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的期盼:中国古代君德论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君德论起源于殷周,发展于两汉,兴盛于唐,繁荣于两宋,变革于明末清初,一脉相承而内容不断丰富。君德的内容包含了君主的德性、器识、才智、能力等诸多因素,主要体现在君主个人修养以及施政过程中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方面。完善君德的方式主要有经筵讲读、皇储教育、家训教化、大臣谏诤、史书褒贬。古代君德论特征鲜明,君主地位的尊崇、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需要是君德论的起点,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理论是君德论的思想基础,读经观史,以经为则、以史为鉴是完善君德的重要手段,“致君尧舜”是君德修养的重点。古人已经形成了一套围绕君主而展开的关于君德修养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要看到,古人讨论君德,既存在“师道”与“君道”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也没有进行制度层面的反思,反映的只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政治伦理观。

经世的庄子与庄子的经世——论钟泰对庄子内圣外王之道的开显

历代解庄、注庄者在诠释庄子思想时,多将庄子视为岩穴之士,而忽略了其思想中所具有的经世之志与治理主张。钟泰则通过对《庄子》文本的分析,在梳理庄子形象变迁的基础上,指出了庄子思想中所具有的忧患意识与现实关照。他认为《庄子》内七篇完整地阐发了庄子本人的内圣外王之道:《逍遥游》阐明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价值指向,《齐物论》为内圣外王之道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养生主》指出了内圣外王之道的修养工夫,《人间世》则阐发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智慧,《德充符》则诠释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内在关联,《大宗师》与《应帝王》则论述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实施路径。以此内七篇为基础,钟泰分别细致剖析了庄子内圣之学与外王之道的具体含义,彰显了庄子经世思想的内在逻辑,为理解庄子治道思想开显了政治哲学视域下的诠释路径。

儒家思想中的“内”与“外”——“内圣外王”何以成为儒学之道的一个“关键词”?

“内”“外”分类具有丰富多彩的象征意义。在先秦儒家,“内”不仅是德性生活的策源地,也是天植灵根之域;在《庄子》中,“道德”“天道”“本真”“物之祖”“天地精神”“太初”等形而上的终极实在与“内”联系在一起,“内之域”即是恬淡寂漠之域、自然而无为之境。惟有深入其“内”,方能做“方外之游”。“入其内”即是一不断超越各种“外”的工夫、一不断“向内而在”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其明心见性之学一度“垄断”了这一“内”之领域,其学被称为“内学”,其经典被称为“内典”,儒学及其经典遂沦为“外学”与“外典”。宋明理学转向“内”,实则可归结为两个面向,即将天道性命一贯之学落实于人之心性世界中,而心性生活又必须在人世间、人伦社会(“方内”)之中实现。于是,与天道沟通的心性世界(“内圣”)与日用伦常的关切(“外王”)之关系遂成为“内外本末,始终后先,显微无间,体用一源”之关系。“内圣外王”一词因此最终成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之道的关键词。在现代新儒家建构第三期儒学格局中,“内圣外王”一词实兼有“定性”“定向”“综合”三义于一身。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辨正

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虽为人所熟知,但对其通常的理解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偏差和含混之处。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中的“外王”指的就是“平天下”“明明德于天下”“平治天下”或者“安百姓”“安天下之民”。成就这样的“外王”的最佳人选无疑是“圣王”,而“圣人成为王者”最为合理的制度化路径就是“禅让”。当“禅让”的理念由于缺乏实际的可行性而被排除之后,“王者”与“圣人”的合理结合方式就是荀子所说的“尊圣者王”或者“圣君贤相”。“外王”的成就必然需要“内圣”的“客观化”,“外王”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仁政”,“仁政”的首要意蕴就是“圣王之制”,而“圣君贤相”之“存神过化”的政治效应当然也是以“仁政”的制度之维为背景和基础的。

周敦颐“内圣外王”思想研究

“内圣外王”是儒家甚至整个中国哲学的重要话题,而生活于儒家与佛、道论争时期的周敦颐在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内圣外王”思想,表现出较强的创新性。周敦颐的哲学体系以“太极”宇宙论和“诚”本体论为核心,并将圣人作为天道向人道转化的承接者,围绕着圣人、道德本体之“诚”以及动与静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内圣外王”之修养工夫的理论体系,并且得出圣人是可学的、也是可以达到的结论。“内圣”的目标是以圣人为道德榜样和理想人格,在对本体“诚”认识的基础上立志成圣;“外王”则是要在达到“内圣”的基础上实现圣人的外王目的,即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内圣外王与当代新儒学重构

各位专家、各位同道:大家上午好。首先祝贺《当代儒学》杂志成立十周年,为当代儒学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我原来报了一个题目,刚才听黄玉顺教授这么一讲,我觉得那个题目是讲过去的,所以就想换一个题目,更贴近现实。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传统和现代联系起来讲,所以我就以“内圣外王与当代新儒学重构”为题做个发言。刚才李若晖教授、梁涛教授也都提到了内圣外王的问题,也给我很大启发。

“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注》对《庄子》的强制阐释

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阐释具有密切的关系,解释者往往以经典阐释的方式展开哲学体系的建构。向秀、郭象之阐释《庄子》,打破了视域融合的平衡,突破了文本客观性的限度,肆意地发挥其主观思想,建构了一套新的玄学体系,是“过度诠释”“强制阐释”的典范。郭象之诠释的基本目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即把庄子的方外之道转化为玄学的“外内相冥之道”,圣人养心养神即治国平天下。这是以养心养神为主而以治天下为辅的统一,即以道家思想为主而以儒家思想为辅的统一。郭象运用“寄言以出意”的解释方法,一是以庄文为寄言,非真非信;二是夸大寄言与出意之间的重大间距性,从而忘言以得意。这一方面有利于郭象摆脱庄文的限制,而较为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郭象消解庄文之义与他所阐释“庄子之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确证其解释的有效性、合理性。

儒家精神与领导力的养成——瓦德瓦《内部掌控,外部影响》与内圣外王之道

儒家文化构筑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内圣四范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四途径,强调君子应兼具强大内心修养和外在领导力影响力,以及突出自我的控制、避免偏执、“千人千面”的中庸之理,对现代商业世界领导力的养成极具启发意义。美国学者瓦德瓦新著《内部掌控,外部影响》围绕“如何成为一名对他人有领导力、对社会有影响的重量级大人物”,提出了培养“目的”“智慧”“成长”“爱”和“自我实现”四种核心能量,与儒家文化中“内圣外王”“中庸之道”等核心概念具有相通相融之处。对此进行深入比较和分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

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在大学生人格教育中的价值研究

内圣外王是儒家最高人格理想,其中蕴含进取精神,给人以道德激励;蕴含务实精神,体现坚忍意志品质;蕴含自觉精神,体现主体责任担当;蕴含“治人”思想,体现远大政治理想。针对当代大学生存在的某些人格缺陷,高校可以运用内圣外王人格思想培养其“内圣”人格,用“大学之道”培养其至善的道德品质;用“自强不息”的精神培养其勇于进取的意志品质;用“达己达人”的思想培养其合作意识;用“依于仁,游于艺”的思想培养其良好的综合素质。高校还可以运用内圣外王人格思想培养大学生的“外王”人格,不断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帮助大学生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

内聖外王:論宋代新學的幾個基本問題

關於宋代新學學派的研究,成果豐碩,但若干基本問題仍存争議。“新學”之名,既可指稱王安石的整體學術思想,也不妨作為以他為首的整個學術流派的代稱。新學在宋代的盛衰歷程,可劃分为五期。新學的學派屬性既非法家,也非道家,而是以儒为主,整合道、法、釋諸家學說。王安石是一位積極有为的功利主義儒者,新學則是一種以制度建構为主體的儒家事功之學。“内聖外王”是對新學特色的準確界定,但若用此詞來敘述宋代儒學的演變,將理學視為“内聖外王”的最高典範,則會遮蔽儒學内部的多樣性,得不償失。

“内圣外王”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构

儒家文化具有强烈的以人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其核心是关于理想人格的设计与塑造,即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这一核心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特征,不仅对传统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文化源流之一,而且对我们今天重塑新的理想人格以及培育和弘扬当代中华民族精神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内圣外王”思想及其时代价值新探

"内圣外王"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活的灵魂。"内圣"可比拟一个民族之精神、灵魂气质或整个国民之思想道德修养境界、文化精神素质;"外王"可谓表现于外之社会风气、社会国民士气及其开拓之国富民强、综合国力之景象。内圣化对于现代组织而言可谓一种深厚的组织内凝力、高度的自觉融合境界;组织的内质对应的外观将是一个有至高信誉、良好形象、创造惊人效益的强大实体。

对儒家“内圣外王”的追问

"内圣外王"首见于《庄子》,乃是经过从孔子开始的历代儒者所构建而成的儒家所传之道。道家圣人与儒家圣人在内圣方面由于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以及运思理路不一致,其内圣之道各有其特色也难分轩轾;而在外王方面,儒家圣人更为积极主动地关注现实政治和社会民生,其外王之道更加丰富和壮大。儒家的"内圣"与"外王"以"身"为坐标,用力方向有别,一个向内,一个向外,但二者实际上是一体的,统一在圣人这一理想人格上。立足当代视域可以看出,儒家的"内圣外王"包含历史合理性和现实生命力,构成我们今天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宝贵思想资源,同时亦有历史的局限性。

《庄子·天下篇》与内圣外王之道

《庄子·天下篇》之关切并不在于六家学说的本来面目,其对六家的评述实际上指涉了"内圣外王"之道这一中国政教生活最为核心的问题。通过"道术"与"方术"之辩,庄子揭示出从方术中开出道术的可能性。道术的通达要求天道(神)、地道(明)与王道、圣道四者的连接与整合。《天下篇》在"神明圣王"的大视域下将人分为七类,揭示了政教文明的人性基础。在这七类人中,惟有圣人能够通达天人,承担圣王的事业。因此在人类的政教文明系统中,圣人具有中枢性的地位。

论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从《庄子》的《齐物论》到《天下》 ,再到《天道》的主要段落中 ,可以看出庄子内圣外王之道思想的逻辑发展过程。庄子内圣外王之道的主要特征是以道家的因顺自然为出发点 ,并汲取儒家的仁义说与人伦观 ,以及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部分思想 ,最后又以道家的因顺自然为归宿。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是庄子有关道术之全体大用思想的完整体现 。

“内圣外王”的重新阐释:一种“心理资本”的视角

"内圣外王"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内核和儒学的精神实质,对于构建国人精神家园、树立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内圣外王"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心理资本的理论,从"文化挪移"、"精神对照"、"理一分殊"的视角发现心理资本与"内圣外王"具有一定的蕴涵关系、对照关系、相似关系。心理资本与"内圣外王"的结合研究既可以促进心理资本研究的本土化和"内圣外王"思想的现代性诠释,也可以促进中国学术研究的世界话语权构建。

内圣外王之道与当代新儒学重建

明清以降,儒学由于内部蜕变和外部多次冲击变成了"游魂",面临着现代转型。儒学的核心结构是内圣外王,其渊源是古代圣王。春秋战国时期,现实中圣王不再,原始儒家在理论上整合圣与王,提出完整的内圣外王之道。此后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侧重外王,或侧重内圣,但内圣外王之道一脉相承,传承至今。儒学现代转型的逻辑起点是如何对内圣外王进行现代诠释和转换,港台和大陆新儒家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也存在很大争议。在今天儒学全面复兴的过程中,还应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结构重建当代新儒学,为此作者提出了彰明仁道、修身为本、思想整合、社会儒学、制度建构的思路,即以儒家中和之道整合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社会儒学,上升到内圣外王之道,以重建圆融、圆满的新儒学体系。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三个维度

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存在三个诠释维度:即道德要求与政治效果的维度、道德修养与政治地位的维度、道德本体与政治制度的维度。这三个维度渐次演进,为思考道德与政治关系的问题提供了立体化的参照系。比较分析三个维度的立论旨趣以及它们对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定位,可以发现儒家为确保善治从而对为政主体提出道德要求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而通过权衡各个维度的理论得失,则可知在道德进入政治的过程中既要注意避免德性的僭越,又要注意避免德性的缺失。

“内圣外王”思想的源流及发展历程探析

"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种理想人格,产生和形成于先秦时期,有着现实的社会政治背景。孔子是内圣外王思想的奠基者,孟子与荀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孟子强调在仁且智的内在道德修养方面铸造"圣人"理想人格,而荀子则强调"圣人"理想人格的外在的社会事功。继先秦之后,内圣外王思想在以后的历史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这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汉唐、宋元明清、近代和现代。

儒、道、法的“内圣外王之道”

先秦儒、道、法三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可分别概括为"智仁合一"、"明德合一"、"德功合一",并可归为两种路向——"外学知识"(儒)、"内修心性"(道、法)。古代儒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宋明理学在总体上是"内修"与"外学"兼顾,但到阳明"龙场顿悟"之后,两种路向融为一体矣。