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

本文探讨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正因有迎有拒，故有多元思想的表述。晚清迎接「现代」人士，诸如康有为等变法派，认为「现代化」乃人类公共之理，西方不过是得「风气」之先，最从全球都会进入「大同」的美境，社会达尔文思想的影响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一元论的思维。章太炎虽也深受近代民族主义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早年所写的《訄书》反映现代西学对他的影响，及发表，〈俱分进化论〉，不再认为进化乃人类的公理，对现代性有迎有拒。他认为世界各历史与文化有其独特性，不能强同，而应并行不悖。故本文以文化多元思想为章氏的核心思想，而此一思想在其《齐物论释》中做了充分的表述，宝有异於所谓「以佛释荘」之说。 章氏的文化多元思想可说是封西方或现代的一种回应，这种回应也可略见之於情势近似的十九世纪俄国和日本。太炎并不清楚俄国的亲斯拉夫派，但深知日本政教社的思想，在西方或现代的挑战之下，在不排斥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力保本国的傅统文化，都不约而同地获致所谓多元文化的结论。太炎称之为齐物，取齐其不齐之意，也就是多元的各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平等的地位。此一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也可视为章氏之现代性建构。

跨国公司与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互动：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华冷冻蛋品工业的发展爲例

过去一般认爲二十世纪初，西方大型企业挟新兴科技、充裕资金，及中国政府所给予的优惠关税等多项优势来华设立子公司，因此中国民族资本企业鲜有有能力与之竞争者。但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显示，我们对民族资本企业的活力与灵活性有低估之虞。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早期有关烟草工业的研究结果，即显示简照南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度与英美烟公司互较长短；他最近对申新纺织企业与大中华火柴公司的个案研究，更进一步显示荣宗敬与刘鸿生在企业扩张过程中，灵活运用西式的管理科层与中国的传统社会网络。陈计尧对刘鸿生企业的整体研究也指出，刘氏在利用复式簿记与公司法方面的主动与活力。 申新纺织与大中华火柴的主要市场均在中国，其对手固然包含英商、日商及瑞典企业，但主要合纵连横的对象实爲华商。本文提供一个以欧洲爲销售市场、欧美跨国公司爲主要对手的案例，进一步指出：民族资本企业的活力不仅在於一度与外籍企业分庭抗礼，还表现在充分利用本身的地利、人和等优势，迫使外籍企业接纳其爲集团中的一员，进而在该工业中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华商茂昌公司与英商和记洋行的竞争，乃至垄断性组织「中国冰蛋业同业公会」及「韦尔信托公司」的成立，可以看出民族资本企业如何利用江浙一带充裕的资金，加上西方的技术、人才及经营方法，突破外籍企业的围堵，再不断地藉合纵连横，成功地引导中国冷藏食品工业的发展与走向。 本文藉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冷冻蛋品工业，不仅显示民族资本企业在竞争过程中所展现的主动、积极与高度灵活性，与欧美大型企业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进一步阐明欧美跨国公司与民族资本企业之间定义的模糊性。在本案例，两者不仅不是泾渭分明，而且在产品的收购、制造、运输及销售的方法上几无二致，在兼并或联合垄断方面更充满弹性。高家龙在分析在华企业经营方式时，曾用「动态性的互动」一词形容西式管理科层与中国传统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如果借用高家龙的用词，本案例中的跨国公司与民族资本企业之间那种充满变数、你退我进的竞合关系，无疑也是一种「动态性的互动」。

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

本文通过中国近现代史上「群」、「社会」、「社会主义」三个词的运用、意义演变和更替，来探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公共空间形成和消失的过程。在中国传统社会，县以下是绅士乡村自治，可以称作民问社会，但并没有真正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在西方冲击下，十九世纪下半叶，「群」从中国传统政治辞汇中凸显出来，用於指涉「社会」，这同当时某些知识份子用今文经学来指导维新变法存在着某种关系。随着革命压倒维新，「社会」代替「群」用於指涉society，代表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公共空间。新文化运动後期，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公共领域(public realm)压倒私人领域(private realm)，预示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官僚化和国家权力的膨胀。本文力图将思想史分析和语言学研究结合，用计量方法探讨中国近代若干重要政治观念的形成。

民族自治与中央集权－1950年代北京藉由行政区划将民族区域自治导向国家整合的过程

1950年代，北京的新政权以「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两项新政策，取代了清末和民国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行省化政策。本文考察中共在建立五个省级民族自治区的同时，调整边疆行政区划的过程，指出其政策实未改变清朝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家整合目标，且在执行方式上，汲取了中国历朝和苏联强化中央集权、防杜少数民族分离的经验。在新疆，中共以「自下而上，广封众建」的方式，操作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建置、辖境划分事务，让维吾尔人的政治资源受到其他少数民族的稀释与制衡。而在其他四个自治区，中共也因时因地制宜，或将汉人聚居区划入内蒙古，使蒙古人成为少数；或压缩藏族与回族自治的地理空间；或整合、笼络非汉民族中人数最多又温驯的广西僮族，扩大其自治区域范围，造成僮族与岭南汉人地方主义传统相互牵制的局面。本文认为，中共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手法灵活、细腻而有原则，最终不止成功地在法律上将非汉民族地区事务明确定位为主权国家内政，同时也将该制度中潜在的离心因子有效局限在可控制范围内，真正实现了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直接有效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辖。

陋规与清嘉道之际的地方财政─以嘉庆二十五年清查陋规事件为线索

本文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清查陋规一事为线索，观察十八世纪中期以降地方财政体制的演变，展现十九世纪初期地方财政的一般状况。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十一日，道光帝谕令各省督抚清查所属府厅州县相沿陋规，分别应存应革，明定章程，作为地方官员公费之用。该事件反映出：至迟在嘉道之际，雍正年间建立的以养廉银制度为核心的地方财政体制已经名存实亡，地方各级的行政经费基本来源於陋规、摊捐代表的外销∕额外财政体系。政府间的财政管理也因此呈现明显的「分权」色彩，不仅户部无法「控制」外省的陋规、摊捐，地方各级政府也不了解下级收入的「详细曲折」，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类似於一种「包徵包解」的承包机制。清查陋规旨在从财政结构上革除陋规，也是财政管理的集权尝试。清查之议的夭折，固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笔者认为，陋规等额外财政的普遍存在，以及「包徵包解」的财政管理模式的长期存续，才是清代财政的常态与基调，嘉庆二十五年清查陋规事件正为此提供了合理的注脚。

“策问”与科举体制下对“西学”的接引－以《中外策问大观》为中心

「策问」在晚清科举改革中成为关注焦点，自有其深意在，实际与对「西学」的接引联系在一起，并映射出世风之丕变，及思想学术的转型。因为改制後的科举，明确规定乡会试之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围绕「各国政治艺学」所出「问策」，即体现了晚清各级官员思考世界事务的枢机所在，而参加科考的数十万士子在「问策」导向下所作「应策」，更呈现出知识阶层一般的思想状况。本文即主要围绕《中外策问大观》及其他相关资料，检讨在科举体制下对「西学」的接引情况。显然，改试「策论」除为「西学」大开方便之门，也摧毁着中国传统的知识架构。科举历经改革，不是什麽新问题，然「策问」地位之不断提升，皆是为着纠正科举考试之种种弊端。而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一经落实，对於学术之转向影响深远。换言之，「策问」资料於晚清「西学」不仅是重要的「呈现物」，在知识的传播及知识的「再生产」上，也另有一功。略为梳理「策问」与科举改革之关联，以及「策问」对接引西学知识所具有的媒介作用，对「策问」在晚清的特殊性或可有初步了解。

明代士大夫与轿子文化

交通工具的消费与使用的变化，不仅说明了技术方面的改进，也反映了社会变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本文即以明代的乘轿风气爲例作探讨，全文分爲三个部分：一讨论北宋末年出现的轿子，作爲一种交通工具，如何在明代中期以後渐渐普及，并成爲一种流行的趋势，取代原有隋唐以来的骑马风尚。其次，乘轿的流行的原因除了地理、技术、社会、经济等外部的因素之外，是不是还有内部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明代官方赋予轿子什麽样的意涵，致使影响到社会进而改变交通工具的使用形态？第三是分析轿子在明代又发展出什麽样的象徵意义呢？本文将尝试揭櫫轿子在政治权力、社会身分或政治文化等三方面所具有的象徵意义。

学习苏联：中共宣传与民间回应

抗战结束之後，中共基於内外在形势的考虑，逐渐形成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然而，在中共夺取政权前後，中国除了少数亲苏人士之外，许多知识分子因爲种种历史情结或教育背景的关系而有反苏情绪。至於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对苏联毫无认识与了解。如何改变这种情势，成爲中共执政之後的重要工作。1949年秋天成立的全国性中苏友好协会就是中共在全国开展「宣传苏联、学习苏联」的关键组织，透过琳琅满目的宣传活动，改变人民对苏联无知或不满的情绪，从而树立对苏友好、以俄爲师的观念，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中共所制订的亲苏政策，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型塑出社会主义新人。 中共的宣传带有明显的强制灌输单一思想的特色。当中共需要全面倒向苏联之时，农民大众对苏联一无所知，许多知识分子则又有很大的反苏情绪；而当民间逐渐对苏产生好感之後，中共领导人却开始考虑与苏抗衡。因此，中共的宣传既不能须臾放松，也往往与民众情绪相对立，这便造成了官方宣传与民间情绪错位的现象。虽然中共宣传亲苏或反苏会产生错位现象，却也说明中共的宣传具有相当成效。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在这成效的背後，占全国人口少数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发出异於官方观点的「杂音」。从他们对宣传苏联回应的多样性，可以清楚地说明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民也不是像极权主义理论者所言，只能被动承受当权者的意识形态灌输，沦爲国家政策下的棋子，完全被原子化(atomized)，毫无自己的看法。由本文之举证在在显示极权理论者诠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局限。

清政府对北京藏传佛寺之财政支出及其意义

元代宣政院所辖官寺360座，占用民田数十万亩，消耗天下之财。明代皇帝在京师供养大量藏僧，每日酒食皆系光禄寺支付，频繁举办佛教法事、兴建寺庙、造塔，造成国家财政危机。相较之下，清朝喇嘛及其徒众的钱粮由户部支给，康熙年间，户部供养喇嘛约万余两，乾隆以後约六万两银及米粮二万余石。至於兴建寺庙和法会所需用度，皆来自内务府。由皇帝荷包支付的银两，远超过户部的支出，遂未造成国家财政问题。 清朝统治者将施舍驻京呼图克图的牧场分布於长城口外，不占民田。清中叶後，汉人出关开垦，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又，自乾隆皇帝实施雍和宫金瓶掣签制度，提升了清廷的宗教影响力，蒙古的王公、喇嘛纷纷前往北京寺庙捐献。同时，青甘地区的驻京呼图克图获得朝廷封赐辖地，寺院土地广阔，又新垦地亩成千上万亩。藏传佛寺众集众多信徒，寺庙附近成为重要的市集所在，喇嘛从商业活动中获得的经济收入逐渐增加。清朝皇帝认定蒙古衰弱的原因在於信仰藏传佛教，又设法让蒙古人不断布施，加剧蒙古经济的衰退。就清朝利用藏传佛教销蚀蒙古力量来说，已达到目的。

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1905-1911)

本文透过上海商人在清末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探讨大环境对他们所造成的冲击，分析他们的政治理念，以及他们在清末政局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文中指出，上海商人在清末得风气之先，首先将知识份子所鼓吹的地方自治理念、军国民主义和尚武思想付诸实践。大量商人进入地方自治机构，组织商团，所凭藉的是他们自身所拥有的组织结合、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日渐提高。在这些行动的背後，则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救亡图存意识做爲动力。清末上海商人除参与地方自治，组织商团外，同时也投入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其政治活动兼伸入地方与国家领域。在他们的认识裹，国家利益、地方利益和商界利益是三位一体的。而透过地方自治的参与和商团的建立，上海商人和地方士绅逐渐成爲以地方利益爲主的地方实力派。他们企求国家的变革，但是却不赞成革命派用激进暴力的手段改变现状的作法。就他们看来，从事工商业活动、推动地方自治、组织商团，才是真正培植国力的有效途径，他们也一直协助官方推动地方和国家的进步，只有在对清廷彻底绝望以後，才转向革命。但是即使在革命中，他们还是以保全地方爲念。上海商人在革命的军事行动中虽然只是扮演辅助的、次要的角色，但是在政权转移的过程中，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从地方自治实行以来逐渐形成的政治实力的展现。

中英收交威海卫租借地的交涉(1921-1930)

1930年（民国19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Sir Miles Lampson)签订中英收交威海卫专约（20条）及协定（6条），同年10月l日经两国政府批准交换；至此中英谈判历时九年多的收回山东成海卫租借地问题，已告解决。这是我国被列强於1897-1898年所强索占据租借的租借地(leaseland)中，纯粹地完全运用和平手段收回的第一处租借地，也是继1922年经过了重重周折、奋力自日本强占下收回的胶澳（青岛）租借地之後收回了的第二处租借地。但是，中英之间收交威海卫的谈判，不只前後拖延达九年多之久，而英国原订租借该港的25年期限，竟也拖延租借期至32年；此外，英国在交还威海卫给中国时，也仍然坚持勒索「借用」「刘公岛内房屋数所及便利数项」，借期十年，「期满经两国同意，得适用原条件及其他适用条件绩借」。可见南京国府在当时国家内部仍有动乱、国力未真正强大之前，要想运用和平的方法撤废不平等条约诸要项之困难重重。 本文内容主要系爲下列三部分：(1)英租威海卫原委与1921年前的威海卫；(2)1921-1924年中英收交成海卫的谈判；(3)1929-1930年中英收交成海卫的谈判与签订专约、协定；而其着重所在，尤在於第三部分。本文「结论」部分认爲王正廷之愿意与蓝浦生签订此收回威海卫的专约、协定，委曲求全，乃是由於此爲一政治性的决定；这不应视爲他1928年至1931年整个「革命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