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创新如何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金融服务效率的机制分析与空间计量

金融科技创新对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金融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创新不仅能直接促进本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对邻近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渐进、动态的长期影响。中介效应和异质性检验表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是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机制。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地区,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均明显高于非试点地区。因此,要优化金融科技业态空间布局,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家庭债务与金融整治——基于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四期数据,构建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并基于近年来金融整治的一个典型样本——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构建强度DID模型探讨实行金融整治政策能否有效降低家庭债务。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负债概率和债务水平;(2)金融整治之后,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债务水平出现显著降低;(3)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整治政策对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的债务缓解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贫困家庭和农村家庭中更为显著,在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发挥了有益作用。研究结论对我国规范发展数字金融、防范金融风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还是单向驱动——基于时空交互视角

本文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刻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典型事实后,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模型研究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耦合协调关系,时序演化上两者耦合协调度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且表现出区域间的差异性和收敛性,但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空间演变上表现为明显的“分散→聚集”特征。在本地内,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已形成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数字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中部>西部>东部”的强度差异,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数字金融的提质效应明显高于增量效应。在邻域内,仅存在着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单向驱动作用,暂未实现双向赋能。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产能利用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促进技术创新、改善资源错配和抑制过度投资是数字金融发展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在融资约束较大企业、高科技企业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适当的金融监管能够引导数字金融正外部性的发挥,助力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据此提出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数字金融监管力度和提升企业质量管理能力等政策建议。

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根据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本文从实体性和渗透性两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2012—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了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并进一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时序演变方面,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总体水平及其构成要素的分项发展水平均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在空间分布方面,中国四大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但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在因果关系方面,新质生产力能显著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此外,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存在直接促进作用,而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共同富裕

受益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功能定位、服务对象更加多元,农村居民金融服务可得性极大增强,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注入了动力。本文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制,然后运用2013—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45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其中的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让农村居民通过金融服务可以触及更多发展机会,进一步推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走深走实的政策建议。

金融科技发展是否提升了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基于技术溢出效应与外部竞争效应的双重视角

金融科技是打造现代商业银行和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采用SFA模型测度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考察金融科技对传统商业银行体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整体上降低了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中介检验表明,金融科技会通过挤压商业银行利差降低收入效率,通过加重风险承担抑制成本效率。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商业银行开展数字化转型与多元化经营均可以有效缓解金融科技对经营效率的负面冲击。非线性检验发现,长远看来,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存在U形关系,技术溢出效应会随金融科技发展而逐渐增强,最终促进效率提升。为此,需要继续推进金融科技发展,鼓励商业银行开展数字化转型,强化技术溢出效应的正向影响,弱化外部竞争效应带来的负面冲击,有效防控金融科技风险,做好数字金融这篇大文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的影响

近年来,货币政策工具在发挥总量调节功能的同时,也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2013年起,为加强对“三农”、小微等重点领域及薄弱环节的金融信贷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定向降准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向实体经济精准释放流动性,以期达到优化调节经济结构的政策目的。本文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间的关系出发,尝试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效果进行评价,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能够促进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且在不良贷款率较低、地区GDP增长率较高的金融机构中具有更强的政策传导效应,更能促进科技创新型企业贷款增量扩面。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力度,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计,加强货币、财政、产业政策协调配合三个方面改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效能。

异地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于高铁通车与独立董事履职的视角

独立董事的尽责履职对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04—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独立董事履职的视角,对异地独立董事如何影响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考察了高铁通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异地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高铁通车则有效缓解了这一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异地独立董事因为监督、咨询和决策无效而不利于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高铁通车则主要通过改善监督和咨询职能的发挥,缓解上述不利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铁通车后不同背景特征的异地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存在差异化影响。具体而言,高铁开通后,具有行业专长、学术背景、海外背景的异地独立董事比例与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显著正相关;而不论高铁是否开通,具有法律、财务背景的异地独立董事比例与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显著负相关。

不同类型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吗?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是我国新发展格局的重点,然而现阶段居民消费不足已成为国内大循环中的一大堵点。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2018年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需求型信贷约束比供给型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相比于私人信贷约束,机构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信贷约束对家庭各类消费都有抑制作用,其中享乐型消费受到的影响最大。机制分析表明,信贷约束通过影响家庭非工资收入和主观贫困等抑制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地区家庭的消费支出受到信贷约束的影响更大。研究结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制定差异化信贷政策提供参考。

借贷便利创新工具、资产收益率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本文基于2014—2021年中国203家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借贷便利创新工具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借贷便利创新操作会显著增加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显示,这一政策效应在区域性商业银行、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表明,借贷便利创新工具通过抑制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渠道增加信用风险。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说明,资本监管力度和银行家乐观度的提高均会减弱借贷便利创新工具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加剧效应。该研究结论对于中央银行适时适量地进行借贷便利操作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防控具有借鉴意义。

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问题探析——以潍坊市为例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型企业作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培育的重要主体,已成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科技型企业尤其是初创期科技型企业①具有典型的“轻资产”特征,其融资难问题一直较为突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有效拓宽了抵质押担保范围,在科技型企业融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新阶段产业基金底层逻辑重构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基金作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工具,需要调整投资方向和策略,以满足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需求。一方面,需更加关注创新、绿色、低碳、高质量的产业领域,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在此过程中,产业基金应积极支持新兴产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发展,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还需关注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以及产业环境的演变。

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结构动态演进及驱动力分析

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布局,本文基于K-means聚类分析和随机森林算法测算了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的动态演进特征,并结合文本分析和QAP回归模型探讨了省域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差异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新质生产力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呈现出东强西弱的特点;在空间分布上,省域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的复杂度逐年增加,网络关联和互动不断增强,其中东部沿海省份始终处于核心区域,中部省份逐渐进入核心区,而东北地区始终处于边缘区域。此外,QAP回归结果显示,加强技术进步、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和有效利用数据要素可以显著提升省域新质生产力水平,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运用GMM模型探究绿色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和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2)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消费水平、信贷配置效率和绿色持续创新能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3)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在此基础上,从提高绿色消费水平、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提高绿色持续创新能力以及制定差异化绿色金融政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房地产企业粉饰负债测度及其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在“房住不炒”“三道红线”等调控政策背景之下,房地产企业可能产生“粉饰负债”等机会主义行为,严重损害企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进而干扰市场决策并削弱政策效果。因此,本文以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房地产上市企业为样本,测度房地产企业粉饰负债规模,并实证检验房地产企业粉饰负债对公司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房地产企业存在粉饰负债的机会主义行为;房地产企业粉饰负债,可以在短期内避免债务违约,在长期却使得投资效率降低和现金流约束加强,其本质是用短期利益去置换长期利益;国有产权能够发挥治理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以上负向影响,而董事长性别与学历在短期内会有较弱的促进作用。

领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同行非领军企业的创新产出了吗?

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市场各行业中非领军企业数据,考察行业领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溢出效应及其对同行非领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1)领军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同行非领军企业的创新产出,这一效果主要通过“引领带动效应”和“资源溢出效应”两条路径实现;(2)企业特质及行业特征差异均会显著调节领军企业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的强度;(3)领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提升同行非领军企业的创新产出后,进一步赋能同行非领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结论为我国政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以及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创新和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基于环境成本与媒体监督的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已被证实对研发操纵等企业投机行为具有治理效应,“双碳”目标下,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以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漂绿”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数字化转型水平每提高1%,企业“漂绿”行为会降低3.42%。环境成本与媒体监督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漂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代理成本较高以及民营企业组别中,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漂绿”行为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抑制“漂绿”行为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文章结论有助于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漂绿”行为治理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政策启示。

企业ESG表现改善了政企关系吗?——基于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ESG是被政府高度重视的实现“双碳”目标、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工具,企业ESG表现是否会改善政企关系,从而获得政府资源以及政策支持?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以2012—202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ESG表现是否会影响政企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改善了政企关系,即企业ESG表现越好,所获得的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越多;机制检验发现,企业ESG表现通过提高企业声誉,为与政府互动合作、构建良好关系奠定了基础;ESG表现的政企关系改善效应在高污染行业企业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政府利用财税政策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企业推进ESG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韧性的影响研究

提升农村居民消费韧性,激发农村消费潜力,已经成为驱动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动力之一。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居民消费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3—2021年中国省域数据,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韧性具有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及粮食主销区更为显著;采用门槛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影响非线性递增的特点,并从人力资本的视角测算了引发边际递增效应的门槛水平。此外,市场化程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韧性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等建议,以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韧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