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子思想的先进性、局限性和一般性因素

诸子思想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宏大思想系统,引导中华民族由封建领主制变革为集权官僚制。诸子思想是中华民族制度大变革时代的产物,其先进性根植于诸子所处的时代,其局限性也根植于诸子所处的时代。诸子思想的时代先进性和局限性的统一,就是其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特殊性。对诸子思想的探讨,要在从时代特殊性来认知其先进性的同时,明确其历史和逻辑的局限,进而从其特殊性中发现一般性因素,以为现代思想变革发展的借鉴。

读其文颂其诗念其人——说不尽的陈超

陈超是先锋诗人,也是先锋诗歌评论家和诗学理论家,在先锋诗人和先锋诗歌评论家、诗学理论家的身份之间是没有区分的,它们彼此会意、相互支撑。陈超还是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大学教师、大先生,课堂上的陈超风趣、知性、温润、随和,声音有磁性,无论是说话还是读诗,都能穿透各种屏障,直抵人的心灵世界。陈超温暖了许多人,也照亮了一个世界,他属于少有地影响了同时代人的思想和心智的人。陈超犹如一道光芒,为诗坛和校园带来了别异的风景。我们今天谈论陈超,就是要考察他多重的身份如何交汇成一个立体、大写、丰满却又彼此贯通的陈超。

新时代赵文化研究大有可为

新近邯郸学院举办“新时代赵文化的使命与担当”学术研讨会,提交大会的论文,涉及政治制度、军事地理、民族交融、荀子思想、文献考证等领域,发现新资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认识,取得丰硕成果,反映出新时代赵文化研究大有可为。新时代赵文化研究大有可为,不仅赵文化研究领域广阔,传世文献为赵文化研究奠定深厚基础,出土文献为赵文化研究提供新鲜资料,赵文化研究成果积累丰厚,搭建赵文化研究交流的优质平台,赵文化研究仍大有发展空间,已形成有利于赵文化研究发展的客观条件;同时充分发挥学者们的主观能动性,扬长避短,各显其能,大有可为的新时代赵文化研究,一定会大有作为,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论乡村振兴的现代文化诉求

乡村振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其基础性工程在于文化振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明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塑造出道法自然、生生不息、天人合一的农耕文明,这主要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深厚的农耕经济、稳定的政治制度等。随着现代化社会建设的推进,我国乡村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价值诉求、精神面貌等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正遭遇着“历时性文化的共时性承受”的现状,具体表现为:机械化的普及带来农民的“过度悠闲”、乡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不同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陌生化等等。基于此,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方向在于塑造乡村现代文明。具体而言:发展先进的乡村生活方式,促进现代文明理念的传播;要守护乡村文化传统,推进有文化记忆的乡村现代化;以乡情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寻找来自乡土文化的原始力量。由此才能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的有机结合,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乡村篇章。

简牍所见面积单位“亩”与“步”解析

“亩”是从耕地形态转化为面积单位的,即宽一步,周制长百步,秦汉长二百四十步的耕地为“亩”,西周以后也成了面积单位“一亩”的标准尺度。不同形状的耕地可以按这个标准来换算。“步”本为长度单位,秦汉以六尺为步;作为面积单位亦称“步”。随着井田制的解体,“亩”的地位上升。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初税亩”,开始计亩收税。秦孝公十二年接受商鞅的主张,“为田开阡陌”,彻底废除井田,执行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新亩制。秦武王颁“命书”,强调《为田律》,规定“亩”的尺寸及配套设施,汉承之,遂成定制,历代相传。

赵国的北上战略促进民族交融与边疆开发

晋国是周朝分封镇守北方的诸侯国,赵国脱胎于晋国,也继承了其北上开拓的传统。在赵简子与赵襄子时期,赵氏家族北向发展,拓展控制区域,增强军事实力,为分晋建国奠定了基础。赵立国后,与各诸侯国在中原地区争夺领土的过程中遇到了挫折,面临着困境。赵武灵王果断调整国家发展战略,进行胡服骑射改革,向戎、胡之地开疆拓土,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将赵国的领土面积扩展了一倍以上,并使赵国一度拥有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与雄心。胡服骑射改革,使华夏族突破了向北方游牧民族学习的文化与心理障碍,揭开了民族交融的新篇章。赵国经营北方,走出了一条和睦交融与军事进攻结合、设置郡县与建设城镇结合、修筑长城与移民实边结合的道路,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被同时期的燕、秦及后来的秦汉等大一统政权所学习效仿,是中原政权开拓北部边疆的成功实践。赵国坚持北向发展的战略,拓展了北方疆域,振奋了刚健民风,促进了民族交融,增强了文化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乐章。

西方庄学研究探析:以葛瑞汉和爱莲心为中心

西方的庄学研究不同于中国的庄学研究,正如中国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不同于西方的同类研究一样。西方的各种背景是我们思考西方的庄学研究时不能不讨论的因素。葛瑞汉和爱莲心的庄学研究都受这些背景的影响。作为西方庄学研究的大家,两人各有特色。以他们之点可窥见西方庄学研究之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方的庄学研究对中国的同类研究颇有所启发。特殊主义方法和普遍主义方法可以共存。

“殉道者的形象变得古怪”——读陈超的诗

陈超是一位杰出的批评家,从生命诗学到历史想象力的论述,为当代诗学提供了独特的理论洞见;与之同时陈超也是一位独具风格的诗人,他是其生命诗学与历史想象的践行者。陈超的诗歌写作历程体现出当代中国诗歌从圣词风格、神话诗学到生活叙事的转变。

赵国与白狄的互融之路研究

东周时期赵国和白狄的融合属于地区性的民族融合,为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目前,赵国和白狄的互融路径尚不清晰。本文运用二重证据法,揭示两者融合的路径主要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观念五个方面。两者政治融合主要通过互相之间的婚姻、人才交流、朝聘会盟三种方式达成。军事融合主要是赵国开地于胡狄之乡的兼并战争。除鲜虞营救范、中行氏及中山引水围藁等少数冲突外,白狄多是被动的防御战争。双方经济融合主要表现在货币形态多样化方面。白狄原流通刀币,赵国原流通布币,两者货币形态都从单一进化为刀、布并行。两者文化融合多姿多彩,主要呈现在:华夏衣裳和胡狄之服杂糅,赵国和白狄墓葬葬俗趋同,狄族尚武之风和赵国侠义之气融汇为勇武慷慨之燕赵风气以及中山国墓葬随葬品的华夏化。两者的观念融合是双向的。在赵国等华夏诸国的影响下,中山国逐渐接受了仁义、天命、国家、儒术治国等华夏理念。赵国也借鉴狄族的治军方法,实行胡服骑射。

清华简《五纪》“大音”与《五音图》图式略论——重读李学勤先生《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

受李学勤先生《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之文的启发,从“中国传统学术乐律和历法长期不分”的角度,重审清华简《五纪》中的“大音”问题和《五音图》中的“五角星”图式问题,得出一些新认识。

构建金融创新体系 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评《金融创新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

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决策、亲自推动的国家级新区,建设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2017年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决策,被誉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经过七年的建设,雄安新区从“一块地”到绘就“一张图”再到崛起“一座城”,在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道路上取得了非凡成绩。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雄安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其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对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在雄安新区加速发展过程中,金融业如何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训诂学研究的新开拓和新收获——读郭芹纳《训诂散论》

词汇是语言研究的出发点和核心,《训诂散论》以上古汉语词语、近代汉语词语、陕西方言词语、词书研究、专书研究与训诂教学分编,虽名曰散论,实则各编论域相对集中,又贯穿了以词汇为中心的研究思路,在词汇的系统性研究、新词新义考证等方面多有创获,突破了以往单个词语考释和单纯文献词义训诂的传统,更关注词汇的发展变化,以及活的方言俗语的佐证;此外,该著不仅重视理论研究,还重视训诂学的应用,深入挖掘训诂学对辞书编纂、典籍研究和汉语教学的实用价值,真正体现了训诂学的独创性和实用性。在研究方法上,融词汇训诂和语法修辞于一炉,并运用穷尽性定量研究的方法和语义场的分析方法,考证大量一手材料,体现出训诂研究的“细”和“实”。

新中国教研员角色演变及成因研究——以教育政策分析为核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我国教研事业不断地提升和进步,教研员的角色也随之不断发生演变。利用文献法、内容分析法,以国家的教育政策和角色理论为依据,从时间历程和发展空间上对教育政策进行分析,将不同时期政策文本中关于教研员的角色期待提取出来,梳理教研员角色演变的逻辑,分析不同时期的角色要求,厘清教研员的角色定位,提高教研员角色认同,促进教研事业的发展。

陈光连教授新作《治道与公平:荀子政治伦理研究》出版

《治道与公平:荀子政治伦理研究》是陈光连教授的最新力作,处理的是荀子思想中伦理和政治的关系,并力图厘清荀子伦理暨政治思想的整全架构。传统以来,学界研究儒学的重心偏向于伦理学议题,近二三十年儒家政治哲学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但认真处理儒家思想中伦理和政治关系的著作则并不多见。陈氏新作为这个荀子乃至儒学研究中相对的空白领域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战国时代赵在河西有土考

战国时代的赵国,其西北疆域也历经变迁,旧多认为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到达内蒙古河套一带,根据新的考古、陶文、简牍资料,可知早在武灵王向西北辟土之前,很可能在战国早期赵襄子之时,其疆域已经扩大至晋陕黄河以西地区。战国早中期之时,赵与魏一样,同时继承了晋在陕北的政治遗产,在今陕北延安、榆林地区,拥有定阳、襄城、西都、中阳等县,与魏、秦、胡系人群等势力在此交织互动,武灵王时代赵疆域向西北的扩展,只不过是沿袭了这样的历史惯性而已。武灵王之后赵的西北疆域,也不局限于云中、九原两郡,在两郡南侧今鄂尔多斯、榆林地区,也拥有土地。在赵国发展、存亡的过程中,晋陕黄河以西地区,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荀子·性恶》篇不伪新证——从“安”字的连词用法看

《荀子·性恶》篇有“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说,《非十二子》篇有“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说。人们多以这里“安”字为实词,训为“安于”“习惯于”,将“纵(从)性情”与“安恣睢”断开,标点为“纵(从)性情,安恣睢”。通过文例的比较、语义的分析,认为这四例“安”字都是连词,相当于“而”;“安恣睢”应与上文连读,不应断开。“安”作连词用,《国语》较早,《逸周书》《管子》《墨子》《大戴礼记》《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吕氏春秋》等“时有所见”。汉代以后没有发现类似用法。《荀子》书却高达四十多例。说明“安”作连词用是《荀子》书语言上的一个区别性特征。从“安”字作连词的语言习惯看,《荀子·性恶》篇不伪,与《非十二子》篇一样,都应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应该是荀子亲著,不可能是汉人所为。这与《荀子》书“伪”“綦”两字的特殊用法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是一致的。

李学勤先生与清华简

李学勤先生是当代的学术大师,也是清华简整理、保护、研究工作的核心人物。清华简的入藏,本身就是李先生慧眼识宝的结果;李先生还组建了一支高效的团队,科学规划清华简的保护与整理事宜,并身先士卒,取得了大量前沿性研究成果。在李学勤先生的带领下,出土文献中心的各方面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出土文献的学科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此,对于李学勤先生的相关贡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从北齐墓葬壁画看中国人物画的嬗变——兼论湾漳墓壁画的画史地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绘画发展的关键时期,从“顾得其神”到“陆得其骨”,再到“张得其肉”实际上是中国人物画逐步走向写实的嬗变过程。而张僧繇的“疏体”,正是中国人物画初步完成从概念化图示到写实性图绘转变的标志。在张僧繇之后,随着北朝对南朝在政治军事上取得压倒性优势,在文化上形成“南风北渐”的态势。河北磁县湾漳墓壁画正是北朝画家继承南朝张僧繇疏体人物画并发扬光大的成果。湾漳墓壁画作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个性化、高水平的写实人物绘画,开创了中国人物画发展的新局面,为唐代绘画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由清华简《摄命》再论《诗经·邶风·绿衣》诗旨

《诗经·邶风·绿衣》卒章“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一句从《毛传》以来,先贤皆训“获”为得,即谓古人之心与诗人相合,据笔者陋见,并无异说。根据《摄命》“亦畏■■朕心”一句“■”“■”二字连用认为“■”亦当是劳苦一类意义,遂读“■”为“■”,训为忧劳。我们进一步认为《绿衣》卒章中“获”的用法与此相同,“实获我心”的意义与《诗经》中常见的“实劳我心”相似。《左传》赋此章以劳使者之勤,虽为断章,犹存古义。全诗本无关义理,而是直抒胸臆,皆围绕一“思”字展开,将其赋予“明夫妇之道”等德教意义当是后世儒者所为。

性善与性恶各自的得失——儒家生生伦理学基于三分法的考察

性善与性恶是孟子和荀子不同的人性主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处理这两种不同人性理论的关系,早已成为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三分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可能。所谓三分法是儒家生生伦理学基于对孔子思想结构的分析,将与成德成善相关的因素梳理为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突破感性、理性两分模式束缚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新方法的视域下,孟荀二子的不同主张各有其得失。性善论之所得是发展了孔子的仁性,但失之于忽视了智性,从孔子整全的思想结构中脱离了出来,难以处理特殊境遇下如何成德成善的问题。性恶论刚好相反,其所得是推进了孔子的智性,而失之于丢掉了仁性,致使学理缺乏道德动力,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隆礼重法。要正确处理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关系,应该打通孟子和荀子的壁垒,从仁性和智性两个层面看待人性,最终形成仁智双全,善恶齐备的理论格局。舍此而求其他路径,最多是小修小补,纵有局部之效,但终究难成根本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