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直报怨”思想研究——兼论孔子是否反对“以德报怨”

据《论语·宪问》,孔子主张“以直报怨”,而对“以德报怨”则并未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通过考察《论语》中关于“直”、“怨”的各种论述,结合历代学者的相关观点,可以得出:“以直报怨”中的“直”,应该包含诚实、无私、符合通权达变原则的正直、等值、合乎礼的直率等丰富的含义;“以德报怨”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的体现了人们不计前嫌、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有的则反映了一些人的虚伪和充满私心的算计,因此,对于“以德报怨”,我们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以直报怨”既包含“以德报怨”中值得肯定或提倡的内容,又包含“以德报怨”中所没有的对怨恨对象采取相应报复措施的内容,因此是一种更为全面、合理的报怨方式。

“以德报怨”儒、道辨——兼论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

历史上尝谓“以德报怨”(或“报怨以德”)之说是老子或孔子的话语,这实属误解。“以德报怨”既非出于老子或道家,也非出于孔子或儒家,同时亦非孔、老所赞同的思想;它是春秋以降曾流行于社会上的诸种怨德相报方式中的一种,体现了德治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一种社会价值认同;孔、老对此都做了理性的反思,后世儒、道学者也对之多不认同,而南宋朱熹对其所做的“只是伪”、“不诚”的批评更值得重视。在今天看来,“以德报怨”是一种虽有合理因素又有更多缺陷的道德要求,且与当今社会的法治精神不相吻合,因而不宜褒扬和提倡。

论老子的“以德报怨”

以德报怨是老子的重要思想,其原文出于《老子》第63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有些解《老》者对《老子》第63章“大小多少,报怨以德”的经文提出质疑,如姚鼐、奚侗、马叙伦、蒋锡昌等,这是不可取的。帛书《老子》甲本正作“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可见今本《老子》第63章的内容无误)与该章义旨相关的第49章则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认为,在如何协调社会人际关系特别是如何解除矛盾、化解怨愤上,仅仅做到“善者吾善之”“信者吾信之”是不够的,只有做到“不善者吾亦善之”“不信者吾亦信之”,才是真正的“德善”“德信”,所以他主张以德报怨。此点,确乃显示出了道家的宽阔胸怀和超越精神。老子以德报怨的思想主要包含三层含义:其一,体现社会与人生的理想境界。以德报怨是道的呈现,乃为大善。其二,重视感化与宽容。其三,以德报怨,直在其中。对此,本文结合《老子》文本以及老学史上的相关内容进行具体论述。

以德报怨的经济学解读

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出发,对"以德报怨"的社会效用进行了解读,剖析了"以德报怨"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利因素,提出了解决矛盾纠纷的可靠途径。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权对日“以德报怨”政策之原因分析

“以德报怨”政策作为战后国民党政权对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蒋介石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的胜利演说。国民党政权的对日“以德报怨”政策是非常宽大的,其希望拉拢日本的想法是明显的。战后初期中国事实上的分裂以及美苏支持的有限性迫使国民党政权对日本采取宽大政策,该政策亦使得国民党政权能够在战后初期取得日本军队的支持,顺利地实现对于日占区的接收工作。该政策的实施虽未能阻止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但为国民党政权在台开展对日关系积累了庞大的资源。

以德报怨策略与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

基于自我执行协议理论及交易属性,集中探讨企业采取以德报怨策略应对合作者剥削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企业以德报怨策略如何影响合作者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对173个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买方数据问卷调查,采用PLS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交易属性中的交易可观察性是以德报怨策略的前因变量,并且受交易复杂性的影响。同时,以德报怨策略能够减少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以德报怨”与“以直报怨”的共存关系

《老子》第六十三章载:"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论语·宪问》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何晏注:"德,恩惠之德。"有些学者认为,孔子的"以直报怨"是针对老子的"报怨以德"提出的,而主张"以德报怨"还是"以直报怨",也被看作是道、儒两家的一个重要分歧点。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日采取“以德报怨”政策评析

抗战胜利后 ,蒋介石向全国军民和全世界发表的所谓“以德报怨”的演说。这篇演说虽然令国人“感到意外”,难于理解 ,但日后却成为民国政府对内制定国策 ,对日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因此 ,“以德报怨”的真实意图就是想安抚已成困兽的日本侵略者 ,争取日军配合 ,抢占抗战胜利果实 ,为与共产党的较量创造有利条件 ,达到恢复国民党对全国的控制的目的。

稻盛和夫以德报怨

1998年,日本京都一家步话机生产厂家面临破产危机。在这之前,从国外企业发来的订单多如雪片,该企业扩建厂房、购置设备,但没有在技术上革新。最终,因为产品单一,订单越来越少,该企业陷入危机。走投无路之际,该厂老板想到了京瓷创始人、大企业家稻盛和夫,于是便上门求救。看到对方诚恳的样子,稻盛和夫便答应下来,第二天便去该厂实地考察,与该企业干部员工座谈,他们也热切恳请稻盛和夫先生出手相助。当时,稻盛和夫仅仅出于侠义之心,没有任何所谓战略战术上的考量。

从“活人祭祀”到“以德报怨”:民国时期的死刑存废之争——一种法律文化视角的考察

早在民国时期死刑存废争议就已经存在,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死刑存废之争一度成为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从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有关死刑的立法以及司法判例中也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国民的死刑观念发生着悄然的变化。从法律文化视角进行考察,民国时期的死刑存废之争,折射出的是以"杀人偿命"之报应主义与"以杀止杀"之工具主义的传统刑罚文化向现代人道主义的刑罚文化的转变,体现的是一种刑罚价值取向的进步。

以德报怨的故事

梁国有一位叫宋就的大夫,曾经做过一个边境县的县令,这个县和楚国相邻。梁国边境兵营和楚国边境兵营都种瓜,各有各的方法。梁国成边的人勤劳努力,经常浇灌他们的瓜田,所以瓜长得很好;楚国士兵因为懒惰很少去浇灌他们的瓜,所以瓜长得不好。

战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几个问题

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和世界人士书》广播讲话,该讲话的主旨长期以来被广泛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并被视为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更有不少人把战后中国宽大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不参加占领日本本土、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要求以及日本天皇制得以保留等都归于“以德报怨”政策的内涵。本文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考察,所得结论是:宽大并迅速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虽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宽以待人的民族品格,但它与蒋介石反共的战略以及美国根除日本在华影响的既定政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关于战后日本天皇制的保留问题,蒋介石的态度仅仅是“要日本人民自己决定”,更为重要的是,天皇制的最后命运完全是美国占领当局决定的,与蒋的态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关于中国放弃占领日本本土,这主要是蒋介石出于战后国内政治斗争的现实考虑所做的决定;至于战争赔偿问题,从积极争取到最后的被迫放弃,是既受制于美国政策又无奈地屈于日本压力的结果,很难说是“以德报怨”。总之,将“以德报怨”视为指导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理念并无足够的说服力。

“以德报怨”误解一例

“以德报怨”这一人们熟知的成语，历来被人们理解为用恩德回报别人的怨恨，即把恩惠施于跟自己有仇的人。

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的内幕

一 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一小时,蒋介石在重庆广播电台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这就是著名的＂以德报怨＂讲话。不过,他在讲话中并未涉及＂以德报怨＂的词语,是日本媒体在之后的报道中使用了＂以德报怨＂这个词,便为人所接受并沿用。

以德报怨是打开心锁的灵验之匙

宋就得知廷尉的汇报后,实际上对梁亭和楚亭的情况已作出明确的判断：楚亭懒惰而妒忌,梁亭勤力而小气;楚亭因此而窃搔梁亭之瓜,以免楚令之责,梁亭因此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人恶亦恶,有何不可。

郭子仪以德报怨

唐朝大将军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屡立功劳．受到代宗皇帝的重用．却遭到太监鱼朝恩的嫉恨。

以德报怨与以直报怨

德怨(恩仇)相报问题说起来简单,真正落实到具体事件之中就难免会让人产生困惑,因此有人专门向孔子请教道:"以德报怨,何如?"孔子答道:"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篇》)孔子认为,人与人相处必须坚持平等的原则:别人对我友善("德"),我对别人也友善,这就是"以德报德";别人对我不友善("怨"),我对别人当然也不友善,不过不是以怨报怨,而是"以直报怨"。

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真相

【导语】蒋介石曾带话给冈村宁次，“拯救日本非我莫属，然日本人误解我的本意，实为憾事。” 1中美关系恶化，国民政府决定对日“以德报怨”，借日本牵制美国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实行“以德报怨”政策，轻判日本战犯、放弃战争赔款。

“以德报怨”亦需法治支撑

安徽舒城初三女生小何骑电动车上学，见一老太摔倒忙上前搀扶，不料老人一口咬定是小何撞了她，交警反复勘查，终还小何清白。4月21日，老人伤愈出院时，善良的小何不计前嫌，带着家人向这位经济困难的老人捐款千元，小何“以德报怨”之举也在当地传为佳话（4月24日《华商报》）。

孔子主张“以德报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讲一个人要有宽阔的胸襟，别人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自己不但不记恨对方，反而对此人施以仁德，这就叫做“以德报怨”。这样的胸怀和修养是人们所称赞的。“以德报怨”出自于《论语》，孔子主张仁德，是孔夫子教导我们这样去对待伤害我们的人吗？其实孔夫子的观点和立场并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