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中的关键作用

傅斯年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背后最重要的角色。不但顾颉刚之《中华民族是一个》是受其规劝而作,而且在费孝通写信反驳后,顾先生分两次发表的《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一为按傅先生的意见重作并修改,一为根据傅先生提供的材料写成,对讨论的进程和结果起了关键作用。因此,顾先生虽然冲锋在前,但是体现的主要是幕后的傅斯年之意图。这次讨论反映了当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借鉴与创新的普遍性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而揭示其历史与文化根源,从而更好地实现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与中华民族理论的建构

1939年国家危难时刻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引起的学界大论辩,在中华民族理论的建构历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既是对民国以来中华民族意涵的统一及对“五族共和”论的超越,更是继承并推动了以中华民族为依托建设现代中国的理论探索。曾参与论辩的费孝通在时隔50年后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中华民族为中心来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从研究立意与识认逻辑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认识的丰富与发展。二者均是中华民族处于关键历史时刻的重大理论探索,也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思想资源。

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

抗战期间,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昆明报刊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一"与"多"之间的理论争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支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抗战这一时代主题,为抗战大业的完成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主张中华民族"多元"的理论观点,则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观是一脉相承的,更具学理意义。民族理论的争鸣,同时拓宽了民族史研究范围,一定程度推动了民族史学的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背后的傅斯年与吴文藻

傅斯年和吴文藻是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背后的主角。由于受到吴文藻组织云南省民族学研究会的刺激,傅斯年规劝顾颉刚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写信反驳顾颉刚,则加深了傅对吴的恶感。尽管费孝通未再应战,吴文藻则从未正面回应,但随着该会活动的开展,傅斯年在私下全面发泄了对吴的不满。因担心日本帝国主义分化中华民族的阴谋进一步得逞,傅斯年不惜在私德上攻击吴文藻,但所列难以取信于人。傅吴纠葛,其实与顾费之争一样,主要源于双方在学科背景、现实关怀及国家建构的路径选择和理论依据等方面的差异。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再探

"中华民族是一个"是顾颉刚于抗战期间提出的一个重要民族理论。从现有资料来看,顾氏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理论,不仅在于其从前人如梁启超的民族论述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更在于其能够运用"考究典籍"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从而建立了这一既有历史根据、又有调查依据的理论。此论一经问世,不仅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还引起了政界的关注和肯定。

情境与人事: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论辩回顾

1939年2月,《益世报·边疆周刊》刊出顾颉刚的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一场关于“民族”“中华民族”概念的学界大讨论。历史学家顾颉刚与年轻的社会学学者费孝通之间的文章论辩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焦点。结合相关人物的文集、信件、日记等材料,再回顾这场论辩,发现他们之间关于民族问题的异见反映了民国时期学人对于民族国家建构的不同设想,而学术背景和人生经历会影响学者对民族国家理论的认识与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主张结合中国实际来谈民族问题,但顾颉刚更关注趋同的一面,而费孝通更关注存异的一面。其时,受战争局势所迫,学术的讨论不得不受政治干预而平息。近五十年后,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改了自己年轻时的意见,而对顾颉刚的观点和论证方式多有借鉴,这似乎可视作1939年那场论辩的一段余音。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

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在20世纪得到空前的加强。抗日战争初期,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众多学者的论辩。顾氏提出这一命题,既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又有特定的时局环境。傅斯年、张维华、马毅等对顾氏的观点表示支持,费孝通、翦伯赞等则对顾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商榷。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这个讨论没有充分展开。但这次讨论在反映了学者之间不同意见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多趋同的认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为民族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对以后创造性地提出更加科学的民族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而进行的学术论辩做了系统梳理,论述了这次论辩的意义和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田野基础与学理支撑——顾颉刚西北考察与民族知识的获取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应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之邀前往西北实地考察,为期一年。他辗转于河、湟、洮、渭诸流域之间,先从回汉聚居区逐渐进入汉、回、藏等多民族聚居区,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了西北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共存共生的社会状况及其内在关系。在繁忙考察中,他将知识获取的重要途径——观察、阅读和交流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阅读了大量有关民族边疆方面的论著、西北地方史籍和西北考察游记,将书本知识与现实观察相结合,加深了对汉、回、蒙古、藏等民族的理解。不同民族之间的确存在种种差异和矛盾,但也存在和睦相处的情况和统合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核心基础。他与服务西北的青年、地方文化名流、政府官员、传教士和普通民众进行各种形式的交谈,在与各阶层人士的民族知识分享与传递中获得了此前从未关注到的大量民族知识,填补了不少知识盲区。与人交谈更是借助"他者"突破时空限制,拓展了知识获取的渠道,尤其是大量有关西北民族的显性特征和隐性知识,彼此印证,相互补充,修正和深化了他对西北民族社会的认知,为他反思"民族"概念做了充分的知识铺垫。西北考察获取的民族知识最终成为他阐释"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理论的重要知识来源。

中华民族何以是一个:顾颉刚中华民族理论新解

1939年2月,顾颉刚发表名文《中华民族是一个》。此文既非应景的时务策,也非完全成熟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篇承前启后的理论提纲。事实上,关于中华民族的理论思考,贯穿顾颉刚的整个学术生涯。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中华民族理论的基本逻辑是旧"一"向新"一"的进步。30年代,其理论逻辑转向"多"与"一"的协调。40年代后,顾颉刚试图将上述两个逻辑调和起来,以进步观念阐明中华民族斗争融合的历史过程,并赋予此历史过程以一种共同生活结构,在打破陈腐的华夷之辩同时,防止政治体量的减损。尽管顾颉刚最终没能建构出体系完备的中华民族理论,但他对中华民族理论的历史逻辑和政治属性皆有深入研究。

抗战时期云南籍高官赞同“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的原因及意义

1939年傅斯年所谓龙云、周钟岳等云南籍高官对“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持赞赏态度属实。这是他们接受“礼别华夷”的族类观,通过学习和践行儒家文化,认同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客观表现,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均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质疑、继承与发展——费孝通对中华民族理论阐述的重要贡献

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是中国边疆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之一。文章对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理论建构方面的重要贡献做了探讨,认为其"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过了对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质疑,到继承与发展数十年的思考过程。同时认为完善"中华民族"的理论体系,应该认真审视"民族国家"是否符合阐述中国历史,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努力还是应该从"中国传统"着手。

傅斯年“中华统一”民族思想研究

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丰富的民族思想。民族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民族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所撰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开创了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优良传统。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既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又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强民族团结,反抗日本侵略的现实作用。他热情颂扬中国的民族脊梁,激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爱国主义情感。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脉络的早期思考——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人生交谊及学术论争

顾颉刚与费孝通是中国历史学界、人类学界两座学术高峰,但关于二人之间关系,惜乎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笔者以20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争入手,基于《顾颉刚日记》对论争前后顾颉刚与费孝通交往的记载,考察二人关系,试图以“人生史”的视角重建顾颉刚与费孝通生活世界之关系脉络。通过梳理《顾颉刚日记》中有关费孝通与顾颉刚私下交往的记载,最大限度地靠近历史现场,还原彼时学术论争的本来面目。面临民族危难,顾颉刚深感急需凝聚国民精神以共赴国难,时势驱使他完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建构,这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土家国情怀。面对复杂时势,费孝通也选择以国家情怀为上。此次论争很可能是二人默契配合的结果,也即一种基于国家大义的“善意的共谋”,堪为构建“中华民族”观念的早期思考之一,不但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初的身影,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民族未老与图强之法——顾颉刚与民族“输血论”

顾颉刚提出了民族“输血论”观点,肯定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并将中华民族的未来寄托在少数民族身上。“输血论”是顾颉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渊源之一,对其“中华民族是一个”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其论证过程、理论基础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他首次全面评价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从传统“夷夏观”到现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观脉络中重要的一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与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知识论反思

20世纪30年代国学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辩论,集中反映出近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民族国家建构所遭遇到的一种知识困境:无论是顾颉刚强调"国家一体"还是费孝通重视"民族多元",这场知识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认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争论各方的知识脉络重新进行梳理,分析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边政学派、燕京社会学派、史语所以及未直接参与争论的"延安学派"在此问题上所各自秉持的知识立场与逻辑,由此可识别出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所走过的思想轨迹及其对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知识影响。

爱国的逾越与压力——略论抗战时期中国史家的民族观与节操观

爱国主义是抗战时期史学著述的主流倾向。然而,这一话语本身不免忽略了史家因地域之别、著述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爱国泛化与压力问题。故而,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观念重新加以审视,对沦陷区史家的节操观念详加考析,皆对抗战时期史家抉择问题的探讨,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顾颉刚涉藏考察述论

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顾颉刚前往甘青地区考察。通过广泛接触当地人士、访问各种机构、阅读相关书籍,深入了解当地藏族社会的教育、政治、宗教等情况,着重了解外人对藏阴谋及当地民族关系。此次考察对顾颉刚影响较大,尤其是对外人图藏的警惕以及民族关系的反思,促使其进一步思考边疆民族问题,并为最终形成“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产生较大作用。顾颉刚涉藏考察,不畏艰险,深入边地,将学术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将一般认识与理论提炼相结合,兼顾为学与济世,发人深省。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及其当代意义——关于长征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发展的研究

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对民族政策做出了调整,提出为实现民族平等,让少数民族在自己聚居的地方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主张,并最终发展、定型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对照当时顾颉刚、傅斯年和费孝通、吴文藻提出的两种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路,本文认为,中共在关于回回和蒙古民族问题的两个文献中的思考,既没有采取否定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民族身份"的路径,也没有忽略这种"民族身份"在民族主义时代对多民族国家的挑战,在学理上确立了在多民族国家中实行民族平等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二是少数民族必须在国家认同问题上毫不动摇。中共由此确立了一个既符合学理,也符合中国实际的在多民族中国真正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理论。这个理论至今仍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费孝通的民族与国家观念

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和80年代末分别发表了两篇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论文,即《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和《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都对中国的民族理论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对此讨论已多,但关于费孝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中与顾颉刚意见的根本分歧所在、费孝通前后两个时期的思想关联和差异方面,仍有进一步深入分析的空间。

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人生交谊及学术论争

在1993年第11期《读书》杂志上,费孝通先生发表了《顾颉刚先生百年祭》一文,其中追忆了一段自己与顾先生的往事,描述的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大讨论,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争。关于此次民族问题的论争,学界大多认为顾颉刚、傅斯年与费孝通、吴文藻分属两个阵营。笔者在翻阅12卷本《顾颉刚日记》时,偶然在1932年冬至这天的日记中发现寒寒数语“归,宴客,至十时许客散……今晚同席:费孝通……”笔者旋即意识到这大概应是二人最早的交往记录!照此说来,在1939年之时,顾费二人是已有多年交往基础的“旧年故交”了。本文试图重建顾刚与费孝通生活世界之关系脉络,还原彼时学术论争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