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层—网络”双元组织结构模式下的人力资源创新配置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大力出奇迹”的盲目扩张已无法实现效益的同步增长,在人力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人才类型的有效拓展以及完成不同人力资源的科学配置成为新的管理难题。科层制下的协作方式强制化设计虽然带来了更为清晰的层级界限和权责权限,却无法保证行政条块、部门模式与事务诉求间的充分适配,来自行政权力的人员聚合分配并不能保证彼此间优势的充分互补和有效创新。借力更为发达的网络数字工具而自发围绕事务特点构建更具行为效力的新型网络结构,成为提升整体效能的内生需求。对于科层制结构和自适应网络结构间耦合度的判断,则为组织是否要进行结构变革及怎样进行结构变革提供了更为科学的参考依据,基于组织结构调整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就更强调取向与方式间的动态兼顾。结合组织结构变革创新的彻底性以及不同的主导型结构模式,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与变革方向应随之调整,以保持动态适配性。

面向元宇宙:国家数字治理的现实状态、衍生问题及优化举措

元宇宙技术的出现及其应用场景的不断探索,扩展了国家数字治理的领域,但其初级阶段及其自身固有的特征,也会诱发国家数字治理的潜在风险,带来不确定危机、深化改革的压力、更高的基建要求及公众接受风险等问题。为顺应国家数字治理及元宇宙趋势,提升元宇宙赋能国家数字治理的效能,应健全元宇宙范式下国家数字治理的规章制度,优化元宇宙范式下国家数字治理的规范模式,推进元宇宙范式下国家数字治理的基础建设,开展元宇宙范式下国家数字治理的普识教育。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道路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总体性问题的根本、根据和基础,中国道路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探索和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只有立足大历史观,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避免陷入“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陷阱。要重构史观,了解、学习、借鉴、批判和超越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的思想素材,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把握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走向及趋势,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为分析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认识5000多年文明史以及100多年党史、70多年新中国史、60多年社会主义发展史和40多年改革开放史,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要重构文明,以“第二个结合”理论创新成果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与回归、守正与创新,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要重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立比较完整、完善的关于中国道路阐释的自主知识体系,形成有关中国道路理论的特色方式、特色理论视域、特色学派,以揭示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要抓紧构建新时代中国学和世界中国学,实现自我视角和他者视角相互交织、比较平衡的文明交流和研究范式。要高度关注当前世界中国学研究中七大具有全局性的“中国问题”,包括汤因比之问、彭慕兰之问、李约瑟之问、康德拉季耶夫之问、福山之问、雷默之问、李希霍芬之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不断深化对中国道路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形成富有创造性和价值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中国道路的思想建构和实践指导做出历史性贡献。

“微治理”: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变革

社会“微治理”在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上,实现了价值理念和技术性两大层面的创新。“微治理”在价值理念层面上,以社会矛盾预防为主的理念变革为主线,实现了从传统的运动式宏观治理向基层微观治理、从传统的粗放式治理向精细化和精准化治理、从矛盾事后处置向矛盾事前防范、从矛盾治理中“见数字不见人”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四大理念的转变。“微治理”在技术性层面的创新表现在以下方面:党的领导向基层神经末梢延伸是贯穿社会矛盾“微治理”的红线;搭建基层群众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微平台”;以网格化平台为抓手,实现社会矛盾治理的早发现和快化解;提升基层群众“微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能力;利用现代信息“微技术”实现对社会矛盾识别的预警;把社会矛盾“微治理”与社会治理大范畴有机衔接起来。

基层干部绩效考核与治理成效问题研究——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背景下两个县的乡镇考核为例

践行“两山”理念、谋求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是基层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绩,基层领导班子或领导干部绿色绩效考核是生态产品价值转换任务实现的关键。科学规范的考核能有效激发基层领导干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能动性,从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厘清基层政府绿色绩效考核影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理论机理之上,应制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般性考核方法,增强地方政府绿色绩效管理的规范性;建立区域生态产品价值清单,严格落实绿色发展差异化考核;推进基层领导干部绿色发展学习交流常态化;通过建设“两库”对生态产品进行价值核算,突破绿色绩效考核难以量化的瓶颈问题。

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信任区隔与公众参与策略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是构建高质量治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现有参与理论主张将公众偏好和社会力量吸纳至治理过程中,但尚未提供相应的参与策略与机制将公众间存有分歧甚至冲突的诉求加以聚合。信任可以改变利益表达与实现的方式,对解决冲突也至关重要;信任判断会影响公众的参与偏好,进而影响治理有效性。为此,以认知信任和社会信任为基准维度来定义四种理想化的信任区隔,即专家与社会均高的信任区隔Ⅰ、高社会信任区隔Ⅱ、高专家信任区隔Ⅲ和专家与社会均低的信任区隔Ⅳ,以制度信任为修正维度指导公众参与的策略设计和机制选择:在区隔Ⅰ中,可选择官僚策略与告知机制;在区隔Ⅱ中,可选择倡议策略与协商机制;在区隔Ⅲ中,可选择安心策略与卷入机制;在区隔Ⅳ中,可选择审议策略与合作参与机制。

面向善治的政府数据领导力及其构建路径

善治蕴含着治理主体层面的“善者治理”、治理目的层面的“善意治理”、治理方式层面的“善于治理”、治理结果层面的“善态治理”四个核心要求。政府为了实现善治,应从善治涉及的主体、目的、方式、结果四大核心要素出发,以“善者治理”“善意治理”“善于治理”“善态治理”为导向,解读政府数据领导力的内容体系。政府应结合数据治理特点和实际管理情境,构建涵盖合众治理、质量治理、智慧治理和制度治理的领导力实现路径,即形成多位一体的数据共建格局,推进“善者治理”;建立优质高效的数据共融系统,保障“善意治理”;依托新技术搭建数据共治机制,落实“善于治理”;构建制度管控的数据共享生态,实现“善态治理”。

数字时代的数字人才治理:核心概念与基本逻辑

随着数字技术在全球的迅猛发展,数字化转型和拥抱数字时代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复杂化和不确定化发展进程中的确定性状态,而数字人才无疑是引领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时代发展的关键要素。目前,国内外对于数字人才的概念还没有明确和统一的界定,主流的趋势有三种,且各具特色。当前,数字化转型正在重新定义人才以及人与技术的关系;未来,在迎接数字文明到来的过程中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数字人才的治理,分别是数字人才的素养培育、数字文明的探路者选拔、数字公民的最终养成。

基层治理中大数据赋能循证决策的机理及风险探究

基层治理主体精准识别基层治理问题,精准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对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基础性作用。当下基层治理陷入供需失衡的矛盾之中,以大数据赋能基层治理的循证决策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克服传统经验治理弊病,实现公共价值。但与此同时,大数据造成的数据、路径依赖也带来了风险。为此,梳理基层治理大数据赋能的循证决策机理,防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失衡风险、数据识别与决策信息偏离风险、数据依赖导致的道德与公平性风险、数据信息安全与信用风险。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领导力追问与思考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的中心语素是现代化,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领导力的关系,须从现代化与领导力的关系入手。现代化与领导力之间具有四种可能的关系形态:现代化强、领导力强,现代化强、领导力弱,现代化弱、领导力强,现代化弱、领导力弱,分别对应进步、震荡、破坏和落后的社会形态。我们要追求第一种形态、杜绝第四种形态、警惕第三种形态,而面对第二种形态,有效领导才是必然的选择,才能使其朝向第一种理想形态转变。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领导力建设,需要关注中国特色,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平衡和发展的协调、中国元素与现代要素的融合;同时,要审思领导力的现代性,保证领导力具有强烈的趋新倾向性,兼容机械式组织和有机式组织的优势而建构一种复合结构的新秩序,警惕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病”,实现中国人民幸福和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

使命驱动成长:职业使命感对党政领导干部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

在新发展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对党政领导干部应急管理能力提出新要求。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以北京市党政领导干部为调查对象,探讨职业使命感对党政领导干部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增益作用,同时关注工作繁荣的中介作用和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职业使命感能够在党政领导干部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中发挥正向作用;工作繁荣在职业使命感对应急管理能力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自我效能感负向调节职业使命感对工作繁荣和应急管理能力的作用关系,自我效能感低时,职业使命感对二者的影响更大。因此,在管理实践中,应注重党政领导干部职业使命感的培养,并关注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繁荣水平。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差序式领导行为分析及其职场正效应发挥

立足于社会交换理论认知差序式领导行为,深挖领导—员工间的资源置换过程可以发现,照顾沟通中存在“认同度—成果力”交换,宽容犯错中存在“支持度—自强力”交换,提拔奖励中存在“支持度—潜力度”交换,资源使用中存在“预期性—特色度”交换,即差序式领导事实上成型并强化于不同的资源置换效果。想要使差序式领导中的交换活动对不同群体均产生正向激励效果,就须对其可能受个人主观偏好和私利误导的风险点进行识别。同时,要以员工职场感受、目标追求为切入点,通过领导者的差异化交换行为助力员工弥补短板和发扬优势。应立足领导者的态度、取向同步实现正确价值观、责任观与奋斗观的输出,使领导—成员间的互换过程可促进彼此价值观念的更加趋同,也由此实现对群体成员认知理念的正确引导。

从工作繁荣到集体繁荣:主导模式丰富与领导策略创新

集体繁荣既表现为对外部动态环境的积极、能动回应,以提升组织融入感和趋势驾驭力,也体现为对内部群体成员工作状态和心境态度的正向感染,使其更快速地实现并维系自我工作繁荣。在环境氛围因素中领导者的授权赋能与调节示范将直接影响群体投入,资源条件要素中领导者的多重支持将影响组织韧性,目标追求因素中领导者的团队建言扩大将影响群体胜任感,自我条件因素中的领导者正能量输入将影响群体优良特质成型,继而通过“决策权分享—被鼓励情境—行为联合”主导模式、“高质量互换—能动回报情境一资源行为”联动模式、“动因激励—胜任主导情境—变革突破”主导模式、“格局调节—价值追求情境—自我需求”主导模式,共同作用于整个团队的热情和活力。想要加速组织集体繁荣,领导者在工作中就应更重视心理资本和情感资源积累,扩大合理建言群体和权利分享,强化授权意识和真实支持举措,并提升洞察感知力和共情沟通力。

高压力环境下如何激发Z世代员工的主动行为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多任务处理对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具有双刃剑效应:其既能通过将多任务处理视为挑战性压力,提高员工工作旺盛感,从而对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带来积极影响,也能通过将多任务处理视为阻碍性压力,增加员工情绪耗竭,从而对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带来消极效应。具体来说,多任务处理会正向影响情绪耗竭,并通过情绪耗竭负向影响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多任务处理会正向影响工作旺盛感,并通过工作旺盛感正向影响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时间领导负向调节多任务处理与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并负向调节情绪耗竭在多任务处理与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时间领导正向调节多任务处理与工作旺盛感之间的关系,并正向调节工作旺盛感在多任务处理与Z世代员工主动行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管理学视域下基于知识图谱的共情研究演进与发展趋势

激发企业与顾客、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同舟共济的情感,是促进产品/服务创新、稳定长期关系的关键要素。基于WOS核心数据库,借助文献计量方法及知识图谱分析软件CiteSpace等工具,对1990—2020年间管理学领域中有关共情的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发现该知识领域的研究热点体现在:共情内涵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企业与顾客间共情与顾客满意/信任的影响机理,领导者的共情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个体/集体共情等道德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前沿则包括:企业与顾客间的共情互动方式,管理者共情的结构维度及其在行为决策中的效果差异,共情与设计思维、合作共创的关系验证,积极共情在服务质量管理中的运用等。

领导风格组态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关系探究——基于QCA方法的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防范员工出现不道德行为至关重要。管理者的领导风格组态在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形成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使用QCA方法的分析领导风格组态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识别出6种组态可作为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充分条件,即当其中任一组态出现时,都比单一领导风格更能影响员工的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据此,组织应该基于组态视角重新认识领导风格对员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影响,整合社会认知和社会交换视角,认识道德推脱和领导—成员交换两条影响路径,从制度设计、文化培育、内部沟通等层面提高组织管理水平,抑制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公共政策网络传播的效果差异与治理策略——基于NPF理论的分析

公众对公共政策在互联网场域的认知会因政策叙事主体的路径选择不同而产生差异。以NPF理论为视角,运用QCA定性比较方法探讨公共政策在网络传播中的效果差异及其治理策略,结果显示:在互联网环境中,公共政策叙事具有信息传递和情绪感染的双重功能,进而形成两种差异化传播路径及效果;基于双重功能的平衡发挥,公众才会对公共政策产生正向感知;准确识别叙事类型是增强信息传播精度的前提;确保叙事线完整、选取适宜的话语样态、善用多元化的载体平台、重视舆论场的突发变化是提升情绪感染质量的有效路径。

乡镇干部工作负担形成的逻辑研究——基于农村社会资本衰减的解释

中央多重减负举措为基层放权赋能的效果逐步显现,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从东北地区Y镇基层干部建设红提大棚的过程来看,乡镇干部工作负担的形成源于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关系网络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社会信任不足导致乡镇干部工作效率低下,规范缺失造成乡镇干部工作边界模糊,关系复杂致使乡镇干部工作消耗过大。基于乡村社会资本流失现状,应从内生性减负、机制性减负、合作性减负、主动性减负四个方面破解乡镇干部“越减越负”的困境。

府际邻避冲突的生成逻辑及化解策略

府际邻避冲突作为邻避冲突新形式,是指上下级、同级地方政府因不想让跨域邻避设施建在辖区内或辖区周边而引发的冲突现象。府际邻避冲突是地方政府受到邻避情结和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的产物,也是地方邻避机会主义驱动的结果,还与问责制度强化倒逼责任规避有关。要实现府际邻避冲突的有效化解,须转变地方属地思维,培育协同共治能力;完善利益补偿机制,促进区域利益融合;优化追责问责机制,鼓励地方干事创业。

从“悬浮”到“落地”:目标群体的政策规避行为及其矫治

政策悬浮是影响政策高质量供给的主要障碍,目标群体的规避行为是导致政策悬浮的关键因素。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在于破解和矫治规避行为,提升政策认同与遵从,推动良策善治从“悬浮”到“落地”。政策规避行为主要包括政策违背、政策误用、政策投机和政策冷漠四种典型外在表现形式。从内在生成机理来看,目标群体自身遵从意愿不强、政策规制能力不足、政策环境存在局限、政治资源的适用障碍和社会组织的边缘化处境等政策以外的变量相互影响、辐射渗透,催生出目标群体的规避行为。因此,矫治目标群体政策规避行为要做到:优化激励—惩罚“工具箱”,增强目标群体遵从意识;推动“理想化政策”的形成,促进目标群体的政策认同;塑造包容性制度空间,激发目标群体的政策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