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情绪变化与抗议二十一条运动

山东问题作为一种宏观的长远利益,难以成为一般民众关注的焦点。而要将少数精英首先觉悟到的利益转化为广大民众的共识,激化民众情绪,形成社会运动,舆论起着关键的作用。一战爆发后,从舆论上看,国人大体持局外中立观点。日本出兵山东之际,事态愈发严重,但能启动舆论工具的文化人对山东权益归属尚存希望,民间反应主体商界力求平稳,仍未能引发大规模民众示威运动。直到日本二十一条要求逐渐公之于众后,民众情绪才愤激起来,但由于当时号召民众奋起斗争的观念对寻常百姓的鼓动作用终归有限,激发民众情绪激越化的因素单一,文化人反对采取过激行动,以及商界倾向采取平稳的运动方式,决定了民众抗议日本二十一条要求运动迅速走向平静的发展样态。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

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政府大肆运用新闻策略,将日本要求内容及会议情形漏泄于外报驻京访事,以制造国际舆论,争取各国的同情与暗助。同时,纵容国内报纸自由地发抒爱国反日言论,以为政府对日交涉的凭藉。但出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和防止国民“干预”外交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又尽量控制过激舆论,使之不至妨碍交涉的和平解决。因而国内舆论未能达到既监督政府外交使之顺从民意,又引导国民爱国言行使之成为政府对日交涉后援的目的。

“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的政府外交与社会舆论

自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中日交涉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国内舆论集中在交涉的起因、日本要求的内容、袁世凯政府如何答复,以及会议交涉的进展情形;并一再要求政府当局公布日本要求,以便逐条拒驳,共筹对付之方,为政府外交之后援。但出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及防止国民"干预"政府外交的考虑,政府当局尽量控制乃至压制过激舆论,使之不碍及交涉"和平解决"。因而在交涉期间政府外交与社会舆论的关系极为微妙。

也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的关系

历史上看,袁世凯本人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日本的,其对日本抱有极深的戒心。1915年在二十一条交涉的过程中,袁世凯是据理力争的,虽然日本有利用帝制诱惑袁世凯的企图,但这一方策对袁世凯未能产生效果。二十一条的签订不是日袁间幕后进行交易的结果,而是中国积贫积弱以及缺乏有力的国际支持所致。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

《二十一条》的签订,史学界多认为是袁世凯称帝心切所致,实乃日本为压服袁世凯政府而实施的一箭双雕之计,我们从袁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批中当可知道他在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并进行了相当的抵抗。

一部精心整理的民国史专题资料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评介

揭示黄纪莲《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的特色及价值在于:内容全面,充分反映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的全貌;取材广泛,利用价值高;编辑得当,使用方便。指出该书为近年来民国史专题资料集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门户开放与特殊利益:日美对华政策的冲突与调和——以华盛顿会议上的“二十一条”问题为中心

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被迫放弃了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某些条款,但却保留了其中的关键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美日对华政策冲突调和形成的结果,即既要维护门户开放,又不追溯既往的"特殊利益";既要尊重中国的政治权利,又不放弃在华的经济利益。透过华盛顿会议对"二十一条"要求的处理办法,可以看出华盛顿体系自相矛盾的内部机制,及其最终破产的重要原因。

美国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态度的历史考察

美国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态度,学术界专文论述的很少。而在当时,北京政府又有意联美制日,因此尚未参加一战的美国,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态度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从美国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态度变化情况、原因及对中日两国的影响三个方面,作一个历史考察。

“二十一条”交涉的另一条管道——总统府相关活动透视

对日"二十一条"交涉,实际上有外交部和总统府明暗两条管道,总统府交涉管道的关键人物是袁的顾问有贺长雄,负责袁和有贺之间联系的,在国内是袁的心腹幕僚曾彝进,在日本是驻日公使陆宗舆。根据新发现总统府交涉密档及其它相关记述,袁在开议前曾派有贺回国打探元老态度;谈判陷入僵持后,又派有贺回国运动元老给大隈内阁施压。袁在交涉过程中采取拖延、泄密等针锋相对的策略,与他在开议之初便透过手中掌握的有贺致松方正义密函知晓了日方的交涉策略,应有一定关系。为加强与元老联系,袁又接受有贺建议,设立"外友会",秘邀松方访华,并得到后者响应,但最终未能成行。有贺致总统府电文中所谓"秘密一事",及驻日公使馆致外部电文中所谓"密约一条",即指此事而言,而非指袁为实施帝制,与日方另有所谓"密约"以换取后者支持。交涉行将结束时,曾彝进还曾向袁提出过一个不为学界所知的善后密呈。与外交部围绕具体条款同日方讨价还价不同,总统府交涉管道侧重利用日方高层对华政策分歧开展工作,从而对交涉进程和最终结局产生了一定影响。

重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野心的关系

中日“二十一条”是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该条约是日本政府经过长期策划而形成的,是日本政府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日本政府趁机在华扩大侵略的产物。尽管袁世凯对此进行了抵制,但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这种对日让步是袁世凯在痛苦的两难选择中做出的理性抉择,与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无关。

“二十一条”与袁世凯称帝

日本政府抛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窥破袁世凯图谋称帝的野心。日本以帝制为筹码对袁世凯进行要挟，迫使其接受严重丧权辱国的条款。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反而加速了皇帝梦的破灭。

挽救危机的失败:“二十一条”交涉后的袁世凯政府

"二十一条"交涉后,朝野上下为应对外交危机,在内政方面兴起了一场挽救统治危局的运动。不仅各级官吏、名流、士绅纷纷进言献策,袁世凯也一度表现出对修明内政的附和。尽管北洋政府就教育、实业、军事、自治、民生、减政、吏治、立法等方面尝试了短暂性的改制举措,然而,内政整顿不仅未达如期目标,反而激化了政府的信任危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最终转向帝制道路,不仅导致这场挽救危局的努力迅速湮没在洪宪帝制浪潮中,而且使得民初政局发生了深刻的逆转。此外,这场由政界同人主导的、以整饬内治为诉求的努力,与思想界同步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共同构成了同时期改造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思潮。

民国新型知识精英群体救国反应比较研究——以袁世凯时期“二十一条”交涉为中心

1915年,日本对华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社会各阶层反响强烈。民国新型知识精英群体,此间,围绕"二十一条"交涉,在相关报刊发表时评文章,抨击、抗议日本侵华,倡言其救国理念及目标,他们的救国理念,都有朦胧不清晰之特点,且差异甚大,有些平和理性,有些感性激进,有些颇有前瞻性,而多元启蒙意义不可低估。

晚清民国报人陈景韩救国理念初探——围绕袁世凯时期“二十一条”交涉之初步反应

1915年,日本对华提出旨在灭亡中国之"二十一条"要求,中国人民作出了广泛深入的反应。陈景韩作为晚清民国名报人,是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这期间其围绕"二十一条"交涉在《申报》上刊载近140篇时评文章,倡扬其救国理念及目标。其救国理念虽有朦胧不清晰之特点,但偏向理性,启蒙意义不可低估。

近三十年来“二十一条”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发生于袁世凯当政时期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被视为"卖国外交"的典型,并把其与袁世凯称帝野心联系起来,即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主动接受了"二十一条"。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深入、外交档案的公布和国际交流的频繁往来,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已经有不少论著和论文发表。本文试就近三十年中大陆有关期刊和论著观点做简要评述。

袁世凯时期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事件历史研究综述

1915年日本政府对华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以及有关的中日交涉,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史、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袁世凯时期围绕着"二十一条"要求展开的交涉,其后形成了民国史上最为屈辱的一批不平等条约——"民四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关袁世凯时期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事件的研究,学术界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本论文试图在2007年前出版的已有的资料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袁世凯时期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事件之研究状况,作一个系统的历史考察。

1915年上海民众反对“二十一条”斗争述略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开,上海各界反应迅速。除了集会抗议活动外,上海各界还发动了抵制日货和爱国储金运动。虽然上海各界的一系列斗争未能改变袁世凯承认卖国条约的结局,但仍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亡我中华的绝密谈判“:二十一条”签订始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借机大肆扩张在华势力,妄图独霸中国。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二十一条"文书,其亡华之心已昭然若揭。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传统的观点认为:"二十一条"的签订是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皇帝梦而以国家利益为代价争取日本支持的结果;条约使我国丧失了大量权益,同时也为袁世凯的倒台埋下了伏笔.我认为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对中日综合国力的差距的认识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袁世凯在双方交涉过程中,采用多种手段与日周旋,尽力减少损失,挽回利权,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本并没有通过"二十一条"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的交涉,应是一次不得已而为之的外交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