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条约机构的一次失态与失当之举——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第三次履约报告的审议

2023年2月15—16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第三次履约报告正式进行了审议,该委员会关于中国的结论性意见大幅增加了新的关注问题,其中涉疆和涉藏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问题以及“一带一路”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结论性意见对“一带一路”、涉疆和涉藏事项等问题作出了很多有悖事实的指责。该委员会也无视中国的履约成就,一改其惯常实践,对中国履约“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作出了极为失衡的评价,明显体现出了对中国的偏见。在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们应正确对待国际人权机制存在的缺陷,既应肯定其对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完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必要对其有悖事实的指责坚决予以澄清和回击。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欧人权思想互鉴

中国和欧洲的传统文化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潜在人权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学西渐”,对欧洲产生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助力了欧洲人权学说的创立。反过来,欧洲人权学说“西学东渐”,也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权资源实现自我突破,萌发了中国的人权理念。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过程中,中国代表与欧洲代表相互交流、共同探索,为全球人权共识的达成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欧人权交流更为广泛并趋于平衡。中欧在平等和开放的基础上加强人权交流,不仅有助于中欧双方人权视野的拓展和人权共识的达成,也会为全球人权交流树立样板,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共同和谐发展。

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功能区分标准及其法理反思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今现实中,大量的平民在事实上都可能会以不同角色卷入到具体的武装冲突之中。随着现代武装冲突在思维范式、时空语境、科技条件等方面呈现出一系列新型的特点,“平民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这一现象已经更加广泛地出现。与此同时,作为国际人道法基础的区分原则也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法理挑战。传统的静态化的身份区分标准在解释力方面已经陷入困境。相比而言,建构一种以“持续作战职责”作为基准的功能区分理论就显得尤为必要。以“功能区分标准”为基础廓清和厘定“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法理概念有利于划分平民与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人员的界限。为了更好地落实区分原则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中的应用,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定义的解释性指南》的基础之上,现代国际人道法仍需强化功能区分标准的法理价值、澄清“持续作战职责”的法理要素、划定直接与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功能边界,从而使得国际人道法的解释体系在人道主义原则与军事必要性之间寻求一个可操作化的精巧平衡。

权利的能力理论证成及其补强

应有权利的证成依赖于对特定规范性依据或理由的支持。现有研究中,权利的证成性资源主要集中于道义论或结果论。无论是道义论还是结果论,在证成权利方面均存在不足,能力理论可以部分地填补这种不足。能力理论主张,从利他主义的普通人角度出发,国家为保障个体尊严,应当在最低限度以上去培育和发展个体的核心能力,使其在过上体面生活的意义上成为一个人。能力理论在汲取道义论与结果论理论优势的基础上,补强了权利的证成性资源,进而为权利研究特别是新兴(型)权利的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平台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合规审计分析

个人信息合规审计制度是信息时代运用审计法治推进人权保障事业的重要制度设计,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的重要举措。目前实践中尚未形成体系化的互联网平台治理规范,落实平台履行个人信息合规审计义务的针对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规定均存在明显瑕疵,且平台自身开展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的内生动力不足,外部监管也施力有限。为发挥审计法律规制效力,切实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合规审计需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平台开展个人信息合规审计须凸显未成年人保护的特殊性,强化平台内部治理,建立健全平台个人信息保护合规激励机制,以合作监管模式赋能政企协同监管,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移情式关怀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融入研究——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刑事诉讼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客观维度的程序制度建构,而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认知方面的主观维度缺乏关注。但是,客观的程序制度无法自动产出公正的结果,司法工作人员的决策行为贯穿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其主观认知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对决策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需要对刑事诉讼主观维度予以足够重视。刑事诉讼主观维度以司法工作人员的道德情感为核心,影响其立场和决策。主观维度的研究可以从移情式关怀理论中得到启发,使人们具有以对他人苦难产生情绪反应的能力为出发点,并提出禁止引发他人苦难,乃至尽力消除他人痛苦的道德要求。在刑事诉讼中融入移情式关怀理论,可以产生舒缓惩罚犯罪原则与保障人权原则之间的张力,推进无罪推定原则的完善,为审判中心主义提供支持等积极效果。虽然,移情式关怀理论无法避免人类主观方面的局限,但是,通过司法工作人员的立场确立和诱导训练可以弥补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中的不足。

论联合国职员的诉诸司法权

诉诸司法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在国际组织与其职员的就业争端中,基于保障国际组织职员的个人权利与维护国际组织的司法管辖豁免这两个方面的需要,联合国已经开始重视诉诸司法权的保障,通过构建和完善其内部司法机制加以落实,并在国际人权保障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国际组织公共行政权力与日俱增、个人权益受其影响渐深的背景下,对国际法上的个人实现诉诸司法权的联合国实践,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当然,目前联合国内部司法上诉机制在诉讼主体、救济措施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阻碍了联合国职员诉诸司法权的进一步实现。对此,联合国应继续完善相应制度,其内部司法机构也需要尽可能利用司法裁量权来突破其规约中不合理的限制,以更充分、全面地保障联合国职员的诉诸司法权。

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阐释

国际人权理念和规范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表达形式。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中积极倡导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阐述对人权事务的观点和主张,二是提出或支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提案,三是参与制定、投票支持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宣言和公约。在国际人权领域倡导和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中国主要扮演了四种角色,即积极倡导者、坚定维护者、内涵阐释者和共识凝聚者。中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阐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中国提出的决议草案越来越多地被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通过,中国提出和支持的许多主张被纳入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宣言和决议之中。

美国监狱私有化的动因与批判

20世纪80年代起,监狱私有化在美国再现,并流行于欧美,其直接动因是试图通过监狱私有化以降低大规模监禁带来的监禁成本压力,但深层次动因则是新保守主义带来的刑罚观念转变。研究显示,监狱私有化没有实现其降低监禁成本的承诺,反而形成政治、资本与司法行政系统、勾连的监狱工业综合体,并将罪犯变成牟利的工具进而严重侵犯人权。监狱私有化是美国新刑罚学的体现,其表面强调罪犯应当对罪行负责,实则为美国刑事司法转向收费体制提供了理论论证,加剧了大规模监禁现象并造成刑罚向下的现实。

人权话语的“说服力”要件初探

在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时代背景下,“说服力”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话语实践意义,其同样也是人权话语构建的策略导向。在持续对抗冲突的国际人权话语场域中,“说服”是指获得受众接受认同的效果反馈,也意味着在非理性分歧的语境中达到一种“不容否定”的低限程度标准,尤其是针对那些固持反对立场的敌意国家。在人权话语构建中,“人权保障实践”“人权观念”以及“人权道路模式”三者内容之间有着递进的证成关系,其中“人权观念”部分是对外说服的关键,这将通过对观念表达形式的技术性调整来实现。对抗冲突语境中的说服应当满足“共识性”与“规范性”的双重要件。就共识性而言,说服所需的是人权范畴中既有的、且能触及争议问题及分歧观念的共识,所谓的“跨文化”共识不一定能够达到理想的说服效果。就规范性而言,说服所需的是更具权威性的国际人权规范,这些规范本身即是稳固的共识。由此,今时中国人权话语的构建,应在宏观体系构型的基础上,充分关注到具体内容的表达策略,尤其着力在一些重点概念和观念上的“说服力”构建,以此切实提升中国人权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格劳秀斯在英国“清教徒革命”时期的思想影响——关于法治与个人自由的历史考察(上)

17世纪的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时代发生了两次前所未有的“革命”——“清教徒革命”和“光荣革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英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法治的国家。英国的这两次“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斯图亚特王朝交织在一起的政治冲突和宗教冲突激化的结果。近年来西方史学界许多研究成果表明,荷兰学者胡果·格劳秀斯在英国的两次“革命”期间都有过重要的思想影响,因此研究格劳秀斯学说对英国的影响具有考察法治与个人自由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虽然“清教徒革命”期间“保王党人”和“议会党人”双方都利用格劳秀斯学说为自己的立场辩解,但本文重点论述格劳秀斯对“议会党人”代表性理论家亨利·帕克、对英国共和主义代表性理论家詹姆士·哈林顿和约翰·弥尔顿的思想影响。“清教徒革命”虽然在表面上失败了,但在限制国王特权、提升议会主导作用以及改善英国国教会等方面产生了永久性结果,并为后来的“光荣革命”奠定了基础。

论工作自由权在我国宪法上的证成——对劳动规范的再理解

工作自由权是现行宪法劳动规范在市场经济时代变迁的产物。这一权利一方面根植于劳动规范所蕴含的政治承认伦理与自我决定理念,另一方面契合了市场经济入宪后的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弥补了劳动规范社会权解释方案与职业自由权解释方案的不足。由于缺乏直接的文本基础,工作自由权应当作为一项未列举基本权利,从劳动规范与关联规范的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中得出。工作自由权的核心主张是“以工作自由能力保证自我决定权与国家主人地位”,反对经济总量叙事下将个体矮化为人力资本。宪法和劳动法的各种制度安排应当以扩大公民的工作自由权可行能力为首要目的,而非简单的物质保障或经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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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人权故事》推介

(荣获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2023年度“中国好书”)过去十数载,中国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人权难题,实现了许多过去期望实现而未能实现的人权愿景。在奔腾的时代洪流里,发生了太多值得记录的人权故事。《新时代中国人权故事》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大众日常生活里“人之为人”的学问,呈现在人权的议题里个人、家庭、村庄、城镇与国家相互交织的命运。

武装冲突中儿童兵的可攻击性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儿童权利保护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招募和使用儿童规定为战争罪,这一规定被视为对儿童权利保护的路径之一,但当今世界仍有大量的儿童被征募参与武装冲突。儿童兵叠加了儿童身份与战斗员身份,因此具备儿童要素与作战要素。目前国际公约中对儿童身份的判断尚存在不同年龄标准,卷入武装冲突中的儿童是否具备战斗员身份仍要受其是否“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限制。在武装冲突中能否攻击儿童兵仍是模糊地带,剥夺儿童兵的特殊保护,将其与成年战斗员等同视之并不可取。儿童兵的特殊身份及法律地位应当首先被阐释清楚。一方面必须注意到儿童兵作为儿童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应对其参与武装冲突的身份予以评价。应当适当减弱“持续作战职责”等成年战斗员标准对儿童兵的适用,在对儿童兵可攻击性的探索中必须同时兼顾战斗员的基本生命权利保护,平衡人道主义和军事必要原则,不能对敌对方施加过当的判断义务与保护义务。在武装冲突中交战方对儿童兵可攻击性的判断事关攻击指令的发出,而错误地攻击儿童兵将会损害儿童权利并引发国际刑事责任,对敌对行动中儿童兵冲突前期的合理保护路径亟待发展,在现有国际法框架下扩大对儿童兵的保护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美国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对大学校园性骚扰的规制

美国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可以用于规范校园性骚扰。个人有权依据该规定提起校园性骚扰诉讼并获得损害赔偿。目前,美国大部分高校都以《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为依据,制定了符合本校校情的政策。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制定了相关政策,成立了专门机构,为规制校园性骚扰提供了尽可能多的资源和服务,并进一步规范了校园性骚扰的处理程序。在美国规制校园性骚扰的过程中,适用证明标准的选择曾引发争论。公民权利办公室最终确定了高校在标准选择上的自主权,即高校可以自行选择适用优势证据标准或清晰且令人信服的标准来证实性骚扰事实,这可能会导致不同学校之间在性骚扰的认定上存在冲突,不利于大学校园性骚扰问题的解决。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应该加大对校园性骚扰投诉处理程序的司法审查力度。

律师辩护全覆盖:规范分析与实效检验

《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性质是法律拟制,这使原本不是律师辩护的其他辩护人辩护、值班律师法律帮助也被视为律师辩护。律师辩护全覆盖是指被追诉人在法律上有获得辩护律师辩护、其他辩护人辩护或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权利。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显著提升了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尤其是新增指定辩护案件的规定效果明显。但改革试点工作也面临诸多难题,包括一些简易程序案件和速裁程序案件被告人没有获得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指定辩护律师在举证、提出辩护意见、辩护意见采纳、定罪量刑辩护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明显弱于委托辩护律师,值班律师未能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等。律师辩护全覆盖改革的优化需要从以下方面着力:完善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确保通知法律帮助义务的充分履行,提高指定律师辩护的质量标准,明确有效法律帮助的认定标准。

远洋渔业船员人权保护的障碍和应对

长期以来,远洋渔业船员享有人权的应然性和重要性被国际社会极大地忽略了,远洋渔业产业中存在着严重而普遍的侵犯船员人权的违法现象。阻碍保护远洋渔业船员人权的现实因素众多,包括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的存在、三大渔业公约的国际接受程度不高、海洋法及人权法公约应用无力、船旗国执法不力、港口国及沿海国管辖权的有效性有待考量、受害者无法在现有的双重人权保护机制下获得有效救济等。国际社会应当提高对该问题的一致认识,发挥一般性人权公约及其机制的积极作用,鼓励船旗国、港口国和沿海国积极行使管辖权,并从渔业产品供应链的末端入手倒逼渔业产品出口国改善管理机制。鉴于海洋环境的特殊性及远洋渔业产业的生产特性,建议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及渔业观察员计划、有效地监测现实状况,在已经建立渔业合作关系的国家间推动海上人权仲裁项目试点工作,切实推进远洋渔业船员的人权保护。

国际人权条约在各国法院的可适用性问题研究

当前,一些国家在实践中面临公民个体以国际人权条约作为准据法在国内法院主张权利救济之情形,这也引发了各国对国际人权条约在本国法院可适用性问题的争议。对于该问题,各国法院往往从条约解释的角度切入,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和分析路径,出现了肯定性和否定性两极立场分化。回溯可适用性的法律原理,可以发现各国对国际人权条约在本国法院可适用性问题的判断实际呈现出一种共性的逻辑:一方面对特定人权条约的可裁判性进行显性评价,另一方面则对该条约在客观上是否适合由法院适用做出隐性考量。各国当前的立场分歧主要源于对“条约是否为私人主体创设了诉权”和“条约是否对缔约国施加了具体义务”两个问题的不同结论。基于此,结合相关人权条约的约文及缔约背景,可以从私人诉权、缔约国义务以及具体国情三个角度进一步归纳特定人权条约在国内法院可适用性问题的具体标准。

国际人权法对引渡原则的影响

国际人权法在各国国内的实施,促进了保障人权的国际标准在世界范围被广泛接受,并推动了国际法的人本化过程。国际人权法通过被纳入引渡条约和国内法并适用于引渡案件中,对引渡的制度与实践产生了结构性影响。这不仅强化了罪行特定原则、双重犯罪原则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等原有引渡原则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而且还直接产生了以保障被引渡人的人权为导向的引渡原则——禁止歧视原则和酷刑不引渡原则。国际人权法对引渡原则的影响在兼顾国家引渡利益的同时,强调了国家对人权保障义务的履行,改变了现代引渡制度的整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