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高校英语课程思政探究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融入高校英语课程思政,可通过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以及高校英语课程思政的内涵,探索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具体方法和策略,促进高校英语课程思政教育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融合,培养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坚定的文化自信和较强社会责任感的中国特色的高素质人才。

“富强”话语:一种检视西方立宪基本价值的中国视角

晚清立宪运动以来产生的“宪法—富强”范式被自由主义宪政教义学批评为对宪法基本价值的工具性理解。但是,内含着资本本位、宗教依托和种族优越三大叙事的西方立宪政治价值准则也不过是西方有产者发明出来巩固、扩大其统治的一种工具性理念,具有强烈的“地方知识”色彩。因此,诉诸西方立宪政治模式以求得国家富强无异于缘木求鱼。在先秦法家富强思想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以其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推动形成了“富强—宪法”范式,不但实现了国家独立富强的历史性任务,而且开创了迥异于西方国家的宪制发达模式,其创造性阐发的宪法价值理念才真正具有了“道”的品质。

客观处罚条件理论的引入与证成——兼谈情节犯情节要件之定位

伴随德日刑法理论的回潮,学界对客观处罚条件的引鉴多有争论,既有支持的观点,也不乏反对之声。从溯源的角度看,客观处罚条件理论源于德国,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表及里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目前,真正与不真正的区分说乃德国理论通说,且真正客观处罚条件系“犯罪第四范畴的刑法外目的考量说”处于优势地位。回顾我国现行刑法,客观处罚条件既可能是犯罪客观方面的附加要件,也可能是犯罪客体方面的附加要件,这完全可以在情节犯之情节要件的解释中得以证成。一方面,自伤和用途要素为客观处罚条件的引入提供了实在法上的依据,另一方面,情节犯与客观处罚条件之间通过刑事政策的连接,确实呈现了一定的亲近性。

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刑法法典化研究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的刑法法典化,在立法科学化的要求下,刑法的法典化在立法上需要更高的立法技术,更科学完善的刑法体系,因此如何深化刑法的法典化,是针对我国刑法立法工作亟需深入研究的问题。1997年刑法具有法典化特征,适时将刑法修正案的内容整合后融入到刑法中,这应该是目前可以考虑的提升刑法法典化水平的最佳方案。

“不起诉裁量权”的分类重构

关于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国内通说采用了“三分法”理论,即将不起诉划分为“法定不诉”“疑罪不诉”“微罪不诉”,并认为只有“微罪不诉”才涉及不起诉裁量权。但从权力运行的过程和实质来看,“法定不诉”“疑罪不诉”也存在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空间,“三分法”理论及其对不起诉裁量权的认识存在偏差。为更加全面、深入关注检察机关不起诉权的行使情况,促进实现其“审前过滤”功能,可以考虑以“是否实际具备裁量权”为标准,建立不起诉权的“两分法”理论。短期内,也可区分狭义或广义的裁量不起诉,从而形成一种不起诉理论上的“双轨制”。检察核心业务指标等相应工作也有必要随之作出调整。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人民性研究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人民性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最鲜明的品格,法治的根基在人民。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才能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

百年红色基因与高校思政课有机融合的多维叙事化路径探析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党派并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生命密码。将百年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对于提升课程实效性、培养有理想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实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意义重大。将叙事化教学方法作为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切入点,根据不同思政课程、不同学科专业以及不同地域文化特色选择叙事内容,通过多元叙事手段构建立体化教学情境、多元叙事主体实现主体间情感沟通、多元叙事维度呈现红色基因的整体认知,实现红色基因与思政课的有机融合和有效传承,助力思政课教学效果的有效提升。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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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创刊于1994年,是由黑龙江省教育厅主管,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主办,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以法学为主的社科类理论期刊。主要栏目:宪政与法理、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环境法学、博士生论坛、教育教改等栏目。

生态文明时代环境立法自主发展阐释

中国环境立法之路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同向同行。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自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开启新时代。在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生态文明事业稳定前进,环境立法效能大跨步向前跃升,特点鲜明,成效显著。环境立法自主发展道路始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尊重环境发展规律,立足当下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实际,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环境保护智慧,接轨世界环境发展前沿,形成更具体系化的环境立法格局。由此,应当以环境立法体系化有力推动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进而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护航。

推动社会诉源治理的检察实践——以日照市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实践为蓝本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担负起推动诉源治理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和检察责任。高质效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立面,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以“刑事和解+人民调解”为抓手构建检调对接矛盾化解机制,继承和发展“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通过落实企业合规改革,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档升级。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的理论研究

功能、过程和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开展的有机组成要素。“思想课程”与“课程思政”唯有同向同行,才能达致协同育人的良好效果。以“功能互文”“过程互鉴”和“话语互构”作为思考新时代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的“理论着力点”,是“大思政课”建设的一种“理论尝试”。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理论逻辑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党在新时代融合历史经验、创新理论思想、根植实践需求形成的对中国特色党政关系的新认知,蕴含着深厚的理论逻辑。具体而言,“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系统性思维、实践性品格、人民性特质的继承与发扬。阐释这一理论逻辑,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党的建设的内在关联、探寻系统实践进路具有重要意义。

能动司法下的规范性文件合理审查

回归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本质,将其置于能动司法的背景下予以考察,以“合理性”展开为利益衡量原则和比例原则,专业性和政策性较强的文件、具有较强执行稳定性的文件、公共利益明显高于个人利益的文件应予以相对较弱的审查,应当兼顾司法审查实效性与行政执法自主性之间的平衡。

辩证思维下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融合推进初探

检察教育培训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培训,也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培训。二者只有深度融合,才能有效促进检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以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的辩证思维方法为指导展开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融合推进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应当系统理解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融合推进的内涵,整体把握政治培训与业务培训融合推进的逻辑,进而探寻全面落实政治培训与业务培训融合推进的路径。

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的成因及其制度化回应——以H市两级法院为样本

尽管人民陪审员制度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其存在“陪而不审”问题却成为不争的普遍共识。通过对H市两级法院的具体实践为分析样本,可以对其“陪而不审”现象展开从主观、客观和制度三个层面展开实证分析,具体探讨该问题的多方面成因,根据我国陪审员“陪而不审”之成因,应当就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和选任方式、选任的结构比率、参审的案件范围、庭前准备工作和业务培训等问题,展开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制度化回应。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定性之思考

未来人工智能将在发明创作的过程中极大程度地冲击着人类社会,因此,有必要提前审视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创造性的影响。随着人工智能越发成熟,该技术在社会中必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和使用,那么,作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在知识产权法中的法律定性又该如何 202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3条对作品认定的构成要件做了规定,以更包容的态度接纳更多更新的作品种类。作为人工智能,其生成物是否也同样受到著作权法的认可和包容,也即成为作品?尤其是在表现形式上与人类作品高度相似的情况下,其内容很可能因具备作品的构成要件而实际受到了保护,但该结果的出现是因举证规则造成的,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得到著作权法的认可,更不会代表著作权法因人工智能而改变。对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定性,需要从现有立法、生成物整个产出过程中加以判断,并借助知识产权方法论中的平衡理论来界定,从而实现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知识产权保护。

执行转破产程序衔接机制的研究

民事执行程序作为“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公里”,是实现权利的最后保障,而“执行难”是司法实践中法院面临的一大难题。为了打破此困境,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2月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中首次对执行转破产制度作出了原则性规定。随后在2017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执行转破产制度启动条件、审查、受理等,建立了初步的基本框架。但是在当事人申请主义模式下申请人启动破产程序积极性不足、法院无法依职权启动执行转破产程序以及各方主体信息衔接不及时。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执行转破产程序难以推进,其制度功能未能有效发挥促进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的作用,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通过改良执行转破产程序的启动模式、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执破信息共享系统,以解决执行转破程序在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使执行转破产程序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市场主体的及时退出和企业结构的有效调整,有利于平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实现其消解“执行难”的制度价值。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三个维度”——基于审查广度、强度与限度的分析

规范性文件深刻形塑着行政活动与社会生活,作为规范性文件评估机制中最为重要的方式,备案审查制度发挥着从源头上遏制行政违法行为、实现科学民主立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然而,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中存在着备案审查范围不明、审查标准不清、审查人员能力不足、审查追责乏力等诸多困境,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应从扩宽备案审查范围、厘定明确审查标准、提升审查人员素质、嵌入审查责任机制等方面着力,才能实现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扩宽广度、增强力度、严守限度,真正做到让行政规范性文件褪去“恣意性”、重塑“规范性”,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贡献积极力量。

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困境及其价值重现——以审查起诉为视角

当前刑事速裁程序适用呈现各地适用率不均衡、办案时间较长、适用潜力未充分释放等问题,这导致这一程序在缓解案多人少矛盾、实现案件繁简分流方面的价值被削弱。这主要是司法实践中刑事速裁程序比较制度优势不明显、配套机制不完善及工作中存在认识偏差所致。为充分发挥刑事速裁程序的制度价值,应正确认识考核、司法亲历性等与刑事速裁程序适用的关系、切实减轻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工作量并完善公检协作配合、专门办案组织建设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提升等相关配套工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