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下乡何以促进村庄自主性——基于浙东张村的田野调查

增强村庄自主性是实现村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通过对浙东张村田野调查,基于规则下乡赋予的自主空间,进一步促进了村庄自主性,服务村庄有效完成了国家治理任务和回应群众诉求。规则下乡促进村庄自主性的形成,具体表现为创新执行上级实质性工作、灵活应对上级形式化工作、精准实施内生实质性工作和简约开展内生形式化工作。规则下乡促进村庄自主性的形成机制主要为:适度组织嵌入激活组织动员,推动村庄主动完成治理任务和回应群众诉求;灵活资源嵌入提升治理能力,赋予村庄有效增强治理能力和营造自主空间;科学考评嵌入推动政策执行,引导村庄科学配置治理资源和调试治理方式。

推动消费下乡的四个结合

在应对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困难中,消费下乡成为一项重要举措,通过财政补贴鼓励农民购买耐用消费品,对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村消费意义重大。但要保证这一政策的良好效果,消费下乡必须要着力实现四个结合:与投资下乡结合、与社保下乡结合、与消费券下乡结合、与服务下乡结合。

资源下乡背景下乡村关系的差序格局及其形塑逻辑

以“一乡−多村”为乡村关系的两个主体,突破过去将乡村关系中的“村”视为一个抽象整体的研究进路,提出“乡村关系的差序格局”。在“行政消解自治”乡村一体化的背景下,乡镇与其下辖的各行政村的关系存在“亲疏远近”之别。形塑这种亲疏远近的要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特定行政村在中央或地方涉农政策中的重要性。政策性位置越突出,其与乡镇的关系越亲近。二是特定行政村村治情况良善与否。村干部治村能力越强,其与乡镇的关系越亲近。三是特定行政村在体制内有无先赋性外联关系。这种外联关系越重要,其与乡镇的关系越亲近。自上而下的各类资源在各行政村之间的配置,相应由乡村关系的差序格局来形塑。

实施“四下乡工程”扩大农村消费

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落后城市l0年以上。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由量的需求向质的需求过渡,呈现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阶段性特征,农民消费满足率低,潜力巨大。解决我国农村消费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农民收入,推动"需求下乡"。除此而外,还要实施"四下乡工程":完善补贴政策,推动"家电下乡";改善农村物流,推动"超市下乡";扩大消费信贷,推动"金融下乡";改造农村住房,推动"新居下乡"。

数字下乡的技术偏向与基础再造——从“技术—社会”关系出发

无论国家话语抑或地方实践,均把数字技术上升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出位置。基于数字下乡过程中的“技术—社会”互动关系,本文从动力机制、价值面向和实践逻辑三个维度系统剖析数字下乡的运行机理。数字下乡遵循技术由城入乡的单向转移、治理工具属性扩张与复杂社会事实简单化约的实践路径。一方面,数字技术被推崇至重要地位,衍生出数字下乡过程中的技术偏向;另一方面,在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施加影响的同时,推动了以数字支配治理为实质的“总体性权力”的形成。乡村数字化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更好实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必须找回并再造数字扎根乡土的社会基础,超越技术主体性扩张所带来的“总体性权力”,通过外源驱动与内生发展之融合来回归主体本位,借助赋能治理与赋权主体的协同来把握价值方位,依托智慧治理与治理智慧的经验汇通来适配城乡功能定位。

从“文化下乡”到“文化进城”:城乡二元背离难题及其破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文字下乡”、“博士下乡”,延安整风时期的“文艺下乡”,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几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下乡”运动,与恢复城乡有机循环的文化“下乡进城”并无直接关联。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下乡”因有着浓重的行政干预痕迹而未收到明显的预期效果。农民工、乡村精英身心分离的“文化进城”,除部分满足城市居民猎奇心理外,同样不能解决乡村“文化进城”尤其是“精神进城”难题。城市对乡村的“主动改造”与乡村对城市的“被动回馈”,均非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良性互动状态。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促进城乡文化产业差异互补和有效承接,才是消解城市文化“改造”悖论、破解城乡文化二元背离难题,进而实现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性选择。

巢与凤:村落环境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市民下乡——基于广东行政村抽样调查

如何吸引城市人下乡的难题可以归结为“巢”(村落环境)与“凤”(市民下乡)的关系。对广东省312个行政村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只有不到1/3的行政村有下乡市民,而且下乡市民数量的村落分布差异性很大。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显示,整体上“地理区域”和“村里的网络速度”对市民下乡有显著性影响;村落环境对各动机类型(务农、办厂开店、受雇、养老)市民下乡的影响机制各不相同。主要结论:产业自我集聚循环累积效应推动市民下乡,市民下乡具有明显“郊区化”特征,市民下乡“舒适性迁移”特征明显,信息化水平是影响市民下乡的重要因素,市民下乡创业行为具有明显的价值合理性;另外,宗族结构对逆城市化影响的理路值得进一步研究。

话语转变与政治动员——论陕甘宁文艺运动中的“下乡入伍”

“下乡入伍”是抗战时期的一项重要文化政策和实践。与重口号宣传而轻组织动员的国统区大后方相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下乡入伍”作为延安知识分子了解、反映边区军民生活的重要途径,不仅得到了边区机关、学校及各类协会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成为陕甘宁文艺运动的一个部分;更因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划分为各具特征的前后两期,在起到知识分子话语转变作用的同时,也对边区军民民族、国家意识的培养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政策制度的接受认可方面,发挥出巨大的政治动员效应。

“双一流”畜牧学科大学生新时代“三下乡”社会实践教学改革

大学生“三下乡”以青春之力助力乡村实践是中国当代农业高校大学生专业素质培养和育人教育与时俱进的重要载体。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农业高校在校大学生是乡村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劳动参与者与知识传递者。本文以东北农业大学“双一流”建设畜牧学科大学生“三下乡”助农实践小队实践过程为例,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剖析、寻找解决方案。以“实践内容创新、实践总结全面、实践分析透彻、实践意义重大”为实践理念,充分发挥社会实践的作用。通过以小见大,以点引面,总结当前“三下乡”活动中的创新和不足,提高“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可行性与创新性,为今后的大学生乡村振兴“三下乡”社会实践提供经验,更好地服务乡村发展,培养肩负重任的社会人才。

资源下乡与农村矛盾纠纷治理困境——基于鄂中C村的考察

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是乡村有效治理的应有之义。基于经验观察发现,当前乡村矛盾纠纷的类型发生了重大变化,政策诱致性矛盾取代生活摩擦性矛盾成为乡村社会矛盾的主流。区别于内生性的生活摩擦性矛盾,政策诱致性矛盾为外生性矛盾,主要产生于国家资源下乡和项目进村过程中农民与国家政策的冲突。它表现为两种矛盾类型:一是国家政策意图与农民政策理解的冲突,二是政策对于利益的调整与村民对于利益的维护之间的冲突。由于缺乏必要的利益链接,乡村社会的多元纠纷调解体系失效,村书记不得不在行政压力下承担起矛盾调解的职责,出现了村书记调解中心化的现象。在政策诱致性矛盾的化解中,村庄社会面临着主体缺失、治权弱化、村庄秩序失衡的治理困境,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村庄公共性的消失。重塑村民与村庄的利益关联,将资源输入转化成治理有效,成为当前农村矛盾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向。

“三下乡”社会实践中大学生与农民双主体互动研究——基于互动仪式链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三下乡”社会实践要更好地服务乡村建设与发展,需要在大学生与农民之间建立有效的互动。基于柯林斯互动仪式链视角,探讨“三下乡”社会实践中提供服务大学生主体和受服务农民主体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三下乡”中大学生和农民仍存在建立身份认同效率低、学生团队与农村之间协调连续性差的问题,影响着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发挥村干部和村庄能人的协调功能、建立长期稳定合作机制等相应措施,以进一步增强“三下乡”社会实践大学生和农民双主体的互动效果,更好地响应乡村振兴的时代号召。

基于健康中国建设理念的体育下乡路径优化现状研究

研究目的: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提升农民体质健康,体育下乡路径优化显得尤为重要。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逻辑分析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对52个不同地域的行政村的264名农民进行了调研。研究结果:健康中国建设理念下的农民体质健康有其特点。农村的体育路径等运动场地设施日益增多,农村体质测试室(站)以及农村体质测试员、健身指导员、农民体质健康监测数据及大数据系统的建设与利用等软件资源较为稀缺。农村开展的体育健身活动以及上级部门实施的体育下乡活动效果不尽如人意,束缚了健康中国建设理念下的体育下乡路径优化的正常开展和有效实施。

上山下乡运动时期青海省安置知青人数及其特点分析

上山下乡运动时期青海省共安置下乡知青4.2万多名,这些知青大多是来自省内西宁等地的城镇知识青年,主要安置分布于省内河湟谷地等农业区。这一时期青海知青下乡人数的升降起伏与全国总体一致,但受自然条件、经济及人文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数字化“金融下乡”助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

本文基于数字化“金融下乡”的具体实践,探讨金融机构如何将金融服务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相结合,助力脱贫地区乡村全面振兴,并从健全多层次差异化的农村普惠金融组织体系、加大涉农贷款奖补政策扶持力度、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强风险监管和防范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育人功能研究——以邢台学院“水护万家一站到底”志愿服务团为例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发挥着独特的育人作用。将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融入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代浪潮中,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综合素质。文章对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开展现状、内在价值进行分析,以邢台学院“水护万家,一站到底”志愿服务团社会实践活动为案例进行成果展示,并提出社会实践育人功能的具体举措,为高校育人工作和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年力量。

工商资本下乡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工商资本下乡对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和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数据,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收入结构上,工商资本下乡主要提高了农户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但降低了农业经营性收入;工商资本下乡通过推动农户家庭劳动力从本地务农向本地非农就业转移,提高非农就业率,从而促进总收入增加;工商资本下乡的增收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的农户没有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作用;涉农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商资本均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且增收作用逐渐增强。本研究为推进工商资本下乡、实现农民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乡”约一夏,遇“践”青春——湖南省2024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纪实

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稻田泛着金色的波浪,山间回响着青春的歌……“三下乡”,这不仅是一场对乡村的深情凝视,也是一次自我发现与成长的实践之旅。他们不再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不再满足于屏幕里的世界,他们渴望亲身体验那份来自大地的质朴与真实,渴望用自己的双手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资本下乡如何嵌入乡村空间合作治理?——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

研究目的: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探究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空间合作治理机制,为提升乡村空间治理效能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验证性案例研究、访谈法。研究结果:(1)规划环节要基于“协商自治”的原则让资本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实现空间配置权的政企共享,并以“需求前置”为导向进行规划的弹性调整;(2)整治环节要以“地位平等”为前提进行空间使用权重构,厘清多元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运营环节要细化空间收益权,坚持“权责一致”的收益分配,建立信任保障机制规避资本主导运营的潜在风险,实现多方共赢。研究结论:乡村空间治理是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规划—整治—运营”一体化行动。资本基于合作治理的理念从上述三个环节嵌入乡村空间治理体系,重构乡村空间配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是借助市场力量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可行之策。

高职院校“三下乡”社会实践为乡村振兴汇聚青春才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一种重要形式,既是推进全国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的有益途径,又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举措。目前,部分高校“三下乡”活动仍存在组织规划不充分、学生态度不积极、实践目标不清晰、开展形式不丰富、地校联动不通畅等现实问题。

“民主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合——村民自治生成的历史与制度背景考察

村民自治尽管发端于乡村社会内部,具有社会自发和自我组织的特点,但其从社会自发上升为国家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推行则是国家行政推动的结果,是"民主下乡"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村民自治是一种民主化的乡村整合方式,是晚清以降现代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权下乡"、"政党下乡"整合乡村社会的延续。现代国家通过"民主下乡",推行民主取向的乡村治理机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