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中的质量文化

新一轮审核评估将“推动高校积极构建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高校质量文化”作为评估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首次将“质量文化”作为评估指标。高校质量文化是高校及其师生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理想理念。高校对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的承诺、信仰和价值追求,以及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五自”质量文化是其核心表现。制度建设和制度认同是质量文化建设的主要路径,即质量文化的嵌入可以促进质量保障科层模式向文化模式转型,释放价值选择和软性制约功能,增强高校质量保障能力。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制度何以变迁——一个多元动力的分析框架

通过对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制度演变脉络的审视,可以发现整体性分析制度变迁动力是正确把握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发展的关键所在。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出发,提炼出环境与观念、法治与权力结构、关键节点与行动者、制度稳定与变革循环等主要因素,以建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多元动力分析框架,由此发现:环境与理念变化综合性驱动制度变迁,宏观法制与权力结构变化主导性驱动制度变迁,历史关键节点及行动者选择变化加速性驱动制度变迁,制度稳定与变革变化则循环性驱动制度变迁;在不同历史阶段,各动力变量遵循各自的制度逻辑展开互动,共同推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变迁。

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程序的价值、要素与完善——以1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为分析对象

培养方案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总章程和路线图,程序是培养方案修订工作规范性、科学性和时效性的基本保证。基于1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程序的要素比较分析发现:修订主体包括行政主体、学术主体和参与主体;修订步骤分为启动、推进和审核三个阶段;修订方式主要有年度修订、周期性修订和年度修订为辅周期性修订为主三种方式;修订时限长短不一。完善培养方案修订程序要从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科学研究、扩大实质参与、健全审核机制、优化修订方式等方面入手。

职业本科教育教学评估的四个基本问题

职业本科是本科教育的新型载体,教学评估是强化内涵的必要手段。面对职业本科教育评估研究不足、评估方案缺位状况,梳理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过程,把握稳步发展的核心要义,分析职业本科教育与应用本科教育“同类异型”关系,明确工匠精神的引领性、本科教育的层次性、价值取向的兼容性等类型特征,构建聚焦“学校特色、学科特点、学者特质、学生特长”的评估体系,才能促进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健康发展、优质发展。

师范院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从政策文件与现实需要出发,师范院校综合评价逻辑框架应基于目标层、任务层、支撑层为主要内容,以综合性、师范性、实践性、服务性为主要特征。使用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可以构建起包括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26个三级指标的师范院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因应指标体系和师范类高校发展现状,面向新时代,中国师范院校的发展应进一步构建高质量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建设高水平教师教育师资队伍,开展具有教师教育特色的研究与服务。

新一轮审核评估高校选择第二类第一种的困惑——人才培养转型的三个基本问题:为何转、向何转和如何转

新一轮审核评估的一大特点即分类评估,提供了“两类四种”的分类评估方案。大多数高校作为第二类评估对象,在如何选择评估类型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和困惑。从新一轮审核评估的分类原则出发,针对部分选择第二类第一种类型(学术型人才培养)的应用型高校,分析转型的三个基本问题:为何转、向何转、如何转,为高等学校明确办学定位、转变人才培养类型提供借鉴与参考。

美国教师表达自由的法律标准及实践

美国在规制教师表达自由时有比普通公民更严格的法律标准。其实质标准要求教师在私人生活中模范遵守公序良俗,在教育实践中遵守履职专业规范;形式标准主要有分类规制原则、价值中立原则和公共论坛原理。在规制教师表达时,美国司法审查围绕“教育”形成了教育本位、利益衡平、路径清晰等特点。这些做法对我国完善规制教师表达自由的法规政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美国博士生教学能力培养课程的特征与启示——明尼苏达大学“未来师资准备项目”案例分析

无论为了促进博士生学术成长,还是为博士生的学术职业生涯做准备,亦或是为了确保本科教育的质量,都有必要对博士生进行教学能力的培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未来师资准备项目”的开展主要以课程为依托,包括基于基本教学能力培养的核心课程和面向未来教师发展的选修课程,并将“以学生为中心”作为课程设计原则,基于博士生教学能力生成逻辑组织课程结构,将“情境化的实践与反思”嵌入课程实施,注重多元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和重视博士生个人教学理念的形成。分析该案例,可为中国博士生教学能力培养提供一些启示:正视并重视博士生教学能力;根据高校自身特色和博士生培养现状,基于博士生教学能力培养的具体目标,制定系统的个性的培养计划;重视教学能力培养的课程建设。

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美国高等教育通史》(第二版)评介

教育是促进国家人才培养与科技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过冷战对峙,美国政府将高素质人才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繁荣的重要性提升至国家安全高度,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介入力度,将高等教育体系纳入国家对外发展和扩张的框架。高等教育在美国国家战略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

大学校友参与学校治理的行动逻辑与推进路径

在国家政策倡导、高水平大学建设需求和校友自我实现三方面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校友在学校民主管理、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学术研究、文化育人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治理参与作用。大学校友参与学校治理在实践逻辑上体现为在共同治理中走向“共同实现”,是一种基于治理目标基础上的有效行动。在治理实践中,校友参与学校治理面临思想困境、行动困境和保障不足,迫切需要聚焦“交往动员”“组织动员”“科学动员”强化动员机制建设,聚焦“民主治理”“全面治理”“创新治理”提升内部治理效能,聚焦“合作共赢”“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拓展外部治理效能,划定“权责边界”、着眼“共创共享”构建校友与学校的健康关系,以新时代校友参与学校治理有效行动助力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研究生问学的“诗内”与“诗外”

借助陆游《示子遹》诗中所涉“诗内”“诗外”话题,将其喻为研究生问学的专业学习与专业外知识与兴趣爱好之间良性互动关系。“诗内”关涉四个方面:励志问题,专业基础,专业创新,科研与学生。“诗外”关涉三个话题:学业的逻辑关联,跟学业相关的源泉和价值,学者的人格培养。“诗内”与“诗外”的关键是“通”。只有“诗内”与“诗外”相互推动促进,才能成就研究生的问学过程。

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面临的挑战与反思

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历经两次扩容,在“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基础上,新增“其他落后群体”和“经济弱势群体”。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并未有效改善种姓制度的根本问题,也未能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不同落后群体之间分化明显,但不断攀升的入学率和增长率掩盖了阶层分化,引发一系列负面效应。印度种姓制度根深蒂固,惯性极强,对印度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和政策走向产生深远影响。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发展,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亟须深化公平内涵,破除种姓壁垒,精准识别目标群体,调整政策导向,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印度社会发展。

美国高等教育专业评估的兴起与应用

美国高等教育专业评估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问责的增加、政府资助的减少、专业的重复设置和新大学管理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专业评估的发展。专业评估的目的、类型和方法具有多样性,常用的评估模型有优先级评估模型、QPC评估模型、四级学习评估模型,以及州和高校独立设计的评估模型。目前专业评估在多重评估目的的有效性、与专业认证的有机结合,以及应用评估结果撤销专业等方面依然存在争议,并呈现出与学生学习成果相结合、与战略规划工作更紧密联系的发展趋势。借鉴美国的经验,中国应完善省市与高校两级专业评估制度,构建多元化的专业评估体系,加强评估结果在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社会力量参与高校学生发展型资助的价值与策略

发展型资助是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必然要求,是高校整体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新时代对高校学生资助的全面优化要求。社会力量参与高校学生发展型资助,能够回应社会力量参与高校治理的系统需求,顺应高校学生发展型资助工作创新的现实诉求,呼应高校学生发展型资助实现育人目标的内在要求。当前,社会力量在参与高校学生发展型资助方面仍然面临着缺乏系统支持政策、各方需求的协调不足、发展型育人导向不够突显等现实挑战。为推进社会力量进一步参与高校学生发展型资助,建议转变理念,让社会力量参与高校学生发展型资助成为共识;建立机制,为社会力量参与高校学生发展型资助提供支持;挖掘内涵,使社会力量参与高校学生发展型资助创新发展。

案例研究方法在院校研究中的应用特征及规范

以中国院校研究案例辑及四大核心期刊上的案例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从案例研究的特征及规范性两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评估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现状,结果发现: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体现了院校研究自我研究和管理研究的基本特征,案例研究主题分布不均匀、整体规范性不足,当前案例研究的规模与质量尚不足以形成系统的研究专题及院校研究理论。院校研究主体价值取向的二元矛盾、案例研究方法的复杂性以及院校研究共同体内部缺乏案例研究的统一标准及系统规划,是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大学学科治理的现实困境及路径超越

大学学科的知识生产经历了从学科自治下的知识生产模式1向“三维螺旋”与“行政主导”下的知识生产模式2再向多元主体与多方共治下的知识生产模式3的转变。伴随着大学知识生产向模式3的转型,我国大学学科行政主导的治理方式面临着制约多元主体作用发挥、难以适应学科要素发展、影响学科文化体系重塑等现实困境。基于此,在我国大学学科治理方式改革中,应积极呼应知识生产模式3的现实需要,优化多元主体参与学科治理的顶层设计、构筑差异化和个性化的学科治理方式、打造传统与创新并存的学科文化体系,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口述史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与反思

口述史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受到重视。对2000至2022年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数据库和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数据库中,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的教育研究进行系统性文献综述,分析相关研究的主题分布及口述史方法的应用路径,发现:以口述史方法开展的教育研究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的人”两类主题,前者着力探究学校场所中的教育政策实施、学校的历史与文化、学校内的课程与教学三部分内容,后者聚焦学校领导与精英教师、普通教师、学生、家长及社区成员四类参与者的教育生活经验、观念或实践行动。作为方法的口述史在教育研究中有三种应用路径,分别是史料互证,补充、修正教育史;重构历史,构建个人经验与教育环境的交叉叙事;创造历史记录,凸显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的局限与洞见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作为一种第三方评价,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其应用的局限有待严格审视。当前软科排名存在失真的“长尾分布”、对人文社科评价的系统性偏差、人才培养维度指标的有效性和顶尖期刊选择的偏误等局限,但仍能为地方一流学科建设提供些许洞见,可以监测学科发展的“黑马”,呈现地方高校的优势学科领域,突出关键性指标“0的突破”的目标价值等,对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发展监测、学科标杆选择、学科发展策略的制定等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学科制度中知识规范与社会建制的耦合

学科制度是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前提。在中国学科建设的话语环境下,学科制度可视为内在规范化的知识体系和外在法定化的建制体系。从知识规范层面来看,学科制度是知识生产演化的建构产物;从学科制度的社会建制层面来看,学科制度很大程度上产生于政策场域内的理性选择,这与制度发生学理论中“制度产生于自发演化及理性创设的双重路径”相耦合。在学科制度的构建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理顺两个层面的关系,既要强调知识与理论层面的智识建设,也要注重实践与政策层面的组织建制,在学术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中寻求一种平衡,以实现制度认同的最大化。

博士生教育分流退出制度优化策略

“分流退出制度”作为一项复杂、系统而又影响广泛的博士生教育重要制度构成,直接影响并作用于博士生教育的质量、水平和声誉。根据“史密斯模型”的分析框架发现,我国博士生教育“分流退出制度”存在政策文件的内容表述与操作规范“模糊”、实施高校的规章立制与执行落实“走形”、博士生和导师的价值认知与责任意识“匮乏”、社会认识与公共理念的支持氛围“缺失”等现实问题。博士生教育分流退出制度的政策执行与制度落实,受制于政策内容供给碎片化、相关责任主体难协调、政策落实理念难整合、政策执行方式不适配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必须优化政策制度的科学设计,强化分流退出制度的操作执行;改善实施院校的落实执行,建立健全分流退出制度的运行机制;提高师生主体的理念认识,增强对分流退出制度的认可参与;加强向社会环境的理念宣传,塑造分流退出制度的适应生态,等等,以此改进并完善博士生教育“分流退出制度”的规范落实与全面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