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的犯罪风险防控义务:类型化建构、正当性依据和规范性限缩

互联网平台的犯罪风险防控义务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作为义务,具体包括刑法作为义务和行政作为义务。犯罪风险防控义务在刑法层面体现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罪中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在行政法层面体现为身份核验义务、合理注意义务、报告义务等。刑法作为义务的正当性来源是互联网平台的保护保证人地位说和监督保证人地位说。行政作为义务的正当性来源是集看门人说、权利义务对等说和治理协管者说于一体的综合说。为同时实现互联网平台的健康发展和发挥互联网平台的犯罪治理作用,需要构建对作为义务范围的规范化限缩路径。正当性来源不同,作为义务的限缩路径也不同。限缩刑法作为义务,需结合刑法法益进行;限缩行政作为义务,需结合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和互联网平台的市场规模等要素进行。

公司董事对第三人信义义务研究

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责任是基于董事对第三人的信义义务,公司运营状态、董事身份和第三人类型,均对董事所需要承担的义务程度产生影响。司法实践中董事实施不当行为之后的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有不同的学说理论。通过线上案例库下载的十余份关于董事义务的案例进行研究,分析董事违反信义义务后的相关责任承担,讨论公司董事应当在何种情形下承担董事信义义务,以及对信义义务的构成要件、责任类型和追责机制进行探析,提出了商业判断规则、公司决议和董事责任保险三种方式对公司治理进行优化。

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评新《公司法》的相应修改

新《公司法》关于受信义务的规定体现了创新精神:一是突出了关联交易、公司机会和竞业限制的重要性,完善了程序规则,重组了公司管理者的禁止性行为;对注意义务的界定突破了该条无法进入司法裁判的困境;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了受信义务体系,并将股东代表诉讼扩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二是增加了董事、高管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三是增加了董事责任保险。但新《公司法》依然与现实需求存在差距:一是关联交易的规定依然缺乏实质公平的裁判标准;公司机会缺乏界定,将导致司法审判困难;竞业限制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管理报酬未被纳入忠实义务,司法审判无据可循。二是注意义务规定不周延,未能对管理者的经营义务与监管义务区别对待。三是审计委员会取代监事机构的情形,股东代表诉讼之先诉请求不明确。新《公司法》关于受信义务的上述修改和问题有必要进行系统性分析与评估,从中也能间接省察今后的完善方向。

公司法上信义义务的体系构成——兼评新《公司法》相关规定

信义义务起源于信托法上的受托人义务,在普通法系衡平法传统影响下,其在英美等国的适用早就超越了信托法范畴,成为公司法领域通用的原则。无论是从“委托—代理”视角,还是信托关系视角来看,公司法制度引入信义义务理论都有必要。董、监、高之所以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是因为他们在公司担任特定职务,与公司存在特定的法律关系,“公司利益至上”是其信义义务的内核。新《公司法》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信义义务规则体系。在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实际履行董、监、高职能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后果对于公司利益的影响与董、监、高并无差异,理应对公司负信义义务;同时完善信义义务的例外和救济条款,增加了对全资子公司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合同履行绿色义务的性质与效力——《民法典》第509条第3款释论

《民法典》第509条第3款规定的合同履行中的绿色义务,引起了巨大理论争议,也带来了司法实践难题。将该条款解释为倡导性条款,还是解释为有约束力的法定义务条款,其意义完全不同。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民法绿色原则和立法体系进行分析,应当明确该条款的法定义务属性,通过对合同自由的适当限制,实现对当事人行为的环保约束。具体来说,合同履行的绿色义务具有附随义务属性,违反该义务可能导致损害赔偿、强制履行等责任,债权人也可能因而享有合同解除权;同时,该义务具有不真正义务属性,虽不能强制执行,但可能导致对方当事人减少价款请求权。上述两种定性虽有区别但并非相互排斥,应当由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结合案情决定采用不同的解释路径,以确定合同履行绿色义务的具体内容和边界,并依据社会共同价值、参酌习惯等,认定违反该义务的法律效果,体现绿色义务对合同当事人的现实约束力。

附随义务涵义和价值理念的探析

附随义务在目前仅是一个学理概念 ,且缺乏系统研究。作为一个法律术语 ,在国内、外的相关法典或判例中均没有明确的概念 ,但其具体内容在各国立法中均有所体现 ,并在合同法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 ,界定附随义务的涵义 ,理顺合同缔结、履行中的义务关系 ,以实现附随义务保证交易安全与快捷的价值理念。

社会风险融入公司治理下的董事合规义务——困境、重释与平衡

出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社会风险的概念需融入公司治理,并凭借公司内部的源头预防优势来应对风险现实化后的公共损害。但传统的公司法及公司目的是以股东利益为导向,董事对社会因素的考量面临多元目标冲突和履职技术受限等困境。故要将董事的监督义务重释为“构建公司社会风险防范体系”的强制性“合规义务”,以公共利益为管理导向,在受托于公司的前提下,与忠实、注意义务并列成为信义义务的子集。董事应在履职中采纳ESG方法,通过设置董事(会)级别的领导机关和“预防、侦察、调查与补救”的类型化流程,缓解风险多元化和技术化的挑战。而专业判断规则与责任区分规则,有助于平衡义务强化下的后端责任,避免董事对合规的过度反应产生的经营懈怠。

优化县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实践审视与路径

我国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随着学龄人口的变化、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财政紧缩以及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要求,县域义务教育学校出现“城挤、乡弱、村空”的现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面临新的挑战。各地在优化县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时,注重党政协同推进,强化办学标准引领,完善配套服务与加大投入力度,教育资源整合有力促进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同时,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需要理性看待和因地制宜推进新一轮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县域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加大教育投入,改进县域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统筹师资配置,促进县域义务教育强校提质扩优;盘活闲置资源,出台闲置校舍处置指导意见。

试论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

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是司法界的一个陌生课题。本文试图从附随义务的概念、特征以及与其他义务形态的比较等几方面加以论述,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

论保障公民数字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

数字化教育已发展成教育领域的新样态,但也出现了数字资源难以接入、数字资源使用不便、公民数字信息素养难以提升等问题,从而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此时,保障公民数字受教育权显得尤为重要。公民数字受教育权作为公民在数字时代享有的一项新型主观权利,具有多维的价值面向。从法学视角出发,国家对于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具有法定义务。从社会契约理论、福利国家理论以及客观价值秩序入手,可为国家保障公民数字受教育权的义务找到正当性依据。在内容体系上,保障公民数字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包含了尊重、保护与给付三个层次。当国家违反不同的义务时,公民享有相应的不同程度的可诉性权利。

城乡融合推进县域义务教育质量提升

日前,教育部在江苏南京召开了2024年教育督导重点工作部署会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推进会。会议指出,要引导各地将义务教育发展的重点转移到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上来。长期以来,乡村教育是教育发展的短板。为补齐乡村教育短板,党和国家积极推进义务教育发展,从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到城乡教育基本均衡,义务教育发展不断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

数据受信人信义义务的规范化构造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个人面临着愈发严峻的数据风险。现行数据保护机制在实践中存在模式僵化、保护半径不足等问题。得益于其事前规范视角、评价标准的兜底性和评价体系的开放性,信义义务的适用有助于弥补上述缺陷。为更全面地保护数据主体的利益,数据受信人主体范围不宜局限于商主体。在判断是否应向潜在的数据受信人施加信义义务时,应遵循实质要件与程序要件进行双重约束,避免信义义务的滥用。针对数据受信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可以将保密义务上升为首要义务,强化对数据泄露的预防,并确立“随数据流动原则”,重视对消极义务的使用。

通用人工智能提供者内容审查注意义务的证成

通用人工智能可自发或受用户操控被动生成有害信息,它的提供者作为新型的网络内容提供者,负有数字内容“守门人”职责,同时负有网络空间的安全保护义务,应承担内容审查的注意义务,从而预防有害信息的侵权风险。“以数据为中心”的内容生产方式和算法黑箱效应降低了通用人工智能提供者对内容的管控力,导致对生成内容的普遍审查难以被实现。应针对有害信息,结合内容生产场景、提供者风险预见能力差异化构建内容审查的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以技术性审查为标准,提供者采取符合技术特点的内容审查机制,便应当认定履行了相关义务。

论老年人数字享益权实现的国家义务

数字享益权作为老年人在数字时代享有的一项新兴权利,具有尊重与保障人权、回应民生需求与积极老龄化、弥补现有法律保障不足的价值。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实现需要依靠国家义务,国家义务是实现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根本保障。在内容体系上,老年人数字享益权实现的国家义务包含尊重、保护与给付三个层次。尊重义务要求国家不得妨碍老年人数字自由权行使;保护义务要求当老年人数字享益权受到第三人侵害时,国家应当及时制止并排除妨害;给付义务要求国家应当在物质、服务与制度方面为老年人数字享益权的实现创造条件。国家违反保障老年人数字享益权实现的义务具有可诉性:违反尊重义务具有高度可诉性,违反保护义务具有部分可诉性,违反给付义务具有最低限度可诉性。

数字平台加重义务的理论阐释与规范形塑

数字平台滥用数据、算法与市场权力将会引发不同程度的损害风险,“命令—控制”型监管方式已经无力对之有效规范,将规制视角由外部转向内外协力,对平台课以超出现有规范框架之外的加重义务,透过平台义务性规则的设定实现与监管机制的有序互动,有助于优化我国平台治理的实施绩效。从理论依据看,建立在角色职责和能力职责之上的数据信义义务、负责任算法与数字平台守门人等理论资源,可以为数字平台加重义务提供理论证成。我国现有数字平台治理规范在企业法与数字法层面均未对数字平台权力滥用风险予以适应性调整,也缺乏生成平台加重义务的解释进路。为构造稳健安全的数字生态,应当通过统筹立法或分散立法的形式塑造以数字安全保护义务、算法风险防范义务和竞争状态维持义务等为核心内容的平台加重义务体系,并调适其中可能存在的规范冲突,实现数字社会平台经济的合规性治理。

新《公司法》中的股东出资义务

新《公司法》以强化股东出资义务为导向,对公司出资制度进行了修改,新增了董事会核查和催缴、股东失权制度以及加速到期制度。这些新增制度在实践中如何适用,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股东违反出资义务需要承担补足和赔偿责任,其他股东和董事也可能承担相应责任。

合同法上义务扩张若干问题的探讨

我国合同法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论 ,从动态的角度 ,将合同法上的义务由原先的给付义务扩张到先合同义务、给付义务、附随义务以及后合同义务 ,形成了合同法上完整的义务群。这几种义务之间既有相同之处 ,又有区别 ,是性质不同的合同上义务 ;违反合同上这几种义务 。

数字时代出版者合理注意义务的再审视:依据、内容构成及应对策略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出版行业的改革和创新,各种不同类型出版业态涌现。此背景下出版者履行的合理注意义务呈现新变化和新内容,合理注意义务审查的主体呈现多元化局面,除了传统纸质出版物的出版者外,还包括数字出版者、开放出版者,各自审查内容亦有其特殊性。文章在梳理不同类型出版主体的合理注意义务内容具体构成的基础上,面向侵权前、中、后全程构建数字时代出版者合理注意义务的侵权纠纷防范体系,并结合国际典型判例提出我国出版者防范和应对将发生或已发生侵权纠纷的策略。

论TRIPS协议义务

中国自入世之日起便全面实施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协议 ,并且履行中国入世议定书及工作组报告书所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本文将中国入世后与其他所有WTO成员都必须履行的TRIPS协议一般义务归纳为若干方面 ,并结合WTO成立以来的有关争端解决案例 ,分析TRIPS协议义务的性质 ,最后概述了中国入世后应履行的特别义务。

论董事的善管义务

随着所有与控制职能的分离及股东大会万能主义职权的削弱,董事的职权急剧膨胀,成为公司运行机构的中心。在董事会日益操纵、控制公司的大趋势下,各国公司立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将董事的义务列为董事对公司最重要的且法定不可改变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