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传统承文脉为往圣继绝学——张宗祥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始末探微

张宗祥先生在古籍保护方面,最大贡献莫过于组织文澜阁《四库全书》“癸亥补抄”之役。然实自文澜阁《四库全书》归藏浙江图书馆于1912年栖身红楼开始,张宗祥先生就与其结缘,半个世纪来为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存藏、补阙、西迁避祸、安全返浙、校对、文澜阁目编辑等前后一直竭尽心力。文章就张宗祥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始末作一考述。

吴昌硕旧藏陶缶

吴昌硕旧藏陶缶,1962年吴东迈先生捐赠西泠印社,是关于吴昌硕生平研究的一件重要文物。缶,本为瓦器,多用于盛酒浆,许慎说“秦人鼓之以节歌”,故亦可作乐器。此缶系春秋时期印纹硬陶罐,敞口(口沿磨去),短颈,广肩,鼓腹,极矮假圈足,平底。

《疏枿竹石图》

此图形成过程如下:乾隆六十年(1795)黄易写石一纸,署款“小松写石”,钤“黄易私印”白文方印。寄赠陈豫锺。嘉庆三年(1798)十二月廿二日,汪瑜可花轩,高树程补疏枿于石上,又奚冈写筱竹附着之,并题跋云:“小松作此纸寄秋堂,越三年为戊午腊月廿有二日,高兄迈菴补疏枿,余写乱筱。是日集天潜山人可花轩。铁生记。”钤“奚冈之印”白文方印。

西泠印社百年撰志修史及其文化影响述论

百年西泠印社撰志修史本身就构成一部别样的历史,持续长久、积累丰厚、文献多样,其中以八篇《西泠印社记》和《西泠印社小志》《西泠印社志稿》《西泠印社九十年》《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百年图史》以及一些专题史构成里程碑式的成果。从史学史的维度看,这些史志文献在内容类型、体例、笔法、史学观上各不相同,史学价值各异。西泠印社百年撰志修史表现出的“自觉”修史意识有利于道统、文脉和印学宗风的赓续;西泠人的撰志修史使印学史进入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化史并与之同频共振。时代呼唤西泠人在深掘古典史学资源基础上从古典走向现代,构建现代史学形态的“西泠印社史”。

书以右军为宗--王文治的书法临古

引言清代(1644—1911)是中国书法的重要变革期。明末清初学者对考据学的倡导,使学术焦点集中在对经史文献的考证上,也带动了对古代碑刻、铭文的研究。到了乾嘉时期,这种学术氛围和兴趣异常兴盛。由于对金石学的深入钻研,这批学术精英在书法学习的取法和审美追求上出现了转变:他们不再以“二王”传统为最高且唯一的指标和取法,转而欣赏和学习六朝无名氏或毫无书名者所书的碑刻,甚至“二王”以前的汉魏碑刻和商周钟鼎铭文。

周伯山豆清供图

此清供图系清道光后期六舟手拓并绘,是器旧为新安铜鼓斋程洪溥藏器,今藏浙江博物馆。六舟将其定名为“周伯山豆”,释文曰:“伯山父作尊豆万年宝用”。是器曾经多家著录,吴荣光《筠清馆金石》作“周豆”,吴式芬《攈古录》作“伯山尊盖”,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作“伯山父尊”,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作“伯山父壶盖”,程振甲《木庵藏器目》作“伯山父壶”。以全形拓观之,实为铜壶之盖,故器名当为“伯山父壶盖”。六舟跋曰:“其文倒置,乃器中之仅见者”,沿讹袭谬,重贻笑柄。此器实为清乾隆年间所制伪器,程木庵、六舟宝伪为真,尤不直一笑,然其好古之心孜孜不倦,真不可及也。

探求青铜器铭文的时代价值——以《宝鸡青铜器书法菁华》为例

我们知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三个重要标志分别是进入金属工具时代、开始使用文字和建立了国家形式的城邦。所谓的金属工具,主要是指青铜器。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首先进入铜石混用时代,之后人类逐渐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开始制作青铜饰品和青铜工具。丹麦学者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1788—1865)首先把人类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时代称为“青铜时代”。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器为甘肃省东乡林家出土的马家窑文化时期青铜小刀,据考证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700年。

陶陵共厨鼎清供图

隃麋陶陵共厨鼎,阮元旧藏,清嘉庆年间转赠焦山寺。鼎盖铭文“隃麋陶陵共厨铜斗,鼎盖并重十一斤”,后接小字“汧第卅五”;器身铭文“隃麋陶陵共厨铜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中间小字“汧共厨铜鼎,容一斗,重八斤一两,第廿一。”考其铭文,器主断为西汉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定陶共王刘康,故是鼎可称“刘康陵鼎”。

《漆书鹤经》

金农《漆书鹤经》,横幅,126cm×85cm,西泠印社藏。所谓《鹤经》,即《相鹤经》,相传乃浮丘伯授王子晋之书,崔文子学道于子晋,得其文,藏嵩山石室中,淮南八公采药得之,遂传于世。此作正文为:“鹤二年落子毛,易黑点。三年产伏。复七年羽翮具足,复七年飞薄云汉,复七年舞应节。复昼夜,十二时,鸣中律。复七年不生食物,大毛落,茸毛生,乃洁白如雪,或纯黑,泥水不能污。”款署:“杭郡金吉金书。”一连钤三印:“金吉金印”“生于丁卯”“冬心先生”,外引首一印“古泉”。

萃美若斯:陈鸿寿《种榆仙馆印谱》版本考述

《种榆仙馆印谱》是郭宗泰辑“西泠八家”之一陈鸿寿印作而成,在晚清、民国时期又有西泠印社吴隐辑本等,现存版本众多,品质良莠不齐。本文首先对现存《种榆仙馆印谱》版本情况做考释对比,由于册数、开本、刊刻皆有不同,进而考察不同版本间优劣状况;其次通过对《种榆仙馆印谱》的序跋、题词进行研究,来分析不同版本辑谱者的编纂动机;最后以西泠印社本《种榆仙馆印谱》为中心,管窥早期西泠印社印谱出版与传播状况。《种榆仙馆印谱》的编纂促进了浙派风格的传播,印谱序跋中所蕴藏的文献价值能够为印学史、印谱史提供补充。

胡缵宗杭州摩崖题刻二种考

胡缵宗是明代正德、嘉靖之际重要的经学家、诗文家、方志学家。他于嘉靖七年至嘉靖十年期间(1528—1531)任浙江布政使左参政,踏足杭州、台州、绍兴、新昌等地,而在杭州留有两件重要的篆书摩崖——“紫阳洞天”“西湖”。这两件摩崖题刻书法精湛,保存完好。“紫阳洞天”是吴山之瑞石山全真道的重要遗迹,题有“西湖”二字的孤山岁寒崖,乃临水赏西湖之最佳处。故此二题,足为浙江、杭城增色,也为胡缵宗个案研究提供了图像材料。

魏晋南北朝江南地区湿刻陶文刍议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一方面,长期的分裂与战乱使得政治的约束力相对松弛,人们的思想得以解放;另一方面,人口的流动迁徙促进了各民族关系的交融发展,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得到空前繁荣。永嘉南渡之后,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出现南移,为江南一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晋士族的大规模南迁,也直接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学术融合[1]与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都为当时制陶等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浙江的越窑、瓯窑、德清窑、婺州窑及江苏的均山窑等盛产的陶瓷器,浙江的绍兴、宁波、台州,江苏的南京、无锡等地区所出的古砖皆反映出彼时制陶的产量之大、水平之高、品类之盛。在大量发掘出土的古陶瓷中,有不少附着在器物上的文字遗存(以下统称“陶文”)。这些文字或墨书,或刻画,或戳印。而其中的“湿刻”,则广泛存在于江南地区的古砖瓦、陶瓷器上,成为铭石书、墨迹、玺印文字之外,古代文字遗存的重要实物史料。这批资料数量庞大,载体不一,书风多样,内容丰富,且俗体别字突出,而其特殊的划刻方式,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文字写刻的真实面貌,反映出当时书体的过渡性、融汇性、多元性等特征,对于当下古陶文的研究有着独特的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

李、孛、梓的字形关系及相关的玺印问题考辨

在先秦文字中,李、孛、梓三字字形上有一些复杂的关联,因此对玺印释读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困扰。本文通过细究以上三字的发展轨迹,理清了它们的发展脉络。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文字系统中,这三个字不会混淆。此研究可为今后此类玺印的释读提供一定的理据。

宝鸡金文所见“九锡”诸问题辨析

“九命”与“九锡”皆是天子施行的赏赐制度,然其概念、内容及二者关系,历来所论纷纭,难以判明。考察宝鸡青铜铭文有关周代赐命内容,可以发现,周人有九命之赐,然无“九锡”之说。“九锡”当是汉儒为时代政治需要,采辑周礼而制的新概念。其中秬鬯和弓矢是周天子赐命最重要之物,其排序遵循着严格的礼制。九锡文必言周公、秬鬯、弓矢这些内容,当非汉儒凭空想象,而是他们效仿周人文章之法,特别写入“九锡文”中的核心内容。

倪元璐《草书五言律诗轴》

这是一件倪元璐典型风格的行草条幅作品。倪元璐条幅作品往往行书、草相间,不刻意突出单件作品中草书或行书的书体独立性,这在明末诸家中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随机变易处理方式给了书写过程中更大的自由度,而倪氏单字字形处理的极力牵引,而行气摆动上克制的独特方式,形成了整体平和疏朗而局部峥嵘奇崛的奇异风格。当然,倪氏在用笔上的沉郁顿挫,为其书法意境上开辟与明末诸家不同的意境,外示生拙冷拗而内在激越炽热,人们往往以字如其人喻之,应该是妥当的。

石能言,亦可人——居巢铭砚赏析

文人笔耕,以砚为田。清代伊秉绶有铭云:“惟砚作田,咸歌乐岁。墨稼有秋,笔耕无税。”砚台,既是发挥实用功能的文房器具,亦寄托文人的文思意趣。唐宋以来,文人赏砚之风兴盛,至明清已蔚为大观。品砚之外,文人还参与砚台的设计、制作及铭文书写、篆刻,将文心诗意与器物之学融为一体。在小小一方砚台之上,呈现书法、篆刻、绘画、诗文等多种艺术。文人爱砚,以砚寄情抒怀,使砚从书写工具提升为文人精神文化的表征。

“西泠时代之声·延安行”系列活动在延安举行

5月11日,“西泠时代之声·延安行”系列活动在延安举行。本次活动包含了“西泠时代之声·延安行”书法篆刻展暨一带一路图纹印记专题展、艺术交流座谈会、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等相关活动。本次活动由西泠印社、中共延安市委宣传部、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延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延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延安鲁艺文化中心、延安博物馆、嘉岭印社承办,延安大学、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终南印社协办。

《江声百年:西泠印社江苏社员作品展》前言

江浙历来人文荟萃,书画家云集,自元初始,文人篆刻,风起云涌。浙为重镇,赵孟頫、吾丘衍推崇汉印,登高一呼,天下从之。元末,吾丘衍弟子吴叡,避兵火于昆山,收弟子朱珪,杨维桢、张雨极称之,遂将文人篆刻传之吴门。明中叶,吴门画派、书派中文徵明、文彭父子,白登秦汉,朱压宋元,于文人篆刻有复振之功。篆刻作为吴门文人的新时尚,又播及南京、徽州、扬州诸地,其中徽籍印人主要活动于苏州、南京、扬州等地。于是流派纷呈,蔚为大观。近百年来,江苏印人“刀”耕不辍,1960年以胡小石、傅抱石为首的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又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江苏篆刻史。今天的江苏印人更是人才辈出,以刀代笔,刻画时代印迹。

吴昌硕藏任颐绘双龟紫砂方壶

明代中后期,文人开始参与到紫砂器的设计、制作上来,大大提升了紫砂这种实用器的审美高度。特别是在器型、装饰、题款等方面的完善,形成了一种新的紫砂艺术;另一方面,也让文人多了一种雅玩的方式,玩壶成了新时尚。

“纪念吴昌硕诞辰一百八十周年”学术报告会在杭州临平举行

2024年4月20日—21日,“纪念吴昌硕诞辰一百八十周年”学术报告会在杭州临平举行。吴昌硕先生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也是纵跨近、现代的杰出艺术大师,其诗书画印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被誉为“四绝”。众多专家学者会聚在杭州临平,以学术交流的形式纪念吴昌硕先生诞辰一百八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