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追求的困境:卡特政府人权外交与美菲军事基地谈判

卡特时期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谈判,是后越战时代影响美菲关系的重要事务和牵扯美国在东南亚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检验美国“人权外交”效力的试验域场。在东南亚,卡特政府以人权问题迫使作为“民主橱窗”的菲律宾改善国内政治环境,却受到美菲军事基地谈判和传统安全利益的束缚。人权目标与军事安全目标的抵牾,导致卡特政府在军事基地谈判的政策上摇摆不定。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苏越同盟、柬越战争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政府决策层强调人权优先的呼声日益式微。在经历了围绕人权原则的内部争论,以及与国会的政治博弈后,美国对菲政策事实上重新回归传统安全轨道。卡特政府试图通过人权外交来重新诠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在对菲关系上未能成功调和道义追求与传统冷战利益之间的矛盾。

欧盟对华人权外交的历史演进与中欧关系

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盟对华人权外交经历了四个时期。1990年至1997年,期望借助人权问题建构其“规范性力量”角色的欧盟启动了对华人权外交,把人权议题纳入双边关系作为对华政策的基调。1998年至2006年,由于欧盟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对华提案的连续挫败、成员国在对华关系中的不同利益偏好,以及欧盟对华接触战略重心的改变,欧盟对华人权外交进入了缓和期。2007年开始,迫于人权非政府组织的压力、欧洲议会职权的扩大,以及中国更深入地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建设造成的欧盟影响力下降,欧盟对华人权外交的程度再度上升。2016年之后,欧盟对接触中国的方式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在规范性议题上,把强化人权外交作为接触“制度性对手”中国的主要手段,扩充了对华人权外交的政策工具。从整体上看,欧盟对华人权外交对中欧关系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欧盟在对华政策中将人权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借用人权议题来达成对内和对外的实用主义目标。目前,欧盟正在通过将人权议题与贸易、科技等专业领域挂钩来强化其作为人权推动者的角色,在强调对华关系“去风险”话语转向的加持下,这将给未来的中欧关系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冷战后美国的所谓“人权外交”

冷战后美国的所谓“人权外交”○罗艳华（一）利用“人权外交”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并不是冷战后西方的新举措，而是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一贯推行的政策和战略，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５日，美国杜勒斯在国会准备任命他为国务卿的听证会上说，要用和平方法使社会主义...

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演变及实质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今后的走向将直接影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中美关系也是当前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等领域的差异,导致了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建交以来,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受时代发展、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不断演变,但一直以来美国都将人权外交作为分化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维持其霸权体系的重要手段。

人权外交的新版本-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

统一后的德国有意超越其中等国家的国际地位,希望在打造国际政治秩序方面发挥更多的影响力。为了在世界舞台上赢得尊重,并且扩大自己的外交活动空间,提升国家的影响力和声望,德国赋予人权外交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人们对德国红绿联盟的人权外交研究颇多,对默克尔价值观外交的评论也散见于各种报章媒体,但把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放在人权外交的大框架内进行分析的研究还做得比较少。本文在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对人权外交新版本———默克尔价值观外交做一些探讨,希望能够对人权外交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便我们在同西方国家交往中做到"知己知彼",取得主动。

论里根政府对卡特“人权外交”的超越

卡特时期人权成为美国外交的核心和灵魂，但它并没能实现美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即扭转美苏较量的劣势。“卡特主义”的提出和里根上台后的第一任期则使美国外交转到现实主义轨道上来。里根第一任后期开始重新发动人权攻势。里根政府的“人权外交”不同于卡特时期，它是以军事优势为基础，且为美国外交增加了“道义”力量，是对卡特“人权外交”的继承和超越。

欧盟人权外交与中国应对之策

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总体来说在向着积极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人权问题却又一直挥之不去。中国和欧盟同样坚持民主、法治、人权、自由以及和平与合作等核心价值观,却因为政体和国情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成为欧盟对华进行"人权外交"的重要依据。然而,由于民众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欧盟的"人权外交"既有执着坚持的目标性,又有实用主义工具性。弄清欧盟"人权外交"的两重性,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欧盟的公共外交。

论卡特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外交

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 ,正式提出了人权外交战略。美国人权外交虽然不能排除其理想主义成分 ,但其主要动机是国家利益方面的现实主义考虑。第三世界国家是美国实施人权外交的重要对象。卡特政府对第三世界的人权外交有其自己的特点。对卡特政府实施人权外次 ,历来评说不一。不能否认 ,卡特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政策取得了某些收获。但总体上讲 ,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反而使美国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害。

人权和美国的“人权外交”

美国的人权外交始于卡特任总统时期，里根时期加以完善；到布什时期，成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其对外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美国的人权外交是美国政府和国会把美国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人，以维护人权为名，干涉他国内政的对外政策行为。

肯尼迪政府对华和平演变政策及中国的反应——以人权外交为中心

和平演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肯尼迪政府时期是实施这种政策的重要阶段。文章从介绍肯尼迪对华和平演变思想入手,重点论述了他以大陆逃港者这一所谓"难民问题"为由对华采取人权外交,试图挑起中国内乱,和平演变中国。中国对此保持了高度警惕。正是由于肯尼迪政府依旧采取对华敌视态度,加之中美两国对人权的不同理解,肯尼迪尽管有改变前任僵硬对华政策的考虑,但两国紧张关系却未能明显缓解。

纳粹大屠杀、美国犹太人与人权外交

犹太人是参与和影响美国人权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战后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犹太人参与美国人权外交的活动在主要参与者、目标和内容、活动策略和方式、活动的主要舞台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由于犹太社团在美国的成功及其积极推动,大屠杀逐渐成为犹太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乃至美国社会文化的重要部分,它也成为影响美国犹太人参与人权外交的独特因素。大屠杀幸存者和教研群体实际上成为人权网络的重要支持者,大屠杀教育则成为美国公民道德和人权教育的重要平台。大屠杀留给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使他们容易透过"大屠杀棱境"去认识世界各地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有所作为"而不是做"冷漠的看客"成了一种道义要求。与大屠杀相关的事物和语汇也成了强有力的象征,可以借此开展宣传、动员和意义架构。

“人权外交”与美国第三世界政策

吉米·卡特执政时期（１９７７年１月至１９８１年１月）是战后美国外交方针面临又一次重大转折的时期。鉴于越战的失败和水门事件被揭露在公众中造成的信任危机和道德危机，卡特上台后即表示要在对美国的“价值观保持一贯纯正以及对它的历史观保持乐观的基础上”，“制定...

论冷战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中的公众舆论因素

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美国对外政策政治学里最重要的课题。美国作为民意调查最频繁的国度,公众舆论被看作人权外交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分析冷战后公众对中美人权问题的态度及形成这种态度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公众舆论与人权外交的互动关系。

再谈美国人权外交的背景、实践及评价(1977～1981)

卡特主政美国时,对外极力提倡和推行人权外交政策。这是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当局深信人权问题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既是自身道德与理想外交传统的自然延伸,又是对内外诸种压力与挑战所做出的现实性、能动性反应。在贯彻与落实的过程中,针对不同地区或政治体制的人权外交对象,依据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当局采取主动灵活性的政策与举措,而不是搞僵硬的"一刀切"。在总体上不太成功的大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和意义上切实唤醒了人权状况恶劣国家的民众的人权意识,缓解了人权遭受严重践踏的程度,而且对此后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影响深远。

冷战后几种外交思潮的兴起及其对美国人权外交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各种外交思潮泛起,其中以民主和平论为主要内容的理想主义主张"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以及新孤立主义等思潮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人权外交在冷战后得到了加强,其中民主和平论、新干涉主义理论对美国人权外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新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起对美国人权外交有一定的约束力。

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视野下的中国人权外交

普遍定期审议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首个任满6年的人权理事会成员。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对各国人权状况的审议,发挥建设性作用,恰当运用赞扬、关切、声援与呼吁、询问、澄清、关切和建议等手段,积极开展人权交流、合作、对话与斗争;另一方面,中国也以认真、开放和坦诚地态度接受人权理事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审议。在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这一人权外交的重要舞台上,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我国应在坚持人权外交的基本立场,总结自身实践经验,借鉴他国的有益经验,不断增强我国参加国际人权合作、对话的斗争的能力。

冷战后美国强化对华人权外交的原因探析

冷战期间,美国人权外交的主要对象是苏联而非中国。冷战后,中国成了美国人权外交的主要对象。冷战后,美国强化对华人权外交的根本原因是美国依然坚持冷战思维,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冷战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论美国的人权外交

论美国的人权外交王锦瑭所谓“人权外交”是指将人权作为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或将人权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近年来，美国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时，把人权问题放在突出的地位，并把它强加于人，从而加剧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紧张。人权外交业已成为美国...

浅谈宗教与美国的“人权外交”

美国外交的历史具有独特的宗教特征,尤其是在人权外交方面。人权概念的产生是宗教历史积淀的产物,而人权外交可以理解为通过外交、经济甚至军事干预在国际上追求人权的行为。人权外交倡导的平等、自由有其鲜明的宗教性特征。宗教之所以能够影响人权外交的倾向,在于它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存在于美国的社会当中,成为显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国家的政策行为。当然,从根本上说,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