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基层青年公务员主动担责行为影响机理研究: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在新时代背景下,明晰基层青年公务员敢变革、善作为的主动担责行为背后复杂且动态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激励青年公务员扎根基层建功立业是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文章构建“高承诺工作系统—心理授权—公共服务动机—主动担责行为”的链式中介模型,在2个时点上收集315份基层青年公务员的数据进行验证。结果显示: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基层青年公务员主动担责行为有正向影响;心理授权与公共服务动机均在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基层青年公务员主动担责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心理授权与公共服务动机均在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基层青年公务员主动担责行为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基于此,为进一步激励基层青年公务员的主动担责行为,提升基层青年公务员的活力和能动性,需要多方发力,在构建高承诺工作系统的同时尤其要重视增加基层青年公务员心理授权,提高基层青年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公务员内生动力的激发——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分析

基层公务员作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其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基层公务员的内生动力主要来自个体的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的内化,而内在动机是强大且难以改变的,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基层公务员外在动机的内化整合。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可以通过对行为的外在激励促进基层公务员外部动机的内化整合,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可以通过适当的外部激励机制来满足基层公务员的胜任感和情感需要,借以保证其在乡村振兴中公共服务动机的自主性,促进基层公务员外在动机的内化,最终激发基层公务员的内生动力,为我国的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可持续发展的活力。

总结与前瞻:近三十年来国内公务员能力研究的趋势分析

长期以来,公务员能力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并形成大量研究成果,有必要进行阶段性的总结,为该领域的知识积累与再生产提供指南。本文以近三十年来国内公务员能力研究大样本文献为数据源,应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公务员能力研究的知识图谱,据此对我国公务员能力研究的历史和未来进行分析,识别研究热点与走向。研究发现,公务员能力研究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稳定期,目前已经形成了公务员政治能力、行政能力、法治能力、治理能力、信息技术能力等五大研究领域。未来的公务员能力研究,一方面要深化和创新研究议题,尤其要关注公务员面向未来的数字适应能力;另一方面要增加公务员能力的解释性研究,增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视野的创新性。

基层公务员一元思维方式及其影响机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底线心态发轫于经管领域,是描述员工关注某项重要事项而忽视其他竞争性事项的一元思维。在公共管理领域讨论底线心态,是为了解释基层公务员在工作中“左支右绌”的行为困境。基层公务员的底线心态具备灵活性特征,据此提出可能的测量方式,并从底线心态的形成机制和影响效应两个方面来揭示其过程。关于形成机制,可分制度、组织、个体三个层面讨论。其中,目标设定、感知问责、上级底线心态、关注自我利益、社会善念以及情绪耗竭等因素对基层公务员的底线心态产生影响;关于影响效应,根据管理效益和社会伦理两个维度,将基层公务员的组织行为划分为四种类型,由此深入阐述不同要素的底线心态对基层公务员不同类型的组织行为的影响。基层公务员底线心态研究能够促进相关理论发展,值得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重视。

外在激励如何影响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一项调查实验研究

如何有效提升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已成为当前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已有研究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可激励属性重视程度不足,且缺乏在中国情境下的因果机制探索。基于此,论文采用调查实验法,以S省基层公务员为研究对象,探析不同的外在激励如激励性质(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与激励方式(金钱激励与荣誉激励)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因果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激励方式在激励性质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相较于负向激励,正向激励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影响更强,而以金钱和荣誉为代表的激励方式对其公共服务动机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性影响。此外,在激励性质和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中,激励方式发挥了调节作用,即相较于荣誉激励,金钱激励下正向激励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更强。研究拓展了对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前因的探讨,丰富了基层公务员的激励理论,为政府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公务员激励机制提供了决策支持。

全球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类型、内容与应用

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是能力评估、教育培训和人才发展的重要基准。文章关注全球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研制与应用的最新动态,选取14个由权威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官方构建的代表性框架,总结为五种类型。归纳其核心内容,包括:强调数字思维认知的引领、凸显数字情感态度的融入、重视组织数字文化的营造、遵循数据隐私安全的要求、促进数据驱动决策的利用、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的应用,以及突出差异化能力分级分类。框架已应用于开展水平评估、优化数字人才结构、设计培训内容和开发资源导航等场景。为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建议持续完善框架内容、提供框架应用指南、组织交流推广活动和强化多元主体参与。

公务员数字素养、组织资源与数字政府建设行为——基于调研数据的探索性研究

数字理念、资源和技术日益驱动传统政府向数字政府形态转型。公务员作为微观层面的具体行动者,其数字素养对政府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目前公务员数字素养具体发挥何种作用仍是一个尚待揭示的问题。将公务员数字素养、组织资源与公务员推动数字政府建设行为纳入一个有机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四川省基层公务员调研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公务员数字素养对其推动数字政府建设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公务员的数字素养由数字意识、数字能力与数字责任三个维度组成,公务员数字素养与其数字政府建设行为正向联系,其中数字能力与数字责任尤为关键;组织资源在数字素养与推动行为之间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建议政府部门持续加强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提升,发挥组织资源的有效作用,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

从“实习交流”到“暂驻交流”:一国两制下香港地区与内地公务员交流的发展变迁与比较分析

在一国两制背景下香港地区与内地公务员交流历经了从“实习交流”到“暂驻交流”若干阶段的发展变迁。在我国公务员交流制度实践中有实习交流、挂职交流与暂驻交流三种主要方式,三者的性质、内容、实施依据、运作向度、时间跨度和适用对象等都有所不同。当前香港地区与内地公务员交流面临诸如公务语词、工作模式、规则机制以及行政文化的两地差异带来的难题和挑战,对此,公务员交流有必要开展职前培训,以目标为导向匹配城市“精准”派遣,兼顾工作生活习惯做好岗位适配,对接跨境规则与机制并以制度促进交流效能。

做好聘任制公务员工作 要注意调动三个方面的积极性

四川是聘任制公务员工作开展较早、规模较大、效果较好的省份。2020年以来,全省紧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对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的需求,创新工作理念、拓宽选人视野、健全用人机制,特别是通过充分调动公务员主管部门、聘任机关、聘任制公务员三个方面的积极性,有效形成推动实现工作持续高水平运转的强大合力和良性循环。

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公务员执行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处于封关运作的关键阶段,海南公务员的执行力水平很大程度决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成效。从公务员个人视角出发,依托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不同职级、工龄的海南公务员在执行力上差异显著,政策目标设定水平、个人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程度和组织公正感与公务员执行力显著相关,目标设定的明确性维度、基本心理需求的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维度、组织公正的领导公正维度对公务员执行力具有显著的预测力。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海南公务员执行力的对策。

基层公务员公共价值冲突测量量表的开发与检验

基层公务员作为街头场域公共价值的实现者、分配者与诠释者,不可避免因公共价值选择引发的公共价值冲突而深陷道德困境的泥潭。要实现公共价值冲突的有效治理,前提是精准测量基层公务员感知到的公共价值冲突,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有效的测量量表。为此,本文基于47名基层公务员的深度访谈资料,运用内容分析法提炼基层公务员公共价值冲突的内容维度及初始题项,并经项目分析及信效度检验剔除相关度较低的题项后,最终开发出由3个维度、13个题项组成的正式测量量表。在此基础上,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了此量表的结构效度,并将任务绩效作为关联校标,验证了此量表的预测有效性。本文为学界提供了测量公共价值冲突的有效方式,为进一步探究该构念的前因后果提供了工具基础,从而有利于拓展公共价值失灵、价值冲突治理等理论的发展空间。

关于提高乌鲁木齐市育龄公务员生育率的思考

为应对生育率下降趋势,国家不断优化生育政策,提供配套支持措施。公务员作为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能力素质较高的群体,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生育对于公务员自身、家庭与国家而言非常重要。通过调查乌鲁木齐市育龄公务员生育意愿,分析影响因素,借鉴部分地区的鼓励生育政策,有针对地提出对策建议。

公务员及参公管理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的制度衔接及完善

在实践中,公务员及参公管理人员因工伤残(亡)和因公伤残(牺牲)存在两种不同的保障渠道。两者择一而为还是兼顾,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由保障渠道的选择和保障待遇的差异极易诱发争议。为此,需进一步明确不同保障渠道的优先顺序以及符合补差原则要求的待遇支付顺序。同时,为确保政策实施的公正公平,还应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将有特别法规定保障工(公)伤(亡)情形的公务员群体,明确按专门规定处理,不宜强行纳入工伤保险统筹。此外,为推进公务员及参公管理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尚需进一步明确工伤保险业务开展的管辖层级,规范工伤认定权限,坚持以工资总额作为缴费基数等。

基于履历信息的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晋升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L少数民族自治县为例

多层级的政府结构下,基层公务员晋升受到限制,“科级天花板”问题较为普遍。文章收集了广西壮族自治区L少数民族自治县的106位基层公务员的履历数据,对其进行深度编码,并引入生存分析法进行分析,以考察个人信息、教育经历和工作信息等因素对基层公务员职业阶段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基层公务员存在晋升关键期;基层公务员晋升注重党员身份和教育经历;在进入公务员体制一定时间后,会出现晋升瓶颈。基于研究结论,文章建议从评价体系、晋升渠道和创造条件三个角度完善晋升机制,以促进基层公务员职业发展。

激励失灵:基层公务员晋升的现实逻辑及其后果——基于中部A省某区直单位“关系消解激励”的观察

自上而下为调动基层公务员积极性,做了很多正向激励的努力,如职级并行、考核奖励、“制造流动”等等,但基层公务员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基层公务员存在激励困境,本文旨在探讨该困境生成的内在机理。基于中部A省某区直单位为期6年的观察发现,首先,体制内激励基层公务员的办法通常有精神奖励、物质奖励以及晋升激励。这三种奖励办法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以晋升为奖励手段的内核激励,以及以物质和精神奖励为手段的边缘奖励。其次,由于奖励资源的稀缺性,实施奖励就必须具有程序上的公平依据,因此,考核是实施激励的重要补充。但吊诡的是,现实中考核往往并不是激励的依据,而是相反。再次,实施内核激励的真实依据是由基层公务员在体制内外关系资源的强弱建构的隐性晋升秩序,而边缘奖励则对该秩序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作为一种平衡。因此基层普遍存在年度优秀公务员和晋升者不一致,以及晋升者的领导评价和同事风评不一致的现象。最后,隐形晋升秩序让内核激励和边缘激励效果出现了双降,本文将其总结为“关系消解激励”,并且当前的分配型体制正在强化县域的关系属性。

公务员制度中强化党内法规执行力建设路径探究

公务员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培养一批高服务意识、高素质、高水平的公务员队伍,使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公务员制度发展过程中,应以持续强化党内法规执行力为关键,提高公务员队伍建设质量,对此需参考公务员制度基本内容,扩大该项制度的影响力。

三向发力锻造过硬公务员队伍

刚刚过去的2023年,对于朝阳县大庙镇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李泓阳来说,注定不凡。他曾是一名“三支一扶”人员,因大学所学专业比较冷门,数次无缘公务员招录考试。“多亏了市里的好政策,专门设置了面向基层项目服务人员定向招录的岗位,才使我获得了这份工作,也更坚定了我服务家乡的信心。”李泓阳说。

景谷县 加强新录用公务员培养

为助力新录用公务员尽快适应新环境,转换角色较好融入工作,景谷县精心准备新录用公务员岗前“三课”,从源头助力年轻干部成长成才。精心准备,定制“成长课”。将到岗“第一课”纳入景谷县年轻公务员“源头选育”工程,形成工作机制。有针对性地设置培训课程,将公务员法、纪律作风要求及相关规定等纳入课程内容,并播放《新录用公务员启航手记》PPT,发放手写温馨提示、帮带导师寄语的《年轻公务员“源头选育”工程成长档案》。

公务员数字素养:概念特征、结构测度及提升路径

如何培育和提升公务员数字素养,既是当前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实践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全面回溯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厘清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内涵与特征;系统梳理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框架,剖析这些概念框架在结构维度上的共性和深层次联系。基于情境学习理论,构建“公务员——数字政府——数字社会”联动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提升路径与策略整合模型,从公务员数字思维和认知、数字知识和技能、数字行政技能、数字治理能力的综合提升,以及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保障支撑作用这五个层面提出优化路径与推进策略。

责任型领导对基层公务员沉默行为的抑制机制——社会认同视角下的中介调节模型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剖析领导关系认同、同事关系认同在责任型领导对基层公务员沉默行为抑制中的中介作用,考察圈外人身份认知对中介作用强弱的调节,构建“有调节的中介”理论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责任型领导通过关系认同中介对基层公务员沉默行为产生抑制作用;领导关系认同、同事关系认同中介责任型领导对基层公务员沉默行为的影响;圈外人身份认知调节责任型领导对基层公务员沉默行为影响机制的前半段,并且圈外人产生负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