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邪”与清代假命案的形成与处理——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讨论

有清一代,凡最终确定并不构成关系人犯罪的命案称为假命案。在对假命案的处理过程中,涉案人及州县官员均有借用“遇邪”之类理据来促成案件和解的行为。虽然百姓以死者“遇邪”为由和解命案的背后多隐含金钱因素的推动,但知县为了顺利结案,对于这一结果往往乐见其成,甚至在审案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主动引导涉案人确认死者遇邪身亡之举。然而,由于朝廷以儒家思想规范社会,总体上不容妖邪鬼怪之说,州县在上呈详文中又往往隐去“遇邪”的死因记录,以致档案记载的司法状况多呈混乱。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此类司法实践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司法实践会造成案情中许多对社会生活史和法制史研究有重要意义的真实细节的遗失。

清代乾隆朝归化城土默特“假命案”型诬控刑案研究

清代乾隆朝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假命案”型诬控案件主要包括利益冲突型“假命案”、族群冲突型“假命案”、邻里纠纷型“假命案”。虽然很难得出清代土默特地区普通民众“好讼”之结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利益、个体性格、民族隔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该地区诬控现象增加。在清代,无论对诬控命案的“依法裁决”还是“轻纵”,皆是司法官吏为实现边疆基层司法治理的一种司法策略行为,而非“官员规避审判责任的策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