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本位政策”新论——以隋唐帝国形成的基础要素为中心

"关中本位政策"是隋唐帝国形成的政策基础,主要包括军力基础、财力基础和文化基础。关陇集团创立者立足北魏政治遗产、关陇地域、姬周礼教、文武人才等客观基础,采取系列举措,将政策基础要素进行系统整合,建构出一套高效、有力的军政系统,为西魏北周隋唐的东西南北扩展提供了充分保障,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安伽墓志》与“关中本位政策”

西安新出土的北周时期《安伽墓志》是研究凉州安氏来源与迁徙问题的新资料,由此反映出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的推行状况及本质。根据墓志提供的线索,文章由墓志内容考释入手,结合历史文献探讨了安氏的凉州郡望、徙居关中的过程等及其与“关中本位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个政策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对此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内先协和”与关中本位政策

西魏大将贺拔胜提出的"内先协和,顺时而动",是理解关中本位政策的钥匙。宇文泰执政时期,其政策基本是按照这八字方针实施的。"顺时而动"是对宇文泰不顾与东魏的实力差距,急于求战的批评,教训来自河桥之战和邙山之战的失利。两次战役的失利也暴露出武川集团内部的摩擦。"内先协和"就是先巩固好内部团结。贺拔胜无疑强调武川集团内部的协和,宇文泰基于在关陇社会的经验,更加强调武川系势力和非武川系势力的融合。从大统九年之后宇文泰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行为综合考量,关中本位政策是一种强调内部融合的政治文化实践。

西魏关中本位政策乡土性的成因与影响分析

迫于现实军事与政治的压力,西魏国家长期奉行"关中本位政策"。该政策将关中地域视作政权统治的根本,更将武川集团与地方武力融冶为一体,引导两类政治团体共同以关中作为乡土,一同卫护本乡本土,抗击来自乡土以外政治敌人的军事侵扰以及维护乡土内部的政治稳定。

“关中本位政策”的嬗变与山东问题

陈寅恪在40年代初提出“关中本位政策”,并明确认为这一政策在武则天之前仍保持并推行着。经过对《周书》和《隋书》等传主籍贯的分析,对陈氏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关中本位政策”在隋朝炀帝时就开始发生变化,到初唐特别是唐太宗时已不复存在。其根本原因,与山东地区在隋唐之际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

浅析西魏“关中本位政策”乡土品质的形成

迫于现实军事与政治的压力,西魏国家长期奉行"关中本位政策",该政策将关中地域视作政权统治的根本,更将武川集团与地方武力融为一体,引导两种政治力量共同以关中作为乡土,一同卫护本乡本土,抗击来自乡土以外政治敌人的军事侵扰以及维护乡土内部的政治稳定。

说“关中本位政策”

陈寅恪先生1940年代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说,在西魏北周隋唐政治史研究方面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该说认为,西魏实施"关中本位政策",北周、隋及唐前期(开元以前)皆踪行之。西魏靠实施此政策而与东魏、梁朝抗衡,北周因实施此政策而灭北齐,而唐代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的兴衰及其分化。岑仲勉、黄永年二先生乃"关中本位政策"说的主要批评者。岑先生认为,从唐太宗用人看,不存在"关中本位政策";黄先生则更进一步,认为隋炀帝用人已不显示有"关中本位政策"可言。实际上,岑、黄二先生的看法都是误解的结果,因为他们都是根据《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的论述而作批评,没有疏通该书中篇及其他相关论著的论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的表述有欠精确,则是岑、黄二先生误解的根本原因。因此,仅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的表述看,当认为岑、黄二先生的批评都有理;但从陈先生关于"关中本位政策"的系统论述看,则可说岑、黄二先生的批评都无理。

浅析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

关中本位政策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所提出的学说。这一学说是用以阐释西魏、北周、唐三代政权的特点。关中本位政策这一学说,60多年来被海内外学者广泛引用,似乎已经成了定论。但对此学说,陈寅恪先生并没有专门的界定,只是在他作品有所体现,给后人的感觉上是有道理的,但总觉得有些模糊,甚至引起理解上的争议。由此,本文将从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对其概念进行解读。

浅析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

本文将从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对历史学家陈寅恪所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学说进行了初浅的解读。

论初唐“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对文学的影响

“关中本位”文化政策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西魏至隋唐之际,“关陇集团”为了加强统治实行了“关中本位”文化政策,这一政策不仅维护了其在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中的绝对主导权,而且对当时的文学特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文学特质的形成既有现实的政治基础,又有唐代胡汉文化对峙、融合的独特复杂性。从深层次上来说,唐代文学的特质源于儒家文化的向心力,及其兼收并蓄的文学观,从强调文学为政治的附庸,转向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并最终形成“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唐代文学特质。

“关隴集团”问题——对陈寅恪先生“关中文化本位政策”的批判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書开首写道:“种族及文化二問题,……实李唐一代史事之关键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又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论稿”中写道:“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間題,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謂胡人汉人,大致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較重,而种族之关系較轻,所谓有教无类也。”由此可見,陈先生認为北朝隋唐的历史实质就是种族文化的历史,又因为文化之关系較重,种族之关系較轻,所以种族文化问题,实質又是文化问题。什么叫做文化?

杨隋出自山东寒庶

隋王朝的统治者杨氏一直标榜其祖籍为弘农华阴，先祖为汉魏之际头号门阀士族弘农杨氏。但大量史实证明，杨氏出自山东寒庶，家族的发迹主要靠西魏大将军杨忠屡立战功，以军功成为关陇集团核心成员，奠定了扬隋帝业的基础。西魏、北周上层统治者通过赐姓、改易都望这一集团政治行为，伪冒士族，杨氏堂而皇之成为“弘农杨氏”、“武川镇将”。关陇集团胡汉混杂，士庶莫辨，虽有门阀化趋势，但隋时门阀制度已被度除，门阀只是留存于社会观念及婚姻习俗中，杨隋并不代表门阀利益的政权。

唐高宗武后东巡及其政治的转化

唐高宗自贞观二十三年(549)六月即位,至弘道元年(683)底病卒,在位34年,七次巡幸东都洛阳,居其地达11年之久。高宗为什么频繁出居洛阳?在这期间武后起了什么作用?笔者力图从文献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目的是揭示出高、武政治发展的倾向及其转变。一早在40年前,陈寅恪先生就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对高宗武则天政治作了精辟的论述。

略谈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

陈寅恪先生于1968年10月7日逝世。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研究者撰写的记述寅恪先生治学的文章多篇。我也曾写过三篇小文,陈述我对寅恪先生治史方法的理解与体会。现在重读自己的旧文,很不满意。我从寅恪先生受业多年,读先生书,但却不足以知先生之学。这几年反复研读先生的书,并以先生之学来教导学生,对先生的学风和治史方法似乎理解更多一些,写出这篇小文,请读者指教。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贡献

陈寅恪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他通晓蒙、藏、满、日、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等十多种文字,尤精于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他先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的研究,有关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著述尤为精湛。他在学术上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巨大影响。他留下的学术遗产是丰富、宝贵的,值得学术界珍视和总结。

唐初政权非由关陇士族垄断

陈寅恪教授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写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陈寅恪的观点影响很大,直到今天,某些唐史论著,仍然因袭陈寅恪的观点,宣称武则夫打破了关陇集团对政权的垄断。但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这里提出两个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