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满文动词将要完成时的探究

在锡伯语中,存在着一种动词的时态,其构成形式为-m(■)oχo,这种时态表达一个动作即将完成,我们称之为动词的将要完成时。将要完成时在锡伯语中使用比较广泛,在满语中也存在这种语法现象。受到口语的影响,在锡伯文中这种形式很普遍,但在满文文献中,出现的例证不是很多。通过查阅一些清代的满文语法书籍及文献,找到一些相关的例证,证明在满文中也有这种语法现象。

伊犁河上游彩陶文化的结构和起源

伊犁河上游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彩陶文化遗存,可以分为穷科克上层、加勒格斯哈音特、索墩布拉克型三个不同时代、区域的考古文化类型。伊犁河上游地区彩陶文化的兴起,与新石器时代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西渐有关。源于黄河流域东亚彩陶文化体系向西北传播到天山地区,构建了天山彩陶系统,形成了东亚的彩陶之路。伊犁河谷彩陶是天山彩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彩陶之路的最西路段。天山地区彩陶文化的原始居民,对西域的早期开发厥功甚伟,为汉代中原政府顺利实施经营西域的国策,并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基础,为中华文化兼容并蓄,形成多元一体文化格局,提供了宽阔的舞台和深邃的历史空间。

中古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与三夷教

丝绸之路是东西交通的重要通道,各国使臣、商贾在丝绸之路上东来西往。中古时期,兴起于印度的佛教,波斯的袄教、摩尼教,叙利亚的景教等,沿着丝绸之路东向发展,不仅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多有记载,也在丝路沿线留下了诸多遗迹。佛教的东传对丝路沿线的政治、文化影响颇大,而三夷教主要在栗特等特殊群体中流传,影响有限。

西夏文献中的汉声——曲子词述略

本文梳理了存世西夏文献中的汉文、西夏文曲子词,对西夏文进行了翻译,特别指出武威出土的原定名为“五更转”的西夏文曲子词实为藏传佛教大手印修习仪轨。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曲子词既有西夏僧人的作品,又有宋元时期江浙一带白云宗祖师诗文偶颂的译文。既反映了宋元时期上承敦煌,下启元代的河西文学的特点,又反映了这一时期僧侣把曲子词扩展为长篇俗讲的创造性发展。

炎黄排序与“肃慎来朝”考

炎黄争霸,黄帝采取的是修德振兵、抚民度方的策略,引天下诸侯归顺;而炎帝借助神农旧部,打着神农的旗号,结果失败了。炎帝火德,农耕立氏,以牛为神形,而黄帝则为蛇身交尾,由此形成道德观念和文化的差异性。炎帝的诸侯(部落)有肃慎(夙沙)、有邵等。其中有邰氏的后稷子孙周文王、周武王夺取天下。在商的当天,周武王就祭告神农氏与炎帝。因此炎黄之争,虽然炎帝失败,但炎在黄前,称炎帝为赤帝,以赤为国之正色。而肃慎不远万里,恭贺西周建元,之后与周一直保持密切关系。汉末肃慎投靠扶余,称娄,后魏又改勿吉、,女真即勿吉。但长期以来,肃慎仍是通用的名字。

哈密柳树泉清左宗棠碑文考略

“左宗棠碑”实物存于哈密市博物馆,此碑略有残佚。光绪二年(1876)三月清廷派左宗棠挥师出关,克复新疆。此间,军粮匮乏、转馈艰阻,为资粮运,左公命当时屯兵哈密的广东陆路提督张曜凿石架木、筑路扶栏,疏通了东天山北道最艰险一段。左亲书《天山扶栏铭》亦言此事,与“左宗棠碑”合之,可作为其于光绪初年西征间的重要“实物”,对祖国统一、晚清历史、人物研究等诸多领域,有重要意义。然而,前录此碑之有关文献有多处讹误,鉴于此,结合“二重证据法”,在此试为疏释。

试论元朝对伊犁河谷诸地的管辖治理

元朝时期,以“阿里麻里”城为中心的伊犁河谷诸地因其独有的自然环境和交通区位特点,成为西域乃至中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元朝时期发生的诸多重大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事件都与该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本文依据中外文献对阿里麻里城归属蒙古汗国的经过,以及元朝对该地的经营治理过程进行了梳理论述,基此揭示了元朝时期伊犁河谷诸地各族在开拓建设我国西北边疆进程中做出的重要贡献。

前言

《边疆中华文史研究》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伊犁师范大学边疆中华文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集刊。“研究中心”秉持新时代边疆中华文史研究和新型智库建设,积极推动边疆中华文史领域相关的历史文献、语言文学、考古文物、教育社会、艺术传媒等学科的探索和研究,构建学术高地,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

征稿启事

《边疆中华文史研究》由伊犁师范大学边疆中华文史研究中心主办。边疆中华文史研究中心是2021年8月获批建设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中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宗旨,秉持新时代边疆中华文史研究和新型智库建设,推动形成区域文献历史、语言文学、文化文物、艺术传媒等领域的交叉与融合,构建学术高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下设边疆中华文化传承传播、伊犁地方历史、锡伯语/满语文献和新疆出土文献四个研究室。

吐蕃、Bod(蕃)、Tibet(土伯特)名称三分考论

本研究将汉文“吐蕃”、藏文bod、西文tibet的来由和演变分为三个问题考论。(1)隋末唐初,中原未闻“吐蕃”名号。吐蕃王朝建立(633年)前,玄奘已据印度人所言用汉字音译“吐蕃”(约629年)。(2)在《唐蕃会盟碑》(823年)中,bodchenpo(大蕃)与“大唐”相对。如恪守“蕃(*pi■n)”在唐代通音,“吐蕃”今音为tûu-fān。如认为“蕃”与bod对音,则今音为tǔ-bō。(3)波斯文tuput(982年)<阿拉伯文tubbat(851年)<粟特文twp'yt(825年)<突厥文tüpü(732年)。突厥人以tüpü(高地)的复数tüpü(土伯特)称呼青藏高原北部的吐谷浑。(4)从13世纪到17世纪,西文tibet从指称吐谷浑故地,经过含糊其辞阶段,再到转指吐蕃或西藏。曾德昭在《中华帝国史》(1642)中才将tibet这个概念与汉文的“乌斯藏”对应起来。

场景理论视域下文旅宣传短视频中的新疆故事生产与传播

在具备云智能特征且被赋予广域、广语和广博之社会交流互动属性的近Web3.0时代,文旅宣传短视频成为推介、构建新疆地区形象的重要媒介化手段,尤其是生产、展现富有西北民俗风情和在地情的新疆故事,可以筑建优质的新疆文化品牌形象,提升新疆地方知名度和美誉度,进而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因此,本文拟借用特里·N.克拉克、梅罗维茨、罗伯特·斯考伯等学者指涉“场景”的相关理论,以文旅宣传短视频中的新疆故事为研究对象,来探究其如何进行内容生产和媒介传播。

黑水城文献所见西夏与西域诸国贸易交流

关于西夏与西域诸国的贸易交流,由于西夏文字过于嗨涩,见于史书记载的不多,20世纪初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的西夏文献中对其有所记载和反映。而有关西夏的贸易情况,前人的研究多集中于西夏与宋、辽、金的贸易,鲜见对于西夏与西域诸国贸易情况的研究。本文通过对文献所见西夏与西域诸国贸易的记载,试图还原宋时西夏与西域诸国间的贸易情况与当时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从边民越境窃夺看乾隆至咸丰年间的西北边界管理

自乾隆至咸丰年间,中亚藩属边民进入中国西北边境窃夺呈现出越来越严峻的态势,这极大地破坏了中国西北的边防秩序与国土安全。哈萨克、布鲁特边民进入中国境内偷窃、抢夺,既有边界漫长、生活贫困、窃夺习俗等客观原因,也与边界管理松懈直接相关。自乾隆至咸丰年间国力渐衰,中国在中亚的军事威压逐渐减低,这是中亚藩民频繁进入中国西北边境盗窃的根本原因。为杜绝越境盗窃案的发生,清政府通过严苛的立法,严惩越界的窃贼、疏忽职守的官兵。同时,清政府在外交上借助哈萨克、布鲁特首领防范、惩戒越境行为,在边防上通过坐守卡伦、巡边巡卡等举措,加强边境防护。由于卡伦远离边界,在防止边民越界上存在极大的疏漏,既不可能阻挡界外边民渗入中国边界,甚至还因此损失国土,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

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封地新探

成吉思汗征服蒙古高原西部及其以西各地后,将新征服各地分封给诸子。其中长子术赤的封地在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和拉施特的史料中有不同记载。本文拟考辩志费尼所记和拉施特所记术赤封地差别较大的原因,探讨术赤封地随着蒙古势力不断西扩而变化的过程。

时空关照与意识形态:经济传播学视域下的汉藏儒家文化的叙事传输

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汉藏民族在历史时空中的交往交流交融存在着广泛的经济传播现象,这一现象基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差异性所构成的农耕/游牧生产模式,而展现出古来“互通有无”经济交往原则。通过交通体系、贡赐制度、茶马互市、民间贸易等经济传播媒介形式,巩固了汉藏自古以来的物质文明共同体。与此同时,汉藏经济交往中,一方面显现出经济传播过程中“物质域”——中原儒家文化通过现实界一切凝塑“儒家文化”信息的物质化形态的传播;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以人为主导的汉藏经济传播中“意识域”,即通过经济传播负载的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等方式将儒家文化予以传输,构成了汉藏经济交往过程中物质与精神性共同体实存。

新疆出土文献文物之“四灵”“鸡”所见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域

出土文献文物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和血脉,不可再生,不可替代,是探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的重要资料。新疆出土文献文物所见“四灵”“鸡”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广涉文书、铜镜、织锦、彩棺、陶器、骨器等,内蕴慕仙崇神(四灵笃信)尚吉尚鸡、吉语同吉(鸡)儒释交融等文化史迹,地域横亘天山南北,时间纵跨汉晋唐宋,以物言史彰显了西域同中原交往交流交融史实和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内涵,见证了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域篇章传承、阶段性发展的历史演进。

聚焦“团结稳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一次写入党代会工作报告,写入新修订的党章,这一论断是党中央治理民族事务的新思想新战略新思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民族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赋予民族工作新的时代内涵和重大使命。

“兵团精神”的历史传承、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

“兵团精神”作为一代又一代兵团人团结奋斗,创造幸福生活的不竭动力与精神指导,从历史纵向的发展脉络看,其内涵伴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是一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一的“兵团精神”,它所具有的时代价值是2500多万新疆各族儿女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文章阐释了“兵团精神”的基本内涵,梳理了“兵团精神”的历史传承与时代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促进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对“兵团精神”的实践路径进行探究。

祁韵士咏怀诗探微

《濛池行稿》和《西睡竹枝词》是祁韵士流放新疆期间精神生活的集中反映,用纪实笔法展现了新疆的民俗和文化。其咏怀诗表现了祁韵士西行路上的各种复杂情感和人生感慨,通过地理位置变迁、吟咏历史名人典故咏怀;于荒凉凄苦中透露出些许暖意和旷达、孤独愁苦中自我消解和慰籍;于西行流放中显旷达和乐观、困境中寻求新的人生目标,体现了诗人深重的忧患意识和成边受命著史的家国情怀。

成吉思汗建国后历年避暑地小考

古代蒙古人在进行征战时往往会依照季节气候、兵马粮草、山地水源等因素夏季避暑秋季出师。本文将钩稽相关史书、各国史料相互印证,同时辅以灭夏伐金路线图,通过战场和行军路线分析推断出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后的历年避暑地点,并以此考证蒙古军部分战争的真相。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成吉思汗在出征时于夏季扎营避暑的习惯,第二部分列举出直接见于官修史书的避暑地点并逐年归纳,第三部分对官修史书未载的避暑地进行考证,第四部分用表格形式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