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乡愿”批判的再审视——兼以康德“道德哲学”为视角的探讨

通过对传统儒家“乡愿”内涵与外延的深入剖析,可以发现儒家无法由外而内地判断“他者”乡愿之“实”,且在儒家家本位视角下,“愿”者之种种表现往往被冠以孝悌之名,但扩大到“乡”之范围却变成了众矢之的,这其中所折射的是儒家的道德哲学问题。从康德的“自由意志”与“定言命令”观照,可以发现其对于乡愿的判断是由“自我”出发的,而如果乡愿不能推广到普遍的“乡”中,那么不能也不应该在“家”的小范围中践行。此外,康德的道德哲学洞见了“根本恶”的存在,并为“第三种”乡愿提供了存在论的辩护,而儒家则显然缺少对“本心”“本性”自明性问题的反思。

作为政治人格的狂狷、乡愿与伪君子——以晚明东林诸君见解为据

狂狷、乡愿和伪君子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人格类型,本文主要以晚明东林诸君的见解为据,兼及孔孟,逐次分析了这些人格类型内涵的价值理念和行为选择特点。特别指出,将乡愿与伪君子混为一谈是在学理上未作深究,并分析了此二者的三点不同。旨在以史为鉴,为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政治人格的成长和世俗化,提供一文化参照。

论乡愿式教育及其超越——基于教育立德树人本质的分析

在物质相对富裕的时代背景下,有偏的教育理论、教育舆论与学校管理共同形塑了乡愿式教育。乡愿式教育是一种背离立德树人教育本质的教育样态,以"学生中心"立场、"快乐至上"态度、"解放个性"目标和"教育服务"方式为主要特征。乡愿式教育固然容易营造出一幅学生快乐、家长满意、社会认同的"现代教育"景象,实则是对教育立德树人本质的扭曲,甚至不再对学生进行价值上的引导与社会化的涵养,具体表现为教师成为耍弄技术、迎合学生的"服务者";学生缺少理想与责任感,在片面重视个性、追求快乐的环境下成长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脆弱的"巨婴"。为了超越乡愿式教育,必须恢复教育的立德树人本质和力量,坚持以学生发展中心取代学生中心,同时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协力共进,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培养学校的免疫性和守护教师的自尊与自重,从而促进教育现代化,激发学校办学活力,造就勇于担当、能够行走于未来世界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刘熙载的书品人品论——从“狂狷”、“乡愿”谈起

刘熙载是清朝中叶后期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及书法批评家,其书论收在《艺概.书概》及《游艺约言》之中。刘熙载论书极重人品,并据人品为书法立品,“狂狷”和“乡愿”即其中的二品;他仰慕圣贤,心仪“狂狷”,痛斥“乡愿”,从而构成了其书品人品论的梯级。他的“书如其人”论旨在劝人坚持操守,“迁善”、“改过”。

郭象“物”观念与晋人的逸气及乡愿

在郭象哲学中,"物"是一个频繁使用的边缘词。从内涵上看,郭象的"物"观念重视"各"物,着眼于物与物之间质的差别。在外延方面,郭象的"物"观念从自然物一直拓展到最一般的存在,人、系于人事的"爵禄"等也属于物。郭象的"物"观念指向人的社会政治实践的开展,指向人的生命意义的安顿。郭象"物"观念的哲学意蕴在于:人虽无往不受欣羡外物的欲望的蛊惑,但人生而自足依然是一个本体论事实;人生而逍遥,却无往不应安于性分的界域之内。在此,逸气难掩乡愿:在"分"之内高扬个体的自足自得自由与任性逍遥,"安分"往往演变为认命:全盘接受现存外部秩序的合理性,乐于舒舒服服地躺在(得到形上论证的)"性分"所蔽护的安乐窝里做着甜美的梦。

弘扬海瑞“恶乡愿”精神

海瑞其人,海瑞其事,素为世人推崇,史载之,文扬之,剧颂之,像绘之,传诸久远,历经数叶,横遭“十年浩劫”而终不衰,迄今光彩夺目。究其原因,盖源之于海瑞精神。今仅就其精神中“恶乡愿”这一点,敬献管见,恳祈学坛方家不吝赐正是幸。一、回顾历史上的评论对于海瑞其人其事,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官修《明史》称其“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可与西汉武帝时的汲黯、北宋时的包拯媲美,说其“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然而即使如此,也免不了有“行事不能无偏云”

论儒学对刘熙载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从“中和”“狂狷”“乡愿”谈起

刘熙载是晚晴一位涉猎很广的美学家,其书法理论收在《艺概·书概》及《游艺约言》之中。刘熙载的美学思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其书法美学思想也不例外。刘熙载将儒家的"中和""狂狷""乡愿"引入其书法美学思想,使得其理论极富文化底蕴。细细品味《书概》、《游艺约言》,能够使读者深入到文化的层面去领略中国书法艺术的意蕴。

《清闲供》:明季文人的乡愿生活观及其保真意识

明季文人普遍追求的是一种世俗化的乡愿生活观,他们将世俗生活极度艺术化、精细化,并在这种生活中“以性立命”、“修命留性”,以求“采真”、“保真”,追求生命的真谛。“三清”作品则是这方面的最好诠释。探索这种乡愿生活观有助于我们认清晚明文人的生活本质,纠正所谓个性解放的偏颇。

从“丧家狗”到“乡愿”--《应物兄》中儒学形象的现实观照

《应物兄》是一部以当代“儒学复兴”为背景,借助纷繁复杂的知识分子群像,叙述一个时代精神状况的长篇小说。文本聚焦20世纪末21世纪初儒学兴起这一特殊文化现象,巧妙牵连《论语》中的人事,形成强烈对比反差,揭示了当代新儒学在“应物”过程中从“丧家狗”到“乡愿”的流变。小说通过对儒学复兴思潮的剖析思考,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分崩离析和塌陷堕落的影像,塑造了为各领域发展贡献青春和才华的人们,他们是民族文化传承的真正载体,影射了民族文化真正之根基所在。

平坟扩耕遭遇乡愿民俗——周口平坟扩耕事件的文化透视

中国传统的土葬以恋土情结、孝道、祖先崇拜为深厚的文化根基。河南周口的平坟扩耕不尊重乡愿民俗,有悖于文化底线;经济至上,本末倒置";移风易俗",却平坟难迁。殡葬改革,平坟扩耕,要尊重当地的乡愿民俗。

中庸与乡愿:论儒家理想政治人格的异化与重铸

在儒家政治文化传统中,具有中庸美德的君子人格一直备受推崇,而乡愿人格则一直是儒家重点批驳的对象。但吊诡的是,崇尚中庸政治人格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却始终无法摆脱乡愿的阴影,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伦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所存在的困境。在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巨大转变的当代社会,乡愿人格愈发显示出巨大的危害性。在此境况下,以共同价值为文化基础,综合使用"抽象继承法"和具体创新法,在保留儒家文化核心架构的前提下灌注以时代精神,并加强制度伦理建设,有助于儒家理想政治人格的重铸,并利用其力量和智慧推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取得进一步发展。

黑格尔论伪善的三重形态——兼与儒家乡愿比较

伪善是生活世界中常见的道德现象,它的本质是伪装的“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伪善问题进行了详尽研究。黑格尔从世界的终极目的“善”切入,展示了“善—义务—良心—伪善”严密的逻辑理路。由此,黑格尔提出伪善的三种哲学形态:“盖然论”“抽象的善”“讽刺”。当然,这三种伪善形态并不是平行铺陈的,而是根据其隐蔽性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依次递增。另外,在“文明对话”的宏观视野中,将黑格尔的伪善与儒家的乡愿进行比较后可发现,儒家的乡愿类似于黑格尔的“抽象的善”。黑格尔的贡献在于揭示了伪善的潜藏性,而儒家则集中于经验地分析伪善者。将黑格尔的伪善与儒家的乡愿结合起来考察,既有利于深入溯源伪善现象之滥觞,又能深刻地把握伪善对社会道德氛围与良善风气的破坏。

先秦儒家对“乡愿”的批驳原因探析

先秦儒家所提及的"乡愿"代表一种人格类型。这种人格类型与现今社会上的"老好人""好好先生"在表现上契合。这类人没有原则,为了一己之私可以放弃公义,对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带来隐患。先秦儒家早就对"乡愿"做了批驳,认为乡愿是"德之贼"。从两个层次来阐述全文:第一层次分析先前儒家代表们对"乡愿"的态度表现为批驳;第二层次分析先秦儒家对"乡愿"批驳的原因。经过分析,原因如下,第一,与理想人格大相径庭;第二,异化和丑化了"中庸""中行";第三,乡愿行为与提倡儒学人群的担当不符;第四,乡愿曲解了儒家推崇的"礼"。

“乡愿”与“冷漠”及其对大学生道德成长的影响

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转型,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变化必然对高校教职员工、学生的心态和行为方式及品行和道德成长产生相应的影响。这其中高校校园里不同程度存在着的"乡愿"与"冷漠"现象对校园风气、校园文化产生腐蚀,对大学生的道德成长和道德人格的养成也带来负面影响,必须加以克服、化解。对此,有必要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加强纪律教育,强化大学的学术共同体和师生共同体建设。

荀子的“乡愿”思想

谭嗣同把“荀学”和二千年来的封建意识联系在一起，认为荀学皆“乡愿”，能从根本上体现这一点的便是荀子的“外圣内王”的政治思想，即以儒家立国，以法家治国。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会导致社会人才的严重虚伪不实。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要有良知、道德感和责任感，如果失去了这些，那就是虚伪的市侩阶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唯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自己的外在身份与内在品质相统一．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中国的脊梁”。

“乡愿”文化对治理能力的多维度消解及其破解之策

治理视域下,"乡愿"不仅作为一种政治人格,更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从多维度消解着治理能力,影响治理权威的效力,破坏治理秩序的确立,阻滞治理机制的运行。消解"乡愿"之害,儒家提出返经以求中庸之道,但是践行不易;从当代中国治理实践的经验来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并吸收借鉴儒家政治文化的合理要素。

传统儒家“乡愿”人格的道德风险与德育纠偏

孔子首次提出“乡愿”的概论,并以“德之贼”的人格形象出现。传统儒家一直警惕、批判、矫正“乡愿”人格,正是因为“乡愿”消解了人的独立性和真诚性,趋向于形成讨好型人格和表演型人格,同时“乡愿”人格的出现也会破坏社会的道德环境。传统儒家“乡愿”人格纠偏的德育路径展现出“诚—信—敬—耻”的基本线索,遵循着“立身—处世—治世”的实践理路,注重道德真诚,突出现实关照。

生命的延续与荀学之“乡愿”——兼论荀学人性论起点是生命意识

自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排荀运动以来,以荀子之学为乡愿的观点不绝如缕。但是荀子之学与乡愿实有本质分别。乡愿有三个特点,一是自保,二是权变,三是没有节制。正是第三点把荀学与乡愿区分开来。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说,荀学"性恶论"中礼义之善来自于情、欲的自我限制和心知的统合,归根结底来自于生命力本身的流淌、撞击与转进。荀学中礼义之善来自于"情"的自我限制和"心知"的统合,归根结蒂来自于生命力本身的流淌、撞击与转进。情、欲乃是耳目口腹之欲层面的欲望与本能,并不能进行善恶评判。但是情、欲有一个基本之性向,即"欲多不欲寡",这一个基本之性向即可以理解为柏格森所谓生命之冲动,或者黑格尔的"恶"动力,也即《周易》所说的生生之精神、人类生命之自觉。但是欲多不欲寡的情欲必须受到限制,如果"顺是"则必将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残贼暴乱的状态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有悖于生命自身生存的需求。于是基于生存与自保的集体生命意识,人们借助心知(或者理性)的力量开始对于情欲进行限制和约束。这一过程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淀,乃至于最终成为人类前理解或心理结构的过程。礼义由此而生。但是在荀子,这一过程被说成"圣人恶其乱也"从而制礼义以分之,由此礼义的诞生被赋予某种神圣启示的意味。

乡愿式的温情 精神与情感的梦境——《廊桥遗梦》解读

人类在20世纪经历着现代文化以及由现代文化转向后现代文化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必然要面对种种精神困惑与生存困顿。小说《廊桥遗梦》以极为严肃的写作态度,描写和剖析了爱情及其爱的心理情感,它对20世纪末社会现实与人的精神状态、人类生存困境等,作了极为深刻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