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认同与疗愈:从乌台诗案看唱和诗的交往功能

乌台诗案中,苏轼与相关人员涉案诗作计77题、129首,其中唱和诗作63题、108首,占比高达83.7%。分析发现,唱和诗作为一种社交媒介,在交往情境中,具有游戏娱乐、群体认同和情感疗愈三大功能。游戏娱乐功能,主要通过唱和行为本身的交际性、唱和规则的竞技性与唱和文本的诙谐来实现;在游戏娱乐的基础上,唱和诗促进了诗人在价值判断、行为选择等方面的群体认同;同时,唱和诗还深化了情感交流,通过相互砥砺、相互慰藉,缓释诗人的苦闷与抑郁,有助于心理疗愈。唱和诗的交往属性和交往功能,给苏轼等人的政治情绪营造了表达空间,事实上对乌台诗案的发生起到了助推作用。

《苕溪渔隐丛话》本“乌台诗案”的编录视域及文本特色分析

“乌台诗案”是宋代新旧党争的重要节点,再加上主角苏轼的名望与地位,向来广受关注。现有研究偏重编录本案的朋九万本与敕牒本,胡仔本则仅被视作文学读本,价值亦被低估。其实,从重订文字讹误、重构叙事逻辑、重申党争立场、重建苏轼形象四重维度来看,胡仔本在看似无序的表面之下,蕴含独特的编录视域及话语意图,拓展了诗案的既有叙述,并与其他版本构成相通相异的掎角之势。而且,胡仔本宽广的编录视野与丰富的诗学材料,符合受众的期待视野,呈现出独特的文本优势与传播潜力,故而有必要重估胡仔本的编录价值。

乌台诗案视角下的宋代诉讼

乌台诗案可谓观察宋代诉讼实践的宝贵样本,过去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文学、史学以及文本层面,诉讼程序层面研究较少,本文借径诗案材料,尝试对北宋诉讼文化做具体剖析和价值借鉴,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基本背景与主要过程、司法机构及职责分工、诉讼程序、裁判思维与法律适用、宋代司法职业化趋向。

试论苏轼诗歌“怨”的变易——以“乌台诗案”为转折界

苏轼诗歌多怨刺,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作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政治家,苏轼时刻怀有浓厚的忧患意识,渴望忠君报国、执政为民,亦善于以辛辣犀利的讽谏针砭时弊,以诗托讽。但“乌台诗案”的一记重击,使其心境骤变,从曾经的无惧无畏转向了被现实境遇束缚的明哲保身,其诗歌之“怨”更是据此发生了复杂的变易。政治风波显露出的恶劣环境,令他通过对象倾移与程度纾解来重新建构“怨”的基础与可能;贬谪闲居的专治经书,为其再度理解“怨”的性质以及觅得遣“怨”的新路径提供了更趋完善的思想基础。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落笔为诗,表达“怨”的情感内涵愈加丰富,书写“怨”的艺术手法亦由“比”及“兴”。苏诗之“怨”,便在这三条紧密相连的脉络中,彰显出了富有时代性与动态性的独特风姿。

哪位北宋词人险因“乌台诗案”丧命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居,因此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发生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险些因“乌台诗案”丧命的是宋代豪放派词人的代表苏轼。原来,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卷入政治斗争。当时朝廷上革新派和守旧派两军对峙,斗争激烈。苏轼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宋神宗,请求制止变法。请求未果的苏轼遭受排挤,自觉无法在朝廷立足,希望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因此上书请求外任。

乌台诗案

苏轼因新旧派党争,而被构陷入狱,汉朝时长安御史台外的柏树上经常栖息着很多乌鸦,时人称御史台为“乌台”,又因案情乃苏轼“因诗获罪”,故称此案为“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在宋朝很有影响,苏轼的人生及创作至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乌台诗案与宋代鞫谳分司制度的实践考察

本文以乌台诗案为切入点,通过对该案的详细剖析,考察宋代鞫谳分司制度在实际案件中的应用与效果。乌台诗案中,苏轼因诗文被诬陷为讥讽朝政,案件由御史台负责审讯,大理寺负责检法,审刑院负责定判,充分展示了鞫谳分司制度中审讯权与检法判决权分离的特点。本文旨在探讨鞫谳分司制度在防止审判权滥用、促进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并分析其对现代司法体系建设的启示。通过对乌台诗案的详细剖析,揭示了宋代司法制度的智慧与特色,为理解中国古代司法文明提供了重要视角。

“东坡乌台诗案”诸问题再考析

苏轼一案,经御史台审讯,送大理寺、刑部和审刑院量刑定罪,皇帝裁决后,由中书门下用敕牒颁布执行。明刊本《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所载"乌台诗案"是据中书门下敕牒抄录而成。有史料显示苏轼在御史台狱受到了刑讯拷打。苏轼因赦恩原免释放,故告身无须追缴,更不用勒停。其他涉案官员"一依罪人全原",都据苏轼遇赦免罪法而被豁免,最后同苏轼一起,受到神宗特责。乌台诗案,是神宗维护新政的产物,参与弹劾、审判的官员,有些是本于职分,与党争没有太多的关联。

关于苏轼“乌台诗案”的几种刊本

苏轼“乌台诗案”,宋时即已流传,并有多种抄本、刊本。今所见几种刊本中,《函海》本《东坡乌台诗案》、《忏花庵丛书》本《乌台诗案》为原案实录,基本上保存了诗案原貌;《苕溪渔隐丛话》本按编撰诗话的要求作过删改;《学海类编》本《诗谳》则可断定是伪书。

“东坡乌台诗案”新论

苏轼因作诗批评新法,讥刺新党,被纠弹抓捕,酿成诗案,虽属冤枉,但也事出有因。重读这些诗作,重要的问题不是判断其中是否语含讽刺,而是应思考怎样看待这种讥讽。涉入诗案的作品固有其讽谏朝政、不满新法的一面,更反映出一位正直的儒家士大夫对下层百姓的同情和党争背景下其自身复杂矛盾的心态。诗人对新法的反对,与其说是某种政治愿望的表达,不如说是从其切身体验出发为百姓做出的呼喊;而他对新党的讽刺,也是其内心矛盾的自我开释与宽慰。《东坡乌台诗案》在苏轼诗歌的创作历程和宋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为后人对苏诗的接受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文书运作视角下的“东坡乌台诗案”再探

《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八六所载乌台诗案的内容可能抄自承载神宗最终裁断的敕牒,而《东坡乌台诗案》则可能摘抄自御史台存档的从弹劾奏状开始至皇帝裁断为止的各个阶段的文书,虽然编者打乱了文书原有的次序,删掉了相关格式,进行杂糅汇编,但依然能够显现宋代诏狱案件审理过程中频繁的文书运作状况。由于苏轼等罪涉犯赃,讥讽诗作的印行又被认为是"情重法轻",所以能否适用恩赦、能否比附相关敕条而作出徒二年的定罪量刑建议等,皆非大理寺所能擅专,对苏轼的最终处断还是体现了神宗的恩典。

“乌台诗案”与宋代法制

“文字狱”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刑律的一大特色。文人学士因吟诗作文甚至出言不慎而获罪者不计其数。而从法律上明确追究文人吟诗作文的刑事责任,宋代的“乌台诗案”便是典型一例。这一案件,对宋代的政治、法制,乃至后来的“文字狱”,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百家注和施顾注中的《乌台诗案》

作为今存宋人注苏诗的两个重要注本,施元之、顾禧、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施顾注)和王十朋的《王状元分类集注东坡先生诗》(百家注)中都有对《乌台诗案》文字的摘引,但学界对此基本视而不见。事实上,二者不仅引录的篇目、数量各不相同,而且都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和不可忽视的价值。百家注对《乌台诗案》的摘引,最突出的注家是赵次公,其不仅引《乌台诗案》对诗歌进行注释、借《乌台诗案》进行校勘和系年,还可补出一首不见于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涉案诗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施顾注中,施宿则利用《乌台诗案》补出一首苏轼诗集未收的作品,再度彰显了《乌台诗案》在文献上不容忽视的价值。

从“乌台诗案”看苏氏兄弟的出版活动

从出版史的角度看 ,“乌台诗案”是以印本书的盛行为文化背景的 ;《钱塘集》的雕印刊行是北宋中期民间出版空前活跃的表现 ,也反映了印刷出版业初步繁荣阶段管理上的失控 ;遭受诗祸的苏轼、苏辙深刻反思了他们的著述与出版活动 ,这是苏辙生前未刊行其集子的重要原因。元年间 ,“痛定思痛”的苏轼、苏辙在外事活动中均遇到了宋朝书籍外流的问题 ,这一现象激发他们对政府的出版管理政策进行认真的思考 。

乌台诗案与苏轼词风新变

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因诗歌创作得祸的苏轼,从此产生了畏祸心理,但其深沉的忧畏心理又与他天性敞亮的个性特征、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相冲突,这种外部压迫与不能自我抑制的双重心理作用,使苏轼不得不将其创作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他视为无碍的“小词”。正是这种创作心理的转换,苏轼将他复杂深刻的人生感慨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转化为美丽的词章,进而为中国的词坛营造了一片自由而缤纷的天地。

揭示文豪的真面目——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的被扭曲和被误读

苏轼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学者,其在诗、词、文方面均取得了非常高的造诣,受到了后世学者的广泛推崇。在北宋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苏轼既因文而得名,亦因文而得祸。乌台诗案就是典型的例子。苏诗在乌台诗案中是如何被扭曲和误读,有其政治原因与文化原因。

“三舍人议案”、“乌台诗案”与宋代政治

"三舍人议案"和"乌台诗案",是宋代政治中的重大事件。"三舍人议案"中,苏颂与皇帝、宰相的争论涉及以法治国还是以情代法?用人是皇帝、宰相"已夺"还是付之"听取众议"?"乌台诗案"是以诗文断章取义,罗织罪名的大冤案,此案的罪魁是李定等制造者还是钦定、逮捕、审讯苏轼的宋神宗。分析两案是非曲直、经验教训,对选拔人才、以法治国等都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是处青山可埋骨——“乌台诗案”前后苏轼的痛苦体验与人生抉择

由于宋代最大的一次文字狱“乌台诗案”,受害者苏轼经历了炼狱般的人生考验。苏轼从生理到心理,都在从未有过的怆痛中经受折磨、调适与治愈的煎熬和重生的抉择。“乌台诗案”带给苏轼刻骨铭心的痛苦体验与难忘记忆,这是苏轼的“不幸”。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乌台诗案”又彻底改变了苏轼的人生,让那个雅俗共赏、人见人爱、享誉世界的苏东坡从此登上了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舞台,这当是苏东坡的“幸”,自然也是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幸”。

漫说“乌台诗案”

930多年前北宋神宗皇帝时代的一场文字大案——"乌台诗案",对苏东坡来说既是天降横祸,使其由地方官轮为阶下囚,险些丧命,出狱后被贬到时为僻州的黄州;这段贬居生活又是他人生的财富,使其思想和创作在此升华。再谈"乌台诗案",一是分析其原由,二是探究制造冤狱者的真实意图及东坡所受到的人生影响。

政治漩涡中的士人心态——对苏轼“乌台诗案”诗文的政治文化解读

由于士人与政治间的密切关系,士人心态必然包括大量的政治内容。乌台诗案是北宋时期发生的一起文字狱,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它不仅在当时有重大影响,也为后人研究士人政治心态,特别是苏轼的政治心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苏轼是士人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心态颇具典型性。乌台诗案构成苏轼政治心态演变的转折点。透过苏轼在诗案前、中、后的大量诗文,可以对苏轼政治心态及其变化有较全面的了解。苏轼的政治心态及其演变表明,在道、王夹缝中求生存的士人,其政治心态中存在着难以排解的紧张与焦虑。这是传统社会下,士人无法摆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