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及其生成逻辑研究

古往今来,义利之辨一直存在,义与利之间的关系界定众说纷纭。新时代,新的矛盾问题产生,人们对义利关系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的变化。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利的重要论述,指明了新的义利观,内涵丰富,其生成遵循一定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墨子义利观视域下古代中医义利观分析及其当代价值

古代中医医家行医目的和取酬态度与墨子义利观具有高度相通性。在墨子“贵义尚利”思想的涵养和规约下,古代中医医家形成了以术利人、以义为先的行医目的和义利兼顾、以义获利的取酬态度。以古鉴今,将古代中医义利观的精髓,通过感染教育,培养医务人员以义为上的行医追求;利用课程思政和媒体宣传,鞭策医务人员守住以义制利的行医底线;借助激励机制,构建义利兼顾的薪酬分配等多种路径,有机融摄于当代医德义利观教育,以冀树立符合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医学义利观,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医学健康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助力。

“何必”曰“利”:孟子仁义观再探——以先秦义利的互训、对立关系为线索

《孟子》首章中“王何必曰利”的表述,在后世围绕“义利之辨”的儒家经学阐释以及当下学界的相关讨论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过往研究多聚焦探讨与阐发孟子之“利”的具体指涉,这可能是受限于宋明儒家之后一直流行未蔽的孟子被“圣化”之风。然而,当我们将孟子的辟利之举置于先秦普遍义利互训的关系,即孟子所处的诸子论辩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孟墨二者的仁义观在“利他”性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以此重新审视《孟子》中的诸多记载,及孟子“何必曰利”的仁义之道,我们发现孟子不仅在思想层面排除“利”的负面内涵,也无可避免地将“利”的正面指涉———包括合理正当的“利他”动机,一并与“仁义”相隔离。此举让孟子之仁义既难达到“形而上”之利他的哲学高度,也使其“形而下”的施行范围受限于战国征战环境,受制于伦理纲常,无奈于国家强弱和大小,甚至在那些更为在乎如何权衡“利”的战国学者们眼中,成为诸侯王、谋士们借“仁义”之名来遮盖其“自利”之实的工具。

重评董仲舒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二是“宜在我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畴,并引申出反对盐铁官营和官吏经商的“与民争利”主张。司马迁的义利观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大于义,公开宣称求利或争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二是国家和个人均可以“兴利”,也应该倡导“兴利”。至于“兴利”能否成功,其结果是好是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尽管他们的义利观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并相互对立,但无论是董仲舒的义利观,还是司马迁的义利观,实际都有着针砭现实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子的义利观能证成“善之异质性”吗?——基于康德主义的考察

希尔伯在研究康德哲学时提出了“善之异质性”问题。李明辉据此认为朱子无法从理论上说明“善之异质性”而仅仅能够说明其反面——“善之同质性”问题。在研究人心道心问题时,林月惠也批评朱子无法说明“善之异质性”问题。为简化论证,本文从朱子的义利观去证明朱子伦理学的性质是义务论。不同于目的论以非道德价值说明道德价值,义务论反对把正当和义务简化为非道德价值的计算,从而能够充分解释“善之异质性”问题。

中国古代义利思想对高校德育的启示——以永嘉学派为例

永嘉学派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作为中国古代义利思想的组成部分,永嘉学派义利观主要表现为义利并举、以利和义,强调崇义养利、行实德、修实政等。该文归纳梳理了永嘉学派义利观的主要特点:不空谈道德,追求义利之和;关注民生实践,突出经世致用;重视“外王”取向,崇尚理想人格;倡导“崇义养利”,批判自私自利。该文旨在为高校德育实践提供一定指导,高校道德教育要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下,在理念上进行创新,重视培育学生的实德、实言、实行,立足现实,反对空谈,培养道德习惯,塑造现代人格。

陈亮义利观对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建设的启示

陈亮是浙东事功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义利观是他事功思想的核心体现。陈亮的义利观主要包括“理”与“欲”统一的道德观、“义”与“利”统一的价值观、“心”与“迹”统一的道德评价标准。陈亮的事功之学因讲实事、究实理、求实效、谋实功的特色,为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建设提供启示,主要体现在坚持物质富裕与精神富有相统一、坚持求真务实、坚持改革创新。

墨学道德义利观视角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研究

墨学道德义利观的主要内涵有:“兼爱”“贵义”“非攻”等思想。墨学道德义利观对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积极影响主要有:“兼爱”思想,助力习武者修炼“侠”人格;“贵义”思想,将“义”提升为习武者的最高行为准则;“非攻”思想,助力习武者明悟攻守之道。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引入墨学道德义利观后,其内涵主要表现为:言行信果、贵义重诺;尚武非攻、仗义行侠;心怀天下、利国利民。墨学道德义利观视野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当代价值主要为:传统武术侠义精神“贵义重诺”的内涵,助力构建崇尚公义和诚信的社会氛围;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尚武非攻”的内涵,助力弘扬民族尚武精神;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心怀天下”的内涵,助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义利合一:民国天津中国大戏院与慈善义演

民国天津中国大戏院是近代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戏院,承办了很多慈善义演。戏院作为慈善义演的承办地,配合政府完成慈善目的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营业需求,可谓义利兼有。伶人群体作为义演的实际参与者,与戏院合作参与慈善活动,赢得社会和政府尊重的同时,兼顾了自身商业利益,称得上是名利双收。这种“义利合一”的慈善参与模式,不仅推动了慈善义演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对于挖掘中国近代慈善文化的变迁和慈善事业的转型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董仲舒义利观涵养新时代政德的价值意蕴研究

在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史中,“义利之辨”是一个重要命题。董仲舒在借鉴先秦诸子义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义利观,即在“天人感应”学说的基础上,敬天的神圣、畏天的权威,从而在义利之取时规范自身,讲求事实上的“义利两养”,道德上的“正其义不谋其利”。这对新时代政德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领导干部在义利之取时,要明立于敬畏的大德,“敬”理想信念,“畏”制度规范;守为官正民的公德,养民之体,教民以义;严君子正我的私德,以义正己,以义为本。

论孟子“义利之辨”的多重意涵

“义利之辨”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话题,它具有多重意涵。修身维度的“义利之辨”蕴含着人性本善的根本理念,道德情感和个体认同的内在需求是人们不断塑造“理想自我”的原由;行事维度的“义利之辨”强调“经权之别”,意在引导人们正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治国维度的“义利之辨”亦为“王霸之辨”,其论说从多方面彰显了“王道”的优越性。从修身至行事,再到治国的层层展开,体现了孟子对“义利之辨”的独特思考,亦为当下道德修养与社会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

朱熹的义利观——以朱熹对《孟子》首章的诠释为中心

义利之辨是儒家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朱熹通过对《孟子》首章的详细阐释展开了义与利关系的论述。概括而言,朱熹的义利观包括两个方面:“求利之害”和“仁义未尝不利”。具体而言,义是天理下贯至人身而成的内在固有之性理,利是万物各自当然之则的具体实现。人出于对天理的深刻领悟而发出的为“义心”,局限于个人私欲的为“利心”,循着“义心”所为便无所不利,殉溺于“利心”则害将相随。

董仲舒义利观与儒商商业理念关系新探--以《春秋繁露》为中心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有大量关于义利观的论述,其在继承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当时的实际,创造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哲学范畴。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利用儒家义利观基本观点来塑造诸如“义利天赋观”“义贵于利观”及“兼利天下人观”等特色价值观。董仲舒对义利观的解读既是他治国理念的外在体现,又是他对经济生活的哲学观察。因此,把董仲舒的义利观与新儒商商业理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研究董仲舒儒学思想体系在商业领域的表现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中正确义利观的深刻内涵、实践样态和发展路径

正确义利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价值遵循,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价值导向,彰显了义重于利、公道正义的价值取向和义利相兼、互利共赢的目标要求;展现出以义为先、持久和平的中国式外交风范;践行了和平共处、尊重主权平等,求同存异、凝聚人类共识,亲诚惠容、共商共建共享等义利原则与道德遵循。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原则,以“元首外交”为主渠道,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五通”,发扬“丝路精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家国义利观视角下政治社会化进程中家风构建的意义

家风家训属于中华民族对于道德以及理想的实际描绘与表达,也是个人道德观念与思想教育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对于社会整体发展中良好风气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家风家训更是对我国优秀文化的传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推动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展,家风家训的创新也是不可或缺的主要条件。本文于家国义利观的视角下审视家风构建的政治社会化意义,全方位分析探究家风建设的重要性,以此分析家风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之间的联系,并结合时代特征建言献策。

司马迁对墨子义利观的继承与发展

先秦诸子对义利思想的阐发各有侧重,其中墨子的义利观表现出义利并重的理念,同时他将其与社会治理联系在一起。从《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以及经济理论能够看出司马迁继承了墨家的为天下之公利,“强本节用”的义利思想,并且司马迁也将义利观念与社会治理紧密联系起来。司马迁还在墨子义利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司马迁认为逐利乃人之本性,他提出了逐利的方法以及基本的原则。

基于不同社会主体视域下的孟子义利观新探

义利观的问题早在先秦儒家便已开始讨论,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被阐发出新的智慧,故义利观是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精髓。孔子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的残酷现实而开启对“义”与“利”关系的思考,并深刻影响儒家后人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作为儒家思想的传人,孟子继承与发展孔子义利观的有益部分,其通过对不同社会主体的分析,以此得出适用于各类主体稳定发展的价值观层面上的结论,这也促使孟子形成颇具实用色彩的义利观。在孟子看来,作为施政主体的君王,不仅需要“以仁治国,先义后利”,还应当“以民为本,先利后义”;作为普通个体的百姓,则应该“以义制利”,在必要的时候选择“舍生取义”以实现自身的价值。纵观当今社会,“看客心态”、盲目逐利等现象层出不穷,而孟子的义利观可以依据现代社会的需要而被辩证地汲取与采纳,这对于解决当代的社会弊病,提高大众的道德素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时代价值判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中国传统义利观中的以义为先、以义谋利、义中取利、义利合一等论述,对于我国当今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坚守以义为先,避免人际交往的失信化、利己化和功利化,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信守义中谋利,既是企业和个人发展的前提,也有利于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和企业软实力的增强,推进社会的持续发展;遵循义中取利,能帮助人们树立合理的财富观;坚持义利合一,公利即为义,也就是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以集体利益为首,促进健康群己观的形成。

中美义利观的起源、发展与分流

在全球治理中,中美两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诉求国家利益,而且承担大国责任。对比研究发现,中美处理国际事务时,两者都强调公平的重要性,注重正当得利,明确义利统一性。同时,二者各有侧重,中国重视集体利益,关注财富的大众分配,而美国重视个人利益,关注财富的个人积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两国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对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启迪。只有谋“义利”之共性,存“义利”之差异,才能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大学生义利观培育研究

义利观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仍是重要的时代工程。尤其是在科技、网络、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的价值观变得多元化且更易受到外界影响。尽管新时代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基本正确,但依然存在自私、功利主义等问题。所以需要分析新时代大学生义利观现状并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