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才”到“三纲”:董仲舒王道观之嬗变

董仲舒王道观由“三才”向“三纲”之嬗变,蕴含着由法天以为仁到本天以立仁(人)的思想。这同时意味着“元”机展露与开显。纵向层面,董子之天备具了本然性根基,从而使天哲学乃至“天人一”得以确立;横向维度,天地人以及物共“元”之性而成“天下一”。董子王道观于“元”的确认中从终极意义上证成了王道本正的先天依据,并由此建构了“天人一”与“天下一”统一的“王天下”图式。

“三纲鼎立”说的渊源探析

“三纲鼎立”说是经历代医家阐述,最终由方有执、喻嘉言完善并倡导,从而开启了明清伤寒学术争鸣的肇端。然而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朱肱、许叔微、成无己、方有执、喻嘉言等医家的相关论述又具有各自的立场。笔者从医家的著书时代出发,探析了“三纲鼎立”说形成的过程及其内涵的演变。研究发现,张仲景、王叔和用来阐释麻黄汤证的脉证病理,孙思邈更注重对《伤寒论》方的归类整理,朱肱、许叔微的机械辨证促成风寒脉证与三方的配属,成无己以阴阳分风寒、营卫。方有执仿朱子《大学》之“三纲”确立太阳篇“三纲”,并重订仲景条文,其目的是构建新的医学知识体系。

“三纲”思想的内涵、发明权和产生历史时期析辨

关于"三纲"思想的内涵、发明权、产生于什么历史时期,现在学术界对此提出了许多种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其中有道理的说法是:"三纲"的内涵是"要求‘臣对君、子对父、妇对夫’的绝对服从";"三纲"一词的提出者是董仲舒,但"三纲"思想的发明权在韩非,即韩非的"三顺"说,因为"三顺"说与"三纲"的内涵相同;韩非是战国末期人,所以"三纲"思想产生于战国末期,各种其他说法均欠妥。

“三纲五常”问题研究三十年及其前瞻

"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伦理准则,是人们修身处世的总道德纲领和"核心价值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部分与重要内容。随着上世纪80年代"国学热"的兴起,"三纲五常"问题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与关注。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三纲五常"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纲五常"的本义及关系、来源、发展阶段、功能及历史作用、现代价值五个方面。学界对"三纲五常"问题的探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传播与践行提供理论上的借鉴与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方朝晖教授“三纲”本义说新辨

传统认为,"三纲"内涵是"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要绝对服从"。对此,方朝晖撰文提出了质疑,后来李存山对方先生的质疑进行了批评,方先生也对李先生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二说相持不下。本文认为,李存山的看法总体上是有道理的,方朝晖的新说难于成立。因为方先生对董仲舒对"三纲"的论证解读不科学,同时对《白虎通》的"三纲"是另一独立的"三纲"也认识不足。

“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

"三纲"是可变的伦理制度,"五常"是稳定的道德原则。"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即使是"三纲",也不全是提倡尊卑与服从,在《忠经》、《孝经》和《礼记》等经典中可以看到双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攻击"三纲五常"这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是理所当然的,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只见糟粕,不见精华,将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

儒家“三纲五常”的本义、演变及其辨正——以朱熹理学的诠释为中心

在班固《白虎通》对于儒家“三纲五常”的系统阐述中,“三纲”所表达的君、父、夫对于臣、子、妻的主导地位,以“五常”为心性基础,是就率先垂范而言。朱熹讲“三纲五常”,认为“五常”是“三纲五常”之本,派生“三纲五常”,强调“三纲”与“五常”的不可分割,并且还多讲“五伦”,认为“五伦”就是“三纲五常”;其后学真德秀把“三纲”解读为“君正则臣亦正”,“父正则子亦正”,“夫正则妻亦正”,强调“三纲”的率先垂范之义。至少在元代之后,“三纲”与“五常”被分割开来,“三纲”成为“五常”之本,甚至被解读为臣、子、妻对于君、父、夫的绝对顺从,因而必然遭受批判。所以,重要的是讲“三纲”与“五常”不可分割,“五常”是“三纲”之本,“三纲五常”的本义蕴涵于“三纲”与“五常”的互相联系之中。

王泰林三纲辨证论治肝病特色

清代著名医家王泰林在《西溪书屋夜话录》中提出了"治肝三十法",其中有治肝气八法,治肝风五法,治肝火七法,对王氏肝气、肝风、肝火的证治别具一格,体系完备,法则健全,方药独到,随证治之,既注意到其变化规律,也揭示了相关脏腑的影响,明确标本、先后、缓急,确立了相当完备的治法,实为肝病史上至精至微者。

从“一法三纲”到全面推进——对中国体育法治化进程的思考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全方位的历史转折和社会变革。在执政方式和治理模式上,由人治走向法治,成为中国深化改革、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伴随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不懈的奋斗中坚定前行。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体育发展,必然嵌入伟大变革的时代精髓。40年来,法治元素的不断注人,法治轨道的逐步铺设,为中国体育构筑起现代治理的新格局,开创了依法治体的新纪元。

以“五常”调适“三纲”:刘向整合两种价值观念的努力

"三纲五常"是儒家思想中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政治伦理原则,是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但事实上,"三纲五常"并不是天然地存在于儒家思想之中,而是"三纲"与"五常"两种长期潜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碰撞与融合的结果;"三纲"表现为强制性的、垂直式的、单向度的价值规范导向,"五常"则表现为引导性的、水平式的、双向度的价值规范导向。从"三纲""五常"分论到"三纲五常"作为整体的出现,其间经历了诸多思想家的理论建构,尤以刘向的努力为代表。刘向选择以"三纲"为本、以"五常"调适"三纲",使其内化为上位者的行为准则与下位者的道德律令,发挥着切实的约束作用,真正开启了两种价值观念的整合与熔铸;其理论建构的努力,始于阴阳灾异,而终于对礼制的推崇,不但推进了"三纲五常"思想的形成,也逐步将其推进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试论《大学》“三纲八目”之儒学奥义及当代价值

《大学》作为儒家经典的纲领文本,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确立人生垂世立教之宏义鹄的,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条理人生修德立世的实践路径,二者以"明明德于天下"相互贯通,虽在形式上有目的、手段之分,实则内在一体、辩证统一。《大学》以"三纲八目"提要钩玄儒学奥义,成为两千多年来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时至今日,对于批判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资本现代性,以及应对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和危机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三纲五常”的政治价值及其当代归宿

"三纲五常"思想渊源于先秦时期,成型于汉代。在中国传统社会,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起到了规范社会政治秩序的作用。"三纲五常"思想追求两种政治理想,一是圣王理想,二是理想的政治统治方式。"三纲五常"思想压抑了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性,阻碍着现代政治理念的培育。

核心价值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以“三纲五常”的提炼和传播为例

在我国自汉代以降的古代社会中,"三纲五常"这一核心价值深入人心,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并代代相传,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共识和文化传统,对保持文化传承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三纲五常"从提炼到传播,建构了一套系统的大众化路径,形成了丰富的核心价值大众化经验:核心价值必须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是对特定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集中反映,这是核心价值取得大众广泛认同的基础;核心价值必须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是社会各阶层思想共识的高度概括;核心价值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积淀而成,不可一蹴而就;核心价值大众化必须得到上层的大力支持与倡导,离不开选官制度的保障,要具有体现通俗化、生活化和普及化的形式。

儒家思想研究的文本、制度、行为三维度分析——以汉代“三纲”中“父为子纲”为例

由于儒家文本、意识形态、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限制,当前学界对如何认知和评价儒家思想产生了争论。解决这种争论,学界需要改进研究方法、拓展研究维度,以文本、制度、行为三个维度综合分析、评价儒家思想,方能接近历史真相。当前,学术界围绕"三纲"产生激烈争论,通过以汉代"父为子纲"为例,结合文本、制度、行为的三维度分析,文本支持了批儒一派的结论:父子间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三纲"规定本身已经失去了现代的合理性。

从“六位”到“三纲”

本文据荆门郭店楚简以及马王堆黄老帛书等出土资料 ,辅以传世文献 ,探讨“六位”到“三纲”的源流。经过分析 ,指出“三纲”所论的对象君臣、父子、夫妇 ,是战国多数学派阐发、评判思想的归宿和标准 ,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定义 ;但是各家思想的出发点并不一致。董仲舒所倡导的“三纲”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是阴阳思想而非儒家传统思想。这其中的原因 ,与战国、秦汉时期儒家的政治命运以及思想界的互动有关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儒家虽然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

“三纲”说与先秦秦汉之际的伦理道德转化新探

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思想,其直接来源是韩非子"三顺"说。董仲舒运用易学理论,援法入儒,反映了汉代儒学对其他学派的融合与吸收,与先秦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大不相同。而"三纲"说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汉代外儒内法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政体的确立,客观上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它的提出标志着先秦、秦汉伦理道德的转化。

“三纲”源于法家

西汉董仲舒首次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①强调上下等级的绝对臣服关系。对这一维护封建专制的伦理教条,学术界多以为源自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不然。孔子固然没有、也不可能有取消君臣、贵贱之别的思想,仍希望上下有分,等级有序。然而,他所理想的等级名分是在上者尊贤礼士、施泽于民;在下者安分守已、不犯上作乱。因此,在君臣、君民关系上,孔子首先强调的并不是臣民对君主的绝对盲从,而是君主对臣民的义务和责任。他要求为政从自身做起,国君必须“正身”。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②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试论“三纲”的两种含义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三纲”,本义并不是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因为这三伦被视为一切人伦中最重要的,为人之大伦或人伦之纲,故称“三纲”。这一“三纲”本义承《尚书》《诗经》的纲纪传统以及先秦的“大伦”思想而来,经董仲舒阐发、《白虎通》界定,在汉代以来一千多年里占统治地位。宋代以来,狭义“三纲”概念,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朱子等人影响而日益流行,但严格说来,很难说后起的狭义代替了本义,而最多只能说狭义合并了本义。正因如此,一直到清末,仍有大量学者从本义而不是狭义使用“三纲”一词;即便朱熹、吕祖谦、真德秀、吴澄、宋濂、丘濬、湛若水等许多认同狭义“三纲”概念的人,也同时把本义作为狭义的宗旨,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义使用“三纲”一词。因此,忽略本义,将“三纲”不加分辨地等同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无法理解古人“三纲”的真实含义和思想,进一步导致其被现代人歪曲甚至妖魔化。

“三纲六纪”与儒家社会秩序观的形成

作为记录东汉白虎观会议的重要文本,《白虎通义》在继承先秦尤其是西汉儒生社会秩序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变迁提出了"三纲六纪"思想,发展完善了儒家的社会秩序观。一是将儒家着重调整的社会关系由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延伸到以君臣、父子、夫妇为主,包括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在内的九种关系,进一步扩大了社会控制的范围;二是突出了君主的绝对权威,"六纪"从属于"三纲",而"三纲"之中"父子、夫妇"又从属于"君臣",有利于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三是强调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主导作用,在标示社会等级的"名号器物"、"礼乐制度"等方面,赋予道德意蕴。此外,白虎观会议综合当时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及文化资源,并采用皇帝"裁定"的形式,使这一思想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上性。因此,"三纲六纪"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深深影响古代中国的儒家社会秩序观的形成。

论太阳病“三纲鼎立”

喻嘉言在《尚论篇卷一·论太阳伤寒证治大意》中说:"风伤卫,则用桂枝汤;寒伤营,则用麻黄汤;风寒两伤营卫,则用大青龙汤。"此论被后世称之为"三纲鼎立"说。对此论点,后世颇有争议,不少学者认为,风寒两伤营卫用大青龙汤之说,不足以和桂枝汤、麻黄汤比肩。笔者认为,在《伤寒论》中确实存在"三纲鼎立"之条文,此无它,即"太阳中风""太阳伤寒""太阳温病"也。依此三纲发展,则有桂枝剂系列方、麻黄剂系列方,温病则另成一大派系矣。可见仲景书中确有"三纲"之意,但并非如喻氏所说之"三纲"。分析"太阳中风""太阳伤寒""太阳温病"的病因病机,可辨喻氏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