机制考察

在减污降碳亟须协同增效的背景下,探究公众环境关注的协同减污降碳成效与增效路径,有助于以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基于2011—2021年中国277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评估公众环境关注的协同减污降碳治理成效,并验证了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注显著促进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增效,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协同治理成效随城市规模扩大而持续削弱,资源城市的协同治理成效较非资源城市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公众环境关注驱动了企业的绿色技术进步,以创新激励效应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同时,公众环境关注培育了居民的绿色节能生活方式,以节能优化效应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数字金融对碳回弹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数字金融空间溢出视角,选取2012—2021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碳回弹的影响,并从产业、技术和资金等角度探讨数字金融对碳回弹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能显著抑制本地区碳回弹,且数字金融与碳回弹均存在全局相关和局部集聚特征,数字金融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降低周边地区碳回弹水平,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传统金融发达地区数字金融抑制碳回弹作用更强,东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均能抑制本地区碳回弹水平提升,且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周边地区碳回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3)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发展绿色金融进而抑制碳回弹,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最强,其次是绿色金融,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弱。数字金融对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金融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产业结构优化能降低本地区碳回弹水平,而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金融能在抑制本地区碳回弹的同时降低周边地区的碳回弹水平。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障碍与破解路径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从历史与现实来看,民营经济显著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与韧性;民营经济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民营经济是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在促进发展中稳定就业和改善民生。当前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就内部障碍而言,民营经济的治理机制与经营理念亟待转变,创新意愿不强。就外部障碍而言,一是以公平竞争为核心的市场机制亟待完善;二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与创新的制度体系亟待优化;三是当前社会各界对民营经济存在认知谬误。要破解上述障碍,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强化民营企业自身建设;必须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为其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必须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服务水平;必须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金融强国的目标与实现路径研究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决策。金融强国既是金融发展在国家层面的目标状态,也是金融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作用过程。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金融大国,但与金融强国的建设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也面临一些风险挑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金融强国,需要在金融发展、金融治理和金融国际化等三个主要层面符合一系列基础性目标要求。基于“现状分析-目标设定-路径选择与实施方案”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金融强国的战略路径,可以从政策框架制定、金融机构改革、金融市场建设、金融科技应用、金融监管增效、金融开放扩大等六个主要方面展开。此外,既要做好金融教育和培训工作,提高社会公众、金融从业人员和中小企业主的金融素养,还要培育良好的金融文化和打造宽松的社会环境,激发社会的创造力和创业激情,打造一个开放、包容的金融生态,鼓励创新思维和企业家精神的蓬勃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新进展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自提出以来受到广泛而持续关注,但现有文献缺乏对中等收入陷阱最新进展的述评。文章从增长、发展和国际环境多个视角回顾、总结和评述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外延扩展,给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新的定义,并针对既有研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性的争议,进行了新的回答。在此基础上,基于新古典及内生增长理论、刘易斯拐点、库兹涅茨假说、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产品空间和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以及中心外围理论,系统审视了不同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何以及如何导致陷阱的发生,又提出了怎样的跨越路径,并据此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研究展望。本研究将增进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认识、科学构建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体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从而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及政策建议

数字农业的快速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的新动力,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战略机遇。基于2010-2020年我国30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的数据,构建数字农业和乡村振兴两大指标体系,并根据农业现代化理论和区域发展理论,从多个层面探讨数字农业发挥调节作用的途径,提出相关假设。同时,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变量模型的实证检验,深入探究数字农业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农业加速了乡村振兴进程,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促进了农村电商和农村金融的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治理创新,促进了城乡共同发展。这一结论在进行数字经济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内生性分析和变换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就影响机制而言,科技创新水平、农业产业升级、农村生活环境是数字农业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通过调节效应模型的分析,数字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也受到地区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支持等因素的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数字农业在促进乡村振兴方面效果更好。综上所述,文章的研究结果为数字农业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提供了实证依据,并提出了加快农村数字化进程、推广数字技术、加强数字人才体系培养等政策建议。

由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国际比较与中国进路

金融强国应该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有效的金融机构、开放的金融服务体系、国际化的本国货币、联通世界的全球金融中心以及足够的国际金融话语权、竞争力和影响力。我国已经是金融大国,但还不是金融强国。“金融强国”目标的提出,既是对我国金融业实现了“由小到大”的量变积累和已经建成“金融大国”现实的肯定,也指明了中国金融未来努力的方向。基于金融强国建设的科学内涵与特征,从金融体量规模、对外开放、风险防范三个维度出发,将中国与世界金融强国进行指标对标分析,以揭示中国金融在国际上的地位水平以及建设金融强国的进程。中国走向金融强国要着眼于加强优质金融服务,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中国配置国际资源的能力、增强中国金融国际话语权。更重要的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抵御国际金融冲击的能力,坚持在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综合实力的表现,是拥有、整合和转化各类资源的能力,代表企业当前和未来的竞争优势。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最具活力的板块,对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基于2011—2020年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和A股上市民营企业数据,探究数字经济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影响关系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在固定效应和引入历史邮电数据作为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显著。异质性检验中发现,在不同企业核心竞争力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数字经济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影响的差异性较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影响关系之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最后,围绕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经济政策宣传、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策略、强化数字经济辐射效应和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帮扶等方面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以期为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为理解新质生产力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新质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改造自然与社会进步协调一致的多维度突破跃升,体现生产的技术方式与组织方式协同演进的系统性变迁。在生产要素构成层面,新质生产力是指新型生产要素出现、原有生产要素的供给质量提升,以及各要素组合的配置效率改善;在产品和产业形态层面,新质生产力是指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以及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重大科技创新的驱动引领,构成新质生产力的突出内核,并赋予其鲜明的高质量发展特征。当前,影响制约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难题,集中表现为重大科技创新的核心动能不足、宏观经济治理面临两难困境以及世界格局动荡变革的外部冲击。新时代新征程,要以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建设数实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治理效能,作为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的政策优先项与着力点。

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实践研究

国民经济学源于西方,并在中国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文章首先通过归纳演绎的方法对西方和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历史沿革进行了系统分析。分析表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发展均孕育于一国的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的演进之中;从发展战略和规划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主线出发,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进行历史分析,形成了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内嵌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发展顺应时代发展大势与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需要动态调整的重要关系等理论发展规律。最后,基于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地位与经济发展实践指导地位不匹配的现实背景,提出了统一中国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明确中国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应对其他经济学的理论挑战、凸显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引领性等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路径。

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概念由来、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

国家创新体系是各创新主体、环节、要素在创新环境中相互影响、彼此互动所形成的系统网络。这一系统的效能决定了国家创新能力水平,更直接影响了一国在国际经济发展领域竞争优势的构建,因而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从概念由来看,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建立在李斯特“国家体系”和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由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正式提出,其内涵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和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崭新道路。从历史演进来看,主要分为1949-1977年政府主导型科技创新体系阶段、1978-1997年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开始萌芽阶段、1998-2011年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探索起步阶段、2012-2020年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基本建成阶段、2020年以来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完善发展阶段等五个阶段。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具有政府与市场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是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步骤、按计划循序渐进完成等诸多显著特征。从实践路径来看,要准确把握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而实现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要加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三个创新环节间的互动耦合;要充分激发各级组织、机构、企业、人才的创新活力,构建开放高效的创新环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如何利用它实现企业的目标是学术界与企业管理者重视的问题。尽管学者们已经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交易绩效的影响,但是对于它们之间的影响机理尚缺乏相关解释。本文以企业间交易活动为研究情景,通过运用AMOS 24.0对市场调研收集到的642家企业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性地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交易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技术水平、数字化应用范围对企业的合同执行、知识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的合同执行与知识获取对其交易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合同执行、知识获取部分中介了企业数字化技术水平对其交易绩效的影响,完全中介了企业数字化应用范围对其交易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内容,能够为企业的管理实践活动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