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历程论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历史高度,面对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能够具备“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与思想特质,必当有其渊源有自的形成历程。揆诸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历程,文化自信塑造了其理论底色,文化发展道路明确了其发展指向,文明交流互鉴彰显了其天下立场,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了其宏远目标。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鲜明的实践性与总体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现实性与理想性、包容性与原则性的高度统一,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

基于SFIC模型的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同属于养老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其作用重在二者协同发展,即二者相互协作实现养老服务的充分供给且达到二者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通过创新性地将SFIC模型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分析,构建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分析框架,从星光老年之家、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四个案例比较剖析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的起始条件、助成性领导、制度设计、合作程序,提出改善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起始条件、发挥助成性领导对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创造性作用、优化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制度设计、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中实现良性合作四个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径。

社区营造中的城市居民:为何参与及何以可为?——以沈阳市X区“车棚革命”为例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社区营造“造人”的核心追求与之不谋而合,尤其关注最为核心、最具规模的社区居民。以对社区居民的深度访谈字表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究城市居民参与社区营造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城市居民参与社区营造行为选择模型。研究发现,态度、主观规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区动员、社区社会资本以及自我效能感七大因素构成城市居民参与社区营造的影响因素,作为实现因素的自我效能感在倾向因素、环境因素、组织因素和参与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态度和主观规范相互影响。主体信念是行为选择的根本性指引,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营造理应回归培植个体公共性、建构共同体意识的逻辑之中。未来应该从个体塑造和组织促成两个维度发力,以需求撬动居民态度和自我效能感,以互动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发挥党委、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等主体的协同作用,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文化的变革与治理

人工智能在网络传播中的深度应用日益推动着网络文化的整体性变革。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方面,人工智能将泛化生产主体、改变生产方式、重新定义艺术作品并刺激产业增量发展。在网络文化消费方面,人工智能将进一步增强感官参与、控制心理满足、助推需求降级并改变审美标准。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文化变革的三个关键问题在于创新、导向与价值,具体反映在以下问题,即文化产品的形式创新与内容同质的悖论、文化空间的消费主义和主流价值的对抗、文化产业的深度工业化与自由精神生产的张力。为此,人工智能时代的网络文化治理需要通过深化底层治理观念以理解人与技术的本质关系,提升人机协作能力并规范人工智能内容生产,鼓励高质量文艺创作并完善网络文化产销分层机制。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

青年生育意愿减弱是造成当前“超低生育率”问题的重要原因,而青年生育意愿的形成深受父母个人特征的影响。基于此,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青年的生育意愿越低;照料支持和“传宗接代”观念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经济帮助并非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产生代际影响的有效方式;相比于男性,女性的生育意愿更容易受到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当前父母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加强公共托幼服务,提供隔代照料津贴,培育积极生育观念和完善女性生育保障是提升青年生育意愿的有效政策措施。

“两个结合”视域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成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我们党百年积淀的历史经验,创造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从“两个结合”视域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成逻辑,有助于完整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城乡医保统筹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性研究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基于我国城乡医保制度改革的视角,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医保统筹制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医保统筹政策相对于“新农合”与“城居保”制度显著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政策针对农村的低学历、中低收入以及中老年群体产生更明显的效果。机制分析进一步证明统筹医保制度可以通过降低农村居民医疗支出负担、提升其健康水平等渠道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推进医疗保险统筹改革,在制度设计上应该更有针对性地向农村居民群体倾斜,提升受益公平性,为迈向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性保障。

科创走廊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底层逻辑和实现路径

科创走廊创新生态系统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主张,以“走廊”为空间组织方式,集聚创新人才、整合创新资源,在推动基于科学的创新、促进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展现出极大优越性。我国长期以来偏向应用的创新发展模式,在新形势下暴露出难以克服的“卡脖子”“重复建设”等问题。基于此,近年来科创走廊方兴未艾。其底层逻辑是,协同整合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各类创新资源,在跨市域的“中尺度”范围内,以基于科学的产业为引领进行产业优化与重组——产业重组,构建产业链创新链全链条顺畅的“中尺度”科创走廊创新生态系统——区域重构,最终实现价值的共创、共赢、共享。进而从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维度构建科创走廊创新生态系统,其关键是构建产业协同创新服务体系,促进产业资源要素流动配置,优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结构,最终实现区域科技创新生态高质量发展。

AIGC、技术异化与劳动者就业焦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失业威胁”的劳动者就业焦虑情绪也随着AIGC技术的发明和运用而快速传播。本文从数字生产劳动与AIGC迂回生产链之间的关系切入,指出AIGC迂回生产链中的数据、算法、算力和AIGC技术服务等数字生产资料都是数字劳动者的劳动产物。AIGC技术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过程中出现技术异化,这是导致劳动者产生就业焦虑的根源。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要变成现实,需满足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制条件、技术服务资本积累的再生产条件和平台资本垄断扩张的市场结构条件。要避免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变成现实,需要在创新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形式、构建技术进步服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和建立AIGC领域共享性财富积累机制等方面进行经济制度建设的探索。

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何以可能?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契合了国家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要求。与外源型和内生型社会组织不同,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主要由村庄外部主体动员成立,由村内精英运行,具有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优势,但因缺乏外部资源的持续性输入,导致很多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运行困难。本文以运行较好的一个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陕西省T村老年协会为个案,探讨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机理。研究发现,通过一定的组织行为,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可以形成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各项机制,如与其他治理组织互相嵌入的组织机制,政府资助、社会捐赠与用者付费相结合的多元化筹资机制,定期活动串联重塑村庄节奏的链接机制,规范活动程序与采取预防措施的风险防范机制,以声誉、信任和互惠为关键因素巩固集体行动领导力的领导机制,从而保障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科技创新主体协同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影响研究

国家创新系统内部主体协同是为了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提高综合创新能力而开展的一种系统性的创新组织形式,能够有效激发创新资源在系统内协调互补。根据协同理论,构建创新主体协同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度2009-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复合系统协同度,并以此作为创新主体协同指标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空间效应分析,分别构建了空间邻接矩阵、空间地理矩阵、社会经济距离矩阵三重空间权重矩阵并对整体空间效应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各省份创新主体协同几乎都处于低协同状态,但整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协同度最优,政府和企业联动协同度领先;创新主体协同空间效应显示其对区域创新发展有强烈的助推作用,总协同度对本地和邻近区域都产生促进作用,且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即主体协同创新的“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整体上实现了技术创新共赢;“全创改”政策实施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其对周边区域创新的辐射作用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且在距离200千米以内政策效应最显著。本研究对全面认识国家创新系统内部主体协同创新关系,以及依据协同指标进行有针对性的区域异质性政策制定有重要启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当代中国气候外交及其战略选择

科技的进步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让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同时人类社会面临以气候变化为典型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气候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影响范围最大、影响程度最深远的全球性问题,亟待治理。全球气候治理离不开大国的气候外交活动。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气候外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下经历了外交目标与外交方式的调整,并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多边主义原则与合作共赢原则,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推动了全球气候善治。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着气候问题的特点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观念分歧与共有观念缺失导致的各国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差异以及气候问题本身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等挑战。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必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坚持合作共赢与真正的多边主义原则,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共同展现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责任与担当,积极推动完善全球气候治理的顶层设计,弥合气候机制间的分歧,推动气候机制间协同治理,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中国贡献。

论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涵及建设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进一步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快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的法治体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目标,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抓手,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依托。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明晰中央和地方立法的位阶及判断标准,构建规范高效可行的法律体系形式结构,构建政府职权法定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建设与宪法相适应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体系,建设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审判体系,建设更加严密的社会主义法治监督体系。

中国情境下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缘起、发展与应用

我国公共项目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系列公共项目已成为世界公共项目建设史上的标杆,对提升综合国力产生重要影响,公共项目治理理论也得到长足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对其发展脉络、理论框架尚未给出清晰阐释,为后续研究和理论拓展带来困扰。因此,系统梳理其理论体系以指导学界精准应用公共项目治理理论指导工程实践,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研究内容包括:(1)公共项目治理研究发轫于解决公共项目绩效悖论,通过赋予公共项目可分析性实现了研究范式从管理到治理的转换;(2)公共项目治理知识体系主要包括“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模式”“治理绩效”等核心内容;(3)通过对代建制下非经营性公共项目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分析,构建了一套公共项目绩效改善的系统性分析框架。研究成果将推动公共项目治理理论进一步发展,并能为发挥公共项目治理指导工程实践的理论意义、优化公共项目治理的制度建设提供研究基础。

论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战略性转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就探索运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经济安全政策,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重大变化。2020年开始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发生了战略性转变,在组织机构建设和法律制度保障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经济安全与军事、政治、外交安全之间呈现出战略性的融合互动,从以往运用综合手段维护经济领域安全转变为运用经济、技术等手段维护国家综合安全。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战略性转变虽然与国际形势变化密切相关,但主要原因还是源于日本自身的国家战略驱动、国家安全战略需求以及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传承。当前已经发生战略性转变的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在实施当中也面临着增加财政负担、阻碍技术发展、扩大政企利益背离等一系列问题。

国家治理场域中的精准容错:何以须为、何以难为与何以可为?

容错机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引导党政干部积极作为、鼓励政府改革创新的重要制度设计。在实践中,由于难以做到“精准”,导致容错机制低效运转。既有研究缺乏对精准容错复杂性的全方位把握。因此需要对国家治理场域中精准容错的必要性、难为性和可能性进行系统性审思。研究发现:价值导向、制度取向与实践归向共同证成了精准容错的必要性;认知偏差、制度张力与政策模糊共同引发了精准容错的难为性。因此必须重塑治理理性、完善容错政策、推动技术赋能,不断提升精准容错的可能性,才能让容错机制发挥出应有的制度效能。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测度与变动趋势分析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壮大,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在梳理相关研究,尝试将官方数据按还原法进行处理后,以多种方法按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测算和比较了中国整体、城乡之间及地区之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差异和变化,发现在考察期内伴随经济增长按绝对标准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大幅提升,而按相对标准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与基尼系数变动方向相反并呈现规律性;对城乡分别考察发现中等收入群体绝大部分集中于城镇,近些年城乡差距较为稳定,甚至有缩小态势;通过比较分析各省区数据发现省际差异明显,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与各省区生产总值呈明显正相关;三大地区比较也差别明显,但相互间分配格局有改善趋势;据此所做趋势预测表明,通过艰苦努力至2035年全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望大幅提升。

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动力的多维审视

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党和人民的团结奋斗,激发激活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形成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合力。动力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所决定的。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既来自作为文化创新发展主体的人民群众,来自具有深厚积淀和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这一文化创新发展的本体,也来自影响和制约文化创新发展的客观环境。这就要理解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中华文化的内生力、创新发展环境的保障力的深刻内涵和相互关系。尊重人民文化主体地位是激发人民群众创造动力的前提,坚持文化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是激发中华文化内生动力的关键,优化社会环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发展的保障力量。要努力畅通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多维动力相互促进的实践路径,实现文化创新发展动力要素的融汇整合与相互促进,汇聚起新时代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整体合力。

城乡健康服务资源均衡配置:意涵、需求及实现路径

在健康中国建设“共享共建、全民健康”的理念下,健康服务应基于注重疾病预防或医后康复以保持持续良好健康的目的,聚焦于疾病预防服务、康复服务、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培育提升服务以及居民家庭医生签约的契约化服务。健康服务资源则是以上服务得以有效展开的各种资源形式,城乡健康服务资源均衡配置旨在强调城乡居民健康服务资源均衡公平供给及对弱者倾斜性的差异提供。城乡健康服务资源配置非均衡性问题突出,其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城乡健康服务资源提供观念滞后、均衡配置能力不足以及相关保障制度滞后。建议强化嵌入健康服务资源公平分配和差别公平理念;整合运用并发展各类健康服务资源,为社会力量作用的发挥提供更多空间,以增强健康服务资源提供能力;构建相匹配的健康服务资源均衡配置具体制度、家庭和社区参与支持制度及智慧健康作用发挥促进制度等,使加快推进健康中国行动这一重要理论观念与政策目标得到更加有效的实践。

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的党内法规制度完善

归口协调管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执政党对政府和其他政权组织、社会组织的领导与分类管理相结合的分类治理机制。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制度举措,是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内容之一。现行党内法规体系中并未将归口管理列为正式制度单独予以规定,归口管理作为新时代具有创制意义的党政机构改革模式,尚处于发展期和磨合期,仍然需要结合改革实践不断调试、完善与发展。其不仅涉及党的组织对政府组织和其他政权组织、社会组织的多重领导关系和管理关系,更涉及党的组织工作层次的合理划分以及工作机制的分类推进等党和国家机构深化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现阶段,党的职能部门归口管理虽不具备通过制定专门党内法规进行统一规范的立规条件,但应当以《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的修订工作为契机,在明确党的职能部门归口管理制度内涵的基础上,本着规范主体、规范行为的原则,完善归口管理的一般性原则规定,为其制度的体系化完善打好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