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式的挽歌背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深层机制

经历了百年的西方文化压抑后,儒家的哲学、美学、道德以及文艺理想,正在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而走向世界。国人对待传统的态度也从激进主义的审父到收视反听的审己。从费正清到列文森,美国汉学界的研究范式也有了些微变化:从社会史过渡到思想史;从历史问题进入文化艺术问题;从百科全书式的研究进入专史研究。

东方乐土:“儒教中国”与欧洲思想现代性

16世纪,来华耶稣会士不仅将宗教信仰和科学知识传播到中国,而且还撰写了大量有关帝国的政治制度、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书籍,向欧洲介绍了一个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大一统"儒教中国"。虽然"儒教中国"知识的产生与当时耶稣会的跨文化宗教传播策略密不可分,但在17—18世纪却跃然成为欧洲思想现代性的智慧源泉,中国的表意文字曾一度成为欧洲乃至英国知识界举例效仿的典范。基于福柯的话语场理论分析"儒教中国"话语的产生和过程,能够深入了解17—18世纪欧洲尤其是英国掀起的中国文字热现象所隐含的欧洲思想现代性对"儒教中国"的挪用与调试机制。

对“儒教中国”与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千百年来,人们都将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以"仁"为核心,并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中有着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关于人与社会的学说称为"儒学"。传统中国社会深受儒文化的浸润,本文着力研究"儒文化"的形成及衍生过程,提出了"儒教中国"的特征,指明实现"儒文化"同历史文化的整合和促进儒文化的新变革,必然适应我国正在发展中的现代化的需要。

对“儒教中国”的理性反叛——陈独秀的孔教观

儒家思想的政治学说并没有从伦理学的母胎中剥离出来，更未曾咬断与伦理学的脐带而成就一个独立的学科。儒家思想把父与子的血缘关系，和君与臣的政治关系完全混为一谈，由伦理上父对子的绝对权威与子对父的绝对服从，推衍到政治上君的绝对权威与臣的绝对服从，为“君臣大义”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且其中的情感联系由伦理的“孝”而推衍到政治的“忠”。这样的思想一经政治化世俗化，便成为“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的奴才信条。

儒学的现代化历程——读《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在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之后，中国被迫纳入了全球化体系，而伴随着这一痛苦的社会现实，代之而来的是殖民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嬗变。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就从“冲击一回应”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天下”的观念实际上是与儒家的“道”，亦即中国自身的主要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重建中国的信念世界--徐复观对儒教中国的精神激活

儒教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中陷入了全面危机。面对这样的文化危机,人们以为只要挽回了物质颓势就可以拯救中国人的自信。对此,徐复观认为,不能指望从物质文化上重建中国,只有激活中国人的信念世界,重新张扬儒家价值观念,才可以期望国家的现代重建。这一主张涉及文化信念、制度建制与重建契机诸问题,徐复观从这三个方面对儒教中国信念世界的重建展开论述。但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将信念的重建与国家的发展转变紧密连接起来,恰恰在这里,徐复观显示出与一般新儒家主张不同的别致之处。

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看列文森的儒学观

列文森(1920-1969)作为美国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以一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奠定了其令人瞩目的学术地位。在这部著作中，他着重从思想、政治、历史三个不同的视角层面，剖析了主要由儒学所培养的文化精神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以及儒教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尤其着力于揭示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由其所决定的儒教在现代社会成为一种历史存在的必然性，许多深刻见解至今发人深省。

冲击与回应——康有为儒教中国的转型之思

面对西方的冲击,因应时代之召唤,康有为作为一个'新秩序与新方式'的倡导者,把自己的普遍主义精神诉求同对中国命运的特殊关怀结合起来,提出了全面的救世方案。他提供的'保国一保种一保教'的回应方案,典型表征了儒教中国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完整战略意识。因为强烈的危机意识,康有为无疑更多地关注西方式政教与国家组织形式与动力效果的优点,对此中的缺陷与罪恶往往采取一种权宜主义的容受,最多是大同主义乌托邦式的抽象批评态度。但毋庸置疑,对西方力量挑战下新历史形势的敏感、对西方政治思潮的容受和对今文经学传统理论资源的继承,在康有为这里促成了一种新的思想综合,这种综合作为儒教国家转型的理论筹划,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与其说作为答案,不如说作为问题,深刻地凸显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理论与现实困境。

从儒教中国到共产主义中国——评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海外新儒学第三期代表人物杜维明曾说，“《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尽管70年代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人们却始终无法回避它所提出的问题。”

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里程碑——《中国儒教史》批评之三

本文是针对张荣明先生《儒教研究的里程碑》[1]一文而作 ,是针对张先生所涉及到的相关问题而言 ,不妥之处 。

中国儒教与日本大化革新

(一) 具有五千年可考历史的中国文化,是亚洲文化的伟大代表。中国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东方正教文化、伊斯兰回教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一起,是人类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五大文化形态。与其他四种文化形态一样,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其有着广阔的国际涵盖范围,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为圆心的文化圈。作为成熟的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儒教渗透在各个方面,在中国文化圈以外也起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日本历史上足以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的大化革新,其政治思想基础和政策策略指导就是中国的儒教。

《中国儒教史》反思:中国文化宗教论──兼与李申先生商榷

李申的《中国儒教史》其思想方法是对中国文化进行彻底的宗教化 ,与任继愈的“儒教是教说”一样承诺了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 ,并且比“儒教是教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文化宗教论是对中国文化的歪曲和否定 ,应该对其反思批判。

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史的知识社会学初步考察:一种民族学视角的社会理论反思

从梁启超开始的新史学重新将清朝官修史学的民族多样性缩减成为以儒学为核心的史统,后来的中外学者或者从儒学与皇权之关系、或者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意识形态史。这样一种眼光将元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多元性转变成了国家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并进一步在中西关系的知识格局中来审视今日中国,而没有看到,藏传佛教作为一种兼具宗教与知识性格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国意识形态史之转型的意义。本文综合考察了国内外学者的儒教中国论、佛王治世说和元代的知识格局变迁,认为从凉州会盟以后,藏传佛教体系进入中国,中国的意识形态史从儒学中心的结构时代进入了多元意识形态关系史的时代,这一知识社会学的眼光或将对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研究有所裨益。

近代孔教运动与现代儒教重建——评《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

儒教问题是当今学界具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热点。十多年前由李申教授所撰写的《中国儒教史》在学界引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争论。韩星教授积极参与了这场争论,后来撰写了《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一书,对儒教问题产生的由来和争鸣情况做了梳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何为儒教?儒教何为?——当代儒教问题述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儒教问题一共发生了三次大的争论.其一,1978年,任继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首次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由此引发激烈争论.其二,1998年,《文史哲》编辑部组织了“儒教是否是宗教”的笔谈,得到了包括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郭齐勇、张立文、李申等知名学者的参与.其三,2000年,李申《中国儒教史》出版,有关各方就儒教史问题在新世纪孔子2000网站上展开辩论.这三次讨论围绕“何为儒教”、“儒教何为”等核心问题,一次比一次深入,将儒教问题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维新运动与孔子观念的裂变

作为对儒教中国的政教传统谋求一体改造的近代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引发了孔子观念与孔教信仰的深刘裂变,而且使近代保守主义者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乃至绝不相容的种种面孔。他们在守旧与开新、尊孔与保教、纲常名教与自由平等之间,做着各武各样的选择。正是他们那各自不同乃至彼此对立和冲突的选择意向,预示了儒教中国在近代注定走向解体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